从东夷、南蛮到苗族——兼论蚩尤与少昊的关系
自应劭《风俗通》和范晔《后汉书》记述了关于“盘瓠”传说之后，历代均认为属于“盘瓠之裔”的苗族先民，源于中国南方洞庭湖南北和武陵“五溪”地区的“蛮” 族。近代以来，随着对苗族的史学和民族学的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发现，属于“盘瓠”集团的苗瑶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数次大迁徙，经历了自北向南、从东到西，由“东夷” 而“南蛮”、从蚩尤九黎到三苗、蛮荆的发展过程；洞庭湖南北、武陵山脉和“五溪”地区，实际上只是苗族先民们迁徙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留居地，和进一步向云贵高原和西南各省迁徙的中介地区。关于苗族历史发展的这一观点，目前已为苗族内部和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但也还存在某些分歧。本文拟就其中有关的问题再作些讨探，阐发一下本人的观点。
一、东夷与南蛮
所谓“东夷”、“南蛮”，还有“北狄”和“西戎”（或“西羌”），是从夏商开始，至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的按地域和方位，对“中土”、“中国”周边居民和各族群、各部落集团的统称。夏人居“中土”、“中国”，夷、蛮、戎、狄处“四方”、“四海”。这都主要是地域性的区分，而不是确切的民族称谓，也并非指某个单一的族群或部落集团，通常都包括着不同的族群和部落集团，而且随时代变迁其组成又都会发生变化。本是同一个族群和部落集团，因处不同地域而出现不同的称呼，不同的族群和部落集团由于生活在同一地域之内，而被冠以同一名称，这些现象也是常见的。例如，黄帝部落集团，发迹于本属“西戎”和“西羌” 的渭水上游甘肃天水和陕西宝鸡一带，后东迁，经陕北而山西，进入华北和黄河下游平原，成为“中土”华夏族和华夏集团的一个主要的来源。但至春秋时，仍有姬姓之“戎”活动于陕西境内。他们虽属黄帝的苗裔，因未东迁至“中土”，所以仍被包括在“西戎”之内，以“戎”相称。又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这说明“北狄”之内，也包含有一支黄帝部落。舜部落和商人部落，本来都起于“东夷”，后居“中土”，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秦人部落，先属“东夷”，后居“戎狄”，再入“中国”，成为“华夏”人。
所谓“东夷”，是对三代（夏、商、周）以前即己生活在黄河下游地区，今山东省境内及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东北部、江苏北部一带的各族群和各部落集团的总称。其中，两昊（太昊、少昊）集团是最先发展起来的和最主要的成员。随后发展起来，活跃于这一地区的是蚩尤九黎部落集团。《逸周书.尝麦篇》载：“昔天之初……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宇于”就是“住于”。说明蚩尤部落集团当时生活在原属少昊部落的地方，即今山东济宁、东平、曲阜一带，在“东夷”之内。孟子说：“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诸冯”，在今山东诸城县境。舜帝部落发迹于当时的“东夷”中心地区，曾属“东夷”。还有商人部落。《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民族学和民族史学界一般均认为，商人以鸟为图腾，应属“东夷” 集团的一支，起源于鲁西和豫东北一带。（参见费孝通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陈连开文。）秦人始祖母名女修，传说吞玄鸟卵而生大业，其苗裔伯益（柏翳）曾佐大禹治水，是出自东方少昊集团的大首领。至秦襄公受封居“西垂”时，据《史记》记载，还“主少昊之神”。又据《竹书纪年》和甲骨卜辞记载，夏、商时，山东及淮河流域还有“蓝夷”、“鸟夷”、“淮夷”、“黄夷”、“白夷”、“徐夷”等等。可见“东夷”，包括的族群和部落成分相当复杂，其前后势力消涨和变迁很大。“东夷”与“华夏”，也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东夷” 的大多数部落都先后与源自西部的炎黄族系融合，成为“华夏”民族的主要来源之一。其中也有未完全融合于“华夏”、仍保持着自己独立特性的少数族群和部落，如蚩尤九黎集团的一些部落，则离开黄河下游地区往南迁徙。至秦统一黄河下游和黄淮地区齐、鲁诸国后，这些地区就完全“华夏”化，再未见有什么“夷”人了！
