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始祖蚩尤  >  共祖溯源

蚩尤九黎族的创造发明

 

蚩尤九黎族的创造发明

 


1、 发明冶炼  造立兵器;

2、整治部族  创制刑法;

3、信鬼好巫  发明宗教;             

4、使用甲历 种植水稻 

国学大师顾颉刚说:“各民族有她自己的文化,在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也随着融合而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那就成为中国的正统文化,此后也就忘却了追溯它的源头了。这个追溯的责任当然应由历史学者负担着,只是以前的历史学者还没有想到这件事,他们把这块丰腴的园地留给我们了。我们现在明白了许多中国文化并不是发生于华夏族的,我们就得从其他民族中找去。”[1]

大量中国史籍资料记载,蚩尤或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部落,就有四组大发明,即发明冶炼,造立兵器;整治部族,创制刑法;信鬼好巫,发明宗教;使用甲历,种植水稻。

 

一、 发明冶炼 造立兵器

蒋南华教授在《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中说:“苗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老大哥,是一个勤劳俭朴、勇武刚强、不怕困难、吃苦耐劳、不畏强暴、敢于斗争、自强不息、富于创造精神的伟大民族。”[2] 根据中国史籍资料记载及专家考证,蚩尤及其九黎部落率先发明了金属冶炼技术和制作金属兵器。

《吕氏春秋·荡兵》:“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

《尸子·地数》:“造冶者,蚩尤也。”

《管子?地数篇》:“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孤之山发而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孤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

以上史料告诉我们,蚩尤之前的人们,是以木、石等为自卫的武器,磨制石器,用木棍绑之,用以对付凶恶的野兽,用以保护氏族、胞族遭受异族的侵犯。那时人们以木、石战矣,胜者为长、为酋、为王。九黎集团崛起时,蚩尤在葛卢之山发现铜水或天然铜,然后用火烧冶而制成剑、铠、矛、戟,有了这些利器,是岁相兼者诸侯九,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从而使得九黎集团发展很快,势力很强盛。

《管子·地数篇》:“蚩尤受金作兵”,“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蚩尤受葛庐之金而作剑铠矛戟。”

《龙鱼河图》:“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

《越绝书》:“黄帝之时以玉作兵。”《太平御览》:“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

《中华古今记》:蚩尤“造立刀戟、兵杖、大弩”。

以上史料告诉我们,蚩尤九黎部落发明冶炼和兵器,造有刀、戟、仗、大弩等。黄帝与蚩尤之战争,黄帝是以玉作兵,而蚩尤是以金作兵,黄帝曾经九战九不胜。而在《苗族古歌》和《苗族史诗》中,都有“运金运银”、“打柱撑天”、“铸造日月”等篇章,都涉及到金属的冶炼,都有寻找金、银、铜,铁等方面的内容。说明中国史籍资料记载和苗族的心史记载是相互印证的。

蒋南华教授在《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中考证说:“以铜为代表的金属冶炼及其金属制品的出现,不仅是社会物质文明的重要表征,而且也是时代技术进步的总体反映……《山海经》不仅记载了“蚩尤(以金)作兵伐黄帝的历史故事,还详细记载了铜矿和其他金属矿藏的出产地,如《南山经》记载有铜矿产地17处;《西山经》记载有铜矿产地25处,铁矿产地8处,银矿产地4处。”[3]

王大友在《三皇五帝时代》中考证说:“蚩尤在祭天尞祭或烧陶制器时,发现葛卢山的石头熔化以后,有铜(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拿来制成剑、铠、矛、戟,当年用此金兵兼并诸侯九位。蚩尤又发现雍狐山的石头熔化后,同样有铜(雍狐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釆炼雍狐戟、芮戈,这一年兼并诸侯十二位。于是蚩尤声威大震。”[4]

王献唐在其所著《炎黄氏族文化考》中也写道:“有此利器,以新兴民族临之,故冲横决荡,无不如志。其最难制服者,厥为蚩尤,以蚩尤能作兵器,藉兵器之利,与黄帝争衡,无他谬巧也。”