西周金文已出现“蛮”的称呼。如《虢季子白盘》：“征蛮方”；《梁伯戈》：“鬼方蛮”。但“蛮”开始并不专用于南方。《诗经》有“百蛮”，“奄受北国”；《史记》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北蛮”。战国时，始将“蛮”固定于南方，出现“南蛮”的总称。成书于战国的《礼记》载：“南方曰蛮”；《吕氏春秋》曰“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所谓“南蛮”，同样也是地域性称呼，它包括当时处于长江中下游，江汉、江淮和洞庭、鄱阳两湖南北广大地区的众多族群、部落。首先，是“三苗”。在先秦文献中，“三苗”，又称“苗民”、“有苗”。最早出现于帝尧时。《帝王世纪》载：“帝尧陶唐氏……有苗氏处南蛮不服。”故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荀子》：舜时“干戈不用三苗服”。舜“分北三苗”。《墨子》：禹时“三苗大乱”。《战国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即鄱阳湖）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可见，“三苗”曾分布于今天的河南南部和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境内，在尧、舜、禹三代时势力相当强大，是最先见于记载的“南蛮”。但自夏、商开始，再未见“三苗”的活动，代之而起的是“蛮荆”、“荆蛮”，或叫“荆楚”和“荆”、“楚”。其中建立楚国的楚族是势力最强大的一支。《诗经商颂》：“维汝荆楚，居国南乡。”《竹书纪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吕氏春秋》：周昭王“亲征荆蛮”。《古本竹书纪年》：周穆王“伐楚”。《国语》：“楚为荆蛮”。楚武王熊通自称“我蛮夷也！”《孟子》称楚人为“南蛮”。“荆”，指《禹贡》九州中的荆州。“荆及衡阳为荆州。”《尚书正义》：荆州“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所以“南蛮”，商、周时代主要是指包括楚人和楚族在内的“荆蛮”，其分布地域基本上与“三苗”地域重合。除“三苗”、“荆蛮”外，在“南蛮”的范围内还有“百越”、“百濮”、“巴”人等族群和部落。《战国策》：吴起“南攻杨越”。《史记》：“南平百越”。《后汉书》：“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据近几十年来湖南的考古发掘，从湘北、湘东到湘南，即从“洞庭”到“苍梧”的广阔地域内，发现了商、周至春秋战国的大量越人墓葬。这都说明在“三苗”、“荆蛮”的地域内实际上生活着众多的越人。由于支系很多，故称“百越”。《国语》：楚“始启濮”。韦昭注：“濮，南蛮之国也。”《史记》：楚武王“开濮地而有之”。即沿沅水而上征服了濮人地区。《春秋左传》：楚庄王三年（公元前611年） “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子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在当时楚国境内，与楚人并存的有大量蛮族和濮人部落，故称“群蛮”和“百濮”。巴人属“廪君蛮”，发迹于清江，今鄂西地区，后入川，建立巴国。《十道志》载：巴人灭国后，又“流入黔中”武陵五溪地区，成为“南蛮”的一部分。随着楚人势力的发展和楚国疆域的扩张，“南蛮”已完全属于楚国的范围。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数百年间，楚人及部分“蛮”“越”、“濮”、“巴”人，逐步“华夏”化，秦汉后融为华夏民族和汉民族的一部分。但“南蛮”与“东夷”的历史发展却有很大区别。“南蛮”范围内的许多族群和部落并没有被“夏”化，而一直仍保留着自己独立的特性，秦汉后发展和最后形成今日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的苗、瑶、侗、壮、土家、仡佬等民族，只是大多都迁往和退处山区高原而已！
二、蚩尤与少昊
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在述及“东夷”时，只讲太昊、少昊“两昊”集团，只字未提“九黎”集团，并将蚩尤说成是少昊集团的一个军事首领，是少昊的“后裔”，将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说成是黄帝部落与少昊部落的战争。这缺乏根据，并且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
从先秦文献和汉晋后的史籍记载看，太昊、少昊、蚩尤是“东夷”内先后发展起来的不同的部落集团首领。他们并无隶属和从属关系。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集团是在两昊集团衰落后，在“东夷”地区代之而起的势力最强大的部落集团。
“少昊”，《通志》列为中国远古“五帝”（即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之首。据皇甫谧《帝王世纪》载：“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也有说“嬴”姓、“己”姓。）又云：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山海经.大荒东经》载：“少昊之国”在“东海”。《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曰：“我高祖少嗥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於鸟，为鸟师而鸟名”。穷桑、曲阜均在今山东省。《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先秦文献常将“中土”四方之民生活的地方泛称为“四海”，“东海”则为“东夷”所居地。可见，少昊部落集团，主要分布于中国东部今山东境内，“纪于鸟”以凤鸟为图腾，属“东夷”。有说少昊族可能是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进入“东夷”地区，接受了太昊的文化，故称少昊。（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乱德”。（《通志》）这应理解为当少昊部落衰落之后，以蚩尤为首的九黎势力发展起来。《国语.楚语》韦昭注云：“九黎，蚩尤之徒”。《战国策.秦策》高诱注曰：“蚩尤，九黎民之君子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孔安国语曰：“九黎君号蚩尤是也。”又引《龙鱼河图》：“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史籍记载很明确，“九黎”是一个氏族和部落众多的强大的部落集团，而其首领号蚩尤。据历史文献记载，蚩尤“出自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初学记》引先秦《归藏启筮》）；蚩尤“宇于少昊”，“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史记集解》引《皇览》）；黄帝攻蚩尤“于冀州之野”（《山海经.大荒北经》），“战于涿鹿之野”（《史记.五帝本纪》）。“羊水”即山西上党境内羊头山之水，“空桑”在今河南陈留县境，“青丘”在今山东广饶县北，“冀州”即今河北省地，“涿鹿”在今河北省，而原少昊居住的地方，和寿张县、钜野县，均在今山东省境内，至今山东姓阚的还不少。可见，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集团，主要分布于黄河下游，今山西东南、河南东北、河北中南部地区和山东省境，正处于“东夷”地域之内，应是“东夷”中继两昊之后发展起来的，占据主导地位的部落集团和军事联盟。