徐晓光等主编的《苗族习惯法》则考证说:“史载,最先创制兵器的,就是九黎之首领蚩尤。《管子》说‘蚩尤受金作兵。’《龙鱼河图》说:‘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兽身人语,食沙石,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万民钦命。’所渭‘兄弟八十一人’,乃八十一个氏族首领;所言‘兽身人语’、‘铜头铁额’, 当指甲胄之物。所以,被称为蛮族的黎族和苗族,先进入中原地区,其次进入中原地区的是羌族中炎帝族。在蚩尤集团先进入中原时期,武器精良,所向披靡,于是兼并了不少势力弱小的氏族部落,炎帝族作为一支较大的力量也被打败。炎族向黄族求援,然后炎黄两族开始联合和融合,共同抗强大的苗族,就连黄帝也是‘九战九不胜’。”[5]

粱聚五在《苗族发展史》中也考证说:古代发明的兵器,当然不能与今人相比拟,但在当时,却是难能可贵了。兹将蚩尤发明兵器之可考者,略述如次:《管子》:“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鱼龙河图》:“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万民钦命。”《山海经》:“黄帝令应龙攻蚩尤,蚩尤请风伯雨师以从,大风雨!”《史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军士皆昏迷。”陈安仁说:“黄帝率领汉族,置其中原,与苗民相战,苗民首领为蚩尤,有猛将夸父,创制刀、戟、大弩之武器,先与神农分占江山,成汉苗对峙之新局势。神农死后,蚩尤率领部族叛乱,出洋水,发九淖,伐神农后裔于空桑;神农后裔避居于涿鹿。”从上述几段零碎资料看来,也可想见苗夷始祖九黎之君的蚩尤,确是一位不平凡的人。尽管他后来失败了,可是他所发明的刀、戟、大弩、大雾、大风雨……的成绩,是始终在中国历史上照耀着![6]当然,“蚩尤率领部族叛乱”一句,不是梁聚五先生的发明,是中国几千年来“炫汉官功勋也”(石启贵语)。梁老充分肯定蚩尤发明的刀、戟、大弩等,“始终在中国历史上照耀着”。

根据中国史籍资料记载,蚩尤得到青铜制造的锋利兵器后开始大肆扩张和掠夺。这个时段大抵还在新石器时代,其他部落的武器还只是一些石器和木器,蚩尤部落的战斗力当然要强过他们许多。蚩尤部落在战斗中不但使用铜兵器,还用些铜块铜片包在头上,成了最原始的头盔。也许在与黄帝打仗的时候,他们还用头上的铜片像牛角一样抵人,于是就有人说他们是“铜头铁额”。

在汉代的画像石上常有蚩尤战神的雕像,其手中和身上总佩持着多种兵器,以象征以金作兵的业绩,这些兵器中就有剑和刀。在我国古代是把蚩尤作为英武的战神加以崇拜的。中国军事博物馆记述“蚩尤造兵器”,文字表述是:“传说,蚩尤既聪明又勇敢。他将牛角装在头上,作为兵器使用;为了鼓舞士气,他又用兽皮制成大军鼓,军鼓发出响雷般的声音,曾让黄帝的军队胆战心惊。他制五兵,造九冶,对中国兵器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人们将蚩尤与天、地、日、月诸神并列,称其为‘兵主之神’。”[7]蚩尤发明冶炼和兵械,从而推进了中华大地从此进入冷兵器时代

 

             二、整治部族 创制刑法

根据中国史籍记载,蚩尤在发明青铜兵器,兼并许多氏族部落的基础上,严加管束自己的部族,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刑法,对不服从管理的狂徒施以徒刑。蚩尤对其统领的“九黎”集团最早使用刑法,是中国法律文明起源最早的人们共同体。

《尸子》:“整治,蚩尤也。”

《尚书大传》:“苗民用刑,而民兴相渐。”

《周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蚩尤对苗民制以刑。”

整治者,蚩尤也,苗民弗用灵,制以刑,蚩尤对苗民制以刑,而民兴相渐,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说明蚩尤已用“纪律”来管理自己的部属。上古“东蒙”人的伏羲太昊虽然兴管理,立九部,但还没有使用刑法的记载,而蚩尤统领的“九黎”集团在管理中却使用了刑法,说明“九黎”苗民当时处于中华法律文明的最前列。