在先秦和汉晋后文献中，直接述及少昊部属和后裔的相当多。如十岁即“佐”少昊的颛顼，少昊的四子：重、该、修、熙，生于曲阜后辅佐帝舜的皋陶，还有著名的伯益、金天氏之裔昧、共工氏之子句龙，等等。但没有一条资料说蚩尤为少昊之“后裔”和军事将领。而将少昊和蚩尤并提或相继叙述的材料倒不少。如上引蚩尤“宇于少昊”。又如《盐铁论》：“轩辕杀两昊、蚩尤而为帝。”显然，少昊、蚩尤，应是先后发展和登上历史舞台的，两个不同的部落集团首领。
关于远古传说中的“涿鹿之战”，前后有两次。一次为蚩尤与炎帝之战，一次为蚩尤与黄帝之战。《逸周书》载：“蚩尤乃逐帝（即炎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这是第一次涿鹿之战。炎帝战败，所辖领地都被蚩尤部落占据了。《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是第二次涿鹿之战。黄帝可能联合被蚩尤战败的炎帝部落，并借助“诸侯”即其他部落的力量，最后打败和擒杀了蚩尤。这次蚩尤与黄帝涿鹿之战十分激烈。《太平御览》引《黄帝玄女战法》云：“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后得天上“人首鸟身”的“玄女”，授以战法，才战败蚩尤。据本人所见史籍记载，这两次涿鹿之战均与少昊无涉。如果肯定黄帝确实“杀两昊”，那么也应是在杀蚩尤之前的另一次战争的事。遗憾的是，关于黄帝与两昊之间的战争，历史上无任何具体记述。
远古传说中的人物世系和族属十分复杂，在史籍记载中往往说法不一。关于蚩尤同样也有不同的记载。这主要是将蚩尤同炎帝族扯上关系。如《山海经》郭璞注引《玉函山房辑佚书》云：“蚩尤者，炎帝之后。”《世本》宋衷注曰：“蚩尤，神农之臣也。”宋代罗泌《路史》更说：“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大概以此为据，袁珂《山海经校注》认为：蚩尤与黄帝“涿鹿之战”，是蚩尤“为兵败之炎帝复仇也。”这种说法也不足信。炎帝，“长于姜水”，“以姜水成”（《国语.晋语》等）。“姜水”在今陕西宝鸡，与黄帝所居的岐水为邻。炎、黄部落都是发迹于黄河上游甘陕地区，然后相继东下，进入黄河下游平原的。从蚩尤和炎帝的出生地、两大部落发迹与活动地域看，一东一西，两者原本无涉。当炎帝部落东下后，与蚩尤部落发生接触，最初共处于黄河下游地区，关系较好，并未发生战争。或者蚩尤部落还曾一度拥护炎帝为共主，也是可能的。故后人遂有“炎帝之后”、“神农之臣”的说法，这并不奇怪。当然由于史籍中有此一说，对于蚩尤与炎帝的关系，后人可以继续研究。但蚩尤与少昊的关系则不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能在历史文献中找到任何一条记载，明确说蚩尤是少昊之“裔”、之“臣”。而《中国民族史》本身，也没有对此提供任何史料证明。
三、九黎、三苗与苗族族源
“九黎”居“东夷”，“三苗”处“南蛮”，但二者却是一脉相承的，是苗族先民最初发展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此观点本人在《苗族史》、《中国苗族通史》，以及《再论蚩尤与苗族族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论文中，已较系统和全面地进行过论述，可供参考。这里再简要地作些补充。
苗族最早是源于北方，还是发自南方，中国史学界历来有不同观点。早在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即认为远古苗族是在南方，“逐渐向北发展。自颛顼到禹，传说中常见苗族与黄帝族不断冲突。”从记述的具体史实看，所谓与黄帝族的“冲突”，实际上仅局限于尧、舜、禹对“三苗”和“有苗”的征伐，战事仅限于南方，并没有反映出苗族的“向北发展”。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如何追溯苗族最初的族源。看来《中国通史简编》及后来持苗族源于南方观点者，都只是以“三苗说”为前提，即认为苗族源于“左洞庭、右彭蠡”的“三苗”。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苗族简史》和《苗族史》相继问世后，“蚩尤说”，即将苗族的族源追溯到 “九黎”，肯定蚩尤为苗瑶民族的先祖和祖神，这一观点得到了科学论证，不仅成为苗瑶民族自己的共识，并得到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这样也就肯定了，历史上发生于北方黄河下游和华北平原的“涿鹿之野”的争战，其实就是苗瑶民族的先民蚩尤九黎部落与黄、炎部落的“冲突”。