有了“纪律”,大家必然要遵守,这使得九黎部族战斗力很强,发展得很快。梁聚五在《苗族发展史》中引用徐松石、童书业、钱穆等的资料考证说:“九黎区域,可能西至宝鸡,东至嵩山,北至怀来,南至信阳。黄河由北而南,抵潼关,折而东,构成‘乙’字型,贯通九黎全境。”[8]

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集团,率先发明和使用刑法,得到了众多学人的首肯。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说:“蓄所谓墨劓宫大辟诸刑,本黎民苗民之法。”[9]章钦在《中华通史》中引《尚书·吕刑》有关苗族发明刑法的记载后说:“是则肉刑之创始起于苗族。自黄帝以来,至于唐虞,本族与苗族竞争方烈,本族卒代之而起,沿用苗族之刑法以制苗民……而其后,渐用其法以制本族。于是,肉刑之制立,而后也沿袭以行矣。”[10]

据《尚书》、《周书》、《吕氏春秋》、《墨子》等史籍资料记载,蚩尤对苗民制以刑,刑法极其苛毒。

《尚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其注云:“蚩尤作乱,当是作重刑以乱民,以峻法酷刑民。”

《周书·吕刑》:“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蚩尤对苗民制以刑。”“苗民否用练,折则刑,唯作五杀之刑,曰法。“

《墨子·尚同中》:“昔者圣王制为五刑,以制天下。则此其刑不善?用刑则不喜也。是以先王之书,《吕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练折则刑,惟作五杀之刑,曰法。则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为王杀。”

上述记载资料可知,蚩尤对其统领的“九黎”集团所使用的刑法,其中的肉刑就有四类:劓、刵、椓、黥。据相关文字介绍,这是相当残酷的四类刑法。至于说“蚩尤作乱,延及于平民”,“作重刑以乱民”,“以峻法酷刑民”的说法,这要么是人们对蚩尤率先发明和使用刑法不理解,要么就是“胜王败冦”的记录,胜利者总是斥失败者为“乱”罢了。否则,发明刑法以治理和壮大部落,怎么成了“作乱”和“乱民”了呢?

王大友在《三皇五帝时代》中考证说:“蚩尤作五刑,始‘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起因是‘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书·吕刑》)。苗民不用的‘灵’,应是蚩尤作为总监大临颁布的新历或敬七神七主的制度。因为九黎联盟建立不久,各氏族尚不适应统一的集权管理,联盟制度实施有困难,也会有抵触,这就是‘苗民弗用灵’。蚩尤为推行联盟制,制定违逆处罚条例,制五刑,曰‘法’,就是法律,强制执行。或灾害,或异族相挤,掠他人财物者,皆被制以刑,以稳定内部。”[11]

中国史籍记载“蚩尤为九黎之君。”九黎之君,对九黎黎民制以刑,有刑法必有罪奴,必有压迫,本在情理之中。率先在部族内使用刑法,证明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部落集团,其社会生产力已经比较发展,已经紧靠阶级社会的门坎,跨过门坎,就是阶级社会和国家的时代了。但是,历史就是历史,率先发明冶炼和兵械,率先发明刑法和宗教的蚩尤九黎部落,在古代部落或原始民族的征战中却遭受到败绩,不得不离开自己的中原祖居地,而向南方节节败退。

徐晓光在《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中考证说:“传说苗族始祖蚩尤既是战神又是刑神。《鹤冠子·世兵》:‘蚩尤七十(战)’。《太平御览》卷339引《兵刑》: ‘蚩尤之时,烁金为兵,剥带为甲,始制为兵。’上古兵刑同制,‘刑起于兵’。蚩尤又是五刑的创造者。对此,《尚书·吕刑》是这样记载的:王(周穆王)曰:‘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12]

《墨子·尚同中》:“昔者圣王制为五刑,以制天下。”

《逸周书·逸文》“火能变金色,故墨以变其肉;金能克木,故以去其骨节;木能克土,故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宫以断其淫;水能灭火,故大辟以绝其生命。”

《尚书·夏书》:“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取常宪,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于先王之诛……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