正是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集团的相互争战、接触和交融，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最初的基石。早几年河北涿鹿县特建“三祖堂”，现在蚩尤与黄帝、炎帝被共尊为中华民族三大人文始祖。这符合历史实际，是完全正确的。
这里就三个问题进一步作些论证。一是“九黎”部落，是黄河下游平原的土著，还是由南方北上的？因为有人将“九黎”与“三苗”混在一块，认为也是起于南方然后向北发展的。但并没有拿出什么史料根据。一是“南蛮”中的“三苗”，与本属“东夷”的“九黎”是什么关系？最后，今天的苗族源于蚩尤九黎的依据。
从现在掌握的史料分析判断，中国北部黄河下游一带，应是蚩尤“九黎”族的发迹地和最初分布及活动地区。除上引的一些记载外，这里再引证一些史料。如《路史.蚩尤传》载：“蚩尤产乱，出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逐帝（指炎帝）而居于浊鹿（即涿鹿）。”又云：黄帝“战执蚩尤于中冀而诛之，爰谓之解，今之解州。” 《梦溪笔谈》载：“解州盐泽，卤色正赤，俚俗谓之‘蚩尤血’。”解州，今山西省解县地。《述异志》记载：涿鹿“有蚩尤神”，“冀州有乐名‘蚩尤戏’。” 《古今姓氏辩证》载：“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今山东境内），其先以地名族，复姓邹屠，后分邹、屠二姓。大量的先秦及秦汉后的文献记载都证明，当蚩尤最初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之时，其活动地域和所留下的遗迹，均集中在黄河下游，以蚩尤为首的“九黎”，历史上曾归属于“东夷”，是毫无疑义的。反之，说“九黎”源自南方，则在史籍中找不到任何一条有关的记载。
从先秦文献记载看，“九黎”和“三苗”，是中国历史上两个不同时代的、两个单独的族群称谓，“九黎”生活于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炎黄时代，“三苗”活动于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尧舜禹三代，并且所处地域北、南有别，不能混为一谈。但二者又确有联系，故常并称“黎、苗”。《尚书吕刑》载：“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这里是将蚩尤与“苗民”（即“三苗”）贯联起来论述的，二者前后承袭的关系十分明显。《尚书孔氏传》云：“三苗之君，习蚩尤之恶。”孔颖达疏引郑玄云：“苗民，即九黎之后。”《国语.楚语》：“三苗民，复九黎之德。”“三苗”和“苗民”，为“九黎”之“后”，即其后裔。或曰“习”“九黎”之“恶”，或言“复”其“德”，都是说“九黎”族的习性和传统都为其后代“三苗”所继承。这足以证明，“三苗”乃是蚩尤九黎集团与黄、炎集团争逐失败后，其中一些氏族部落离开黄河流域，由北而南，迁徙到长江流域和“彭蠡”、“洞庭”地区，重新组合和发展起来的新的族群和部落集团。此后苗瑶族系的先民，就从“东夷”变成了“南蛮”。
当然，在史籍中关于“三苗”和“苗民”也有不同的记载。《山海经》就有两种说法。一是说“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苗民”。一说“颛顼生欢兜，欢兜生苗民。” 郭璞认为，此“苗民”即“三苗之民”。前者同“三苗”源于“九黎”并不矛盾。中国西北历史上可能有“苗民”，这显然同舜“分北三苗”有关，应是舜、禹战胜 “三苗”后被流徙到西北地区的部分“三苗”成员的后裔。这部分“苗民”，后来或已迁往他处，或已与当地族群融合，汉晋史籍就再无记载了。至于“欢兜生苗民”，不能理解为“三苗”和“苗民”为颛顼和欢兜的后裔。这只能说明“三苗”和欢兜族关系密切。袁珂《山海经校注》即认为：“尧子丹朱（即欢兜）不肖”，尧以天下让给舜而不传丹朱。“三苗之君”同情丹朱，反对尧之所为，结果被杀。丹朱被放逐于丹水（即湖北汉江支流），而“三苗”余众也迁居丹水，“以就丹朱。”这就是说，“三苗”与丹朱（欢兜）族在丹水一带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共同的部落联盟。欢兜很可能还被推为联盟的军事首领。由此衍生出“欢兜生苗民” 之说。