上述记载可知,后来王朝所采用之五刑,源于蚩尤九黎之刑法。诚如王桐龄所说:“后来汉族所用之五刑、兵器及甲胄,而信奉之鬼神,大抵皆苗族所创,而汉族因袭者。”[13]夏曾佑说“蓄所谓墨劓宫大辟诸刑,本黎民苗民之法”后,他紧接着说:“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今欧人之驭殖民地之土人,莫不然也。中国古人,设此分人等法,原为黄帝蚩尤战后,不得以之故。”[14]

李发刚在《蚩尤文化揽要》中说:“蚩尤是建立法规、实行法制的最早创造者和施行者。蚩尤首创法规,实施刑事法,三苗依纲纪。对于唐代正史《路史·后纪四·蚩尤传》曾有注者曰:‘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我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戎’。这说明,蚩尤首创和施行的刑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的史料还说,兵器和刑法是蚩尤发明的,后来被黄帝部落效法。”[15]

总之,根据中国史籍记载和学人之考证,5000多年前,蚩尤所统领的九黎苗人部族,率先发明和使用刑法,后来夏商周“圣王制为五刑以治天下”(墨子语),源于蚩尤九黎创制的刑法,五刑之治是“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也好,或“渐用其法,以治本族”也好,这都表明,那时的中国已经进入阶级、国家的时代了。

 

三、信鬼好巫 发明宗教

马克思、恩格斯曾把原始人的意识归结为宗教意识。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16]“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17]恩格斯亦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18]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总是把异己力量幻想为超自然的力量。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部落集团,不仅率先发明了兵器和刑法,而且还率先发明了宗教。从中国史籍记载来看,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部落发明的原始宗教即是巫教。

《国语·楚语》:“少皞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

这段史料反映了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部落集团的宗教生活状况。“民神杂揉”、“民神同位”、“民匮于祀”、“家为巫史”,说明九黎部落已经盛行原始宗教,最初的“天神”观念和原始巫术已经发生。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作为人的崇拜对象的“天”似乎是人人可以接近并与之相沟通的,还没有后来那种高高在上的权威与威严。而与天沟通的中介即是巫,当时的巫也不具有特殊的身份和超出常人的技能,宗教文化成为一种普遍的民间文化已经存在了。

中国史籍记载,蚩尤在与黄帝的战争中曾使用了战争巫术手段,

《广博物志》卷九引《玄女兵法》:“蚩尤幻变多方,徵风招雨,吹烟喷雾,黄帝师众大迷”。

《述异论》载:“蚩尤能作云雾”。

《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

上述记载可看出,蚩尤在与黄帝的战争中使用了战争巫术手段,“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变幻云雾”,“徵风招雨”等自然神灵和实施本族团巫术手段攻伐黄帝。据说风伯雨师是农耕蚩尤部落专司气象的巫师,后为农业气象神,立有庙,岁时奉词。

袁珂在《中国古代祌话》中考证说:“有一次,当双方的军队在原野上战斗正酣的时候,蚩尤不知弄了一种什么魔法,造起了漫天遍野的大雾来,把黄帝和他的军队团团围困在核心,不辨东西南北方向。在这一片白茫茫的大雾中,一个个铜头铁额、头上生角的蚩尤士兵就更加可怕了。他们在雾中或隐或显,时出时没,逢人便砍,见人便杀,只杀得黄帝的军队马嘶人叫,虎窜狼奔。”[19]

由于人类在宇宙大自然中显得十分微弱,原始宗教思想一旦形成,这个“包罗万象的纲领”就会在族群中长期地沿袭下去。大量中国史籍记载在九黎部落集团原始住地,后来还盛行着关于“天神”的原始宗教思想和巫术。

《礼记·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注曰:“天之神,日为尊。”

《汉书·地理志》:“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

《后汉书·襄楷传》:“《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

《管子·心术上》:“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万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极。”

《宙合》:“道也者,通乎于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

《管子·乘马》:“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

《四时》:“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阳为德,阴为刑”。“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

可以看出,九黎部落原始住地的齐鲁之邦,后来还盛行着关于“天神”的原始宗教思想和巫术。因为居于齐鲁大地后来被称为“东夷”的人们,也是蚩尤九黎的后裔。

中国史籍记载,数千年来,蚩尤九黎南下的后裔一直盛行着“天神”的原始宗教思想和巫术,以信鬼好巫而闻名于世。

《后汉书·南蛮》:“未有君长,俱事