苗族（还有瑶族、畲族），最初源于蚩尤九黎部落，是有充分材料作依据的。首先，苗族世代相传，一直尊奉蚩尤为自己的远祖英雄和祖神。黔西北、滇东北和川南等地苗族至今仍广泛流传着关于蚩尤的古歌和传说。据传，苗族的祖先住在大河平原，首领就是蚩尤（苗名称“格蚩爷老”）。贵州关岭一带苗族，流传有《蚩尤神话》（早几年已由苗语译成汉文）。据说，远古时苗族住在黄河边，分为八十一寨（正与《龙鱼河图》所载兄弟八十一人相合），首领叫蚩尤，居住地名“蚩尤坝”。云南文山地区苗族的“踩花山”节，源于祭祀祖先蚩尤（当地苗语叫“蒙蚩尤”，即“苗族蚩尤”）。踩花场的花杆上所悬挂的彩布，叫“蚩尤旗”。湘西和黔东北等地的苗族也相传，蚩尤（当地苗语叫“剖尤”，即尤公），是远古苗族一位英勇善战的领袖，杀猪祭祖时必须首先供奉“剖尤”。在宋神宗“开梅山”之前，苗瑶民族聚居的“梅山蛮”地区，即今湖南新化、安化一带，至今仍留有民国年间所刻制的“蚩尤屋场”石碑，以及祭祀“开山祖”蚩尤的遗迹遗俗。（参见《娄底文史资料》所载陈子艾、李新吾文）。其次，各地苗族代代相传的《迁徙歌》，如黔东南苗族的《跋山涉水》、湘西苗族的《部族变迁》、贵州威宁苗族的《爷觉力唐歌》、云南彝良苗族的《格炎爷老歌》（均有汉文整理翻译本），都是记述苗族，远古时祖先住在大河边（叫“浑水河”），或东方的“海边边”，或水边“平原”。后来发生战争（或称出了“魔鬼”），首领蚩尤、夸父先后战死，才被迫迁徙，离开“浑水河”（应即黄河），向南迁到“大江边”（应即长江，西部苗语叫“斗南一莫”），重建家园，后又因战争或其他原因，被迫“跋山涉水”向西迁徙。各地苗族各种版本的“迁徙歌”，具体情节虽有不同，但所描述的迁徙路线都是由北而南，从黄河到长江，再向西部迁徙。由此也可见苗族先民源自北方黄河下流，是确定无疑的。这与由北而南从“九黎”到“三苗”的变迁完全一致。最后，还可以从民俗学的角度，证实今天南方的苗族，同远古北方“东夷”地区的蚩尤“九黎”的联系。如对伏羲、女娲的崇拜。汉晋以前的文献史籍均肯定，伏羲即太昊，为“东夷” 之祖。清初陆次云《峒溪纤志》云：“苗人腊祭曰报草，祭用巫，设伏羲、女娲位。”近人闻一多《伏羲考》论证：“伏羲、女娲，乃南方苗族之祖神。”至今苗族 “还愿”祭祖时，堂中仍设男女神像，东部苗语称“芭傩、奶傩”，即“傩公”、“傩母”。显然就是陆次云所说的伏羲、女娲。并且整个祭祀仪式仍需请苗巫主持。《世本》载：“女娲作笙”。宋朱辅《溪蛮丛笑》记载“苗”人“以芦为笙”，现在的苗族仍普遍喜爱吹芦笙。“东夷”各部落均以凤鸟作为自己的图腾，而苗族的传说和古歌，认为人及各种动物是由神鸟孵化出来的。这都说明，苗族一直保留着自己先民“九黎”族和“东夷” 人的许多遗风旧俗。此外，如明郭子章《黔记》等史志记载，苗族千百年来虽居处山区和高原，妇女却喜欢以“海巴”、“海贝”为传统饰物；又如，苗族世代普遍传诵“洪水漫天”的故事，这也似乎脱离了山区和高原民族的生活实际。这些也应当与苗族先民们原本生活在大河平原和近海地区有关。
苗族，最初源于北方黄河下游平原的蚩尤九黎部落。由北而南、由东到西，自“东夷”而“南蛮”，从“九黎”到“三苗”（再经“荆蛮”、“蛮”），到今天的苗族，是苗族的历史发展、一脉相承的足迹和线索。这就是本人数十年来，研究苗族史所形成的一个基本观点。
作者简介：
伍新福，男，苗族，著名历史学家。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省文史研究馆员，湘潭大学和三峡大学兼职教授，原湖南省历史学会会长、省苗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和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已出版的专著主要有《苗族史》、《中国苗族通史》、《苗族文化史》、《苗族史研究》、《苗族历史探考》、《湖南民族关系史》、《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通鉴.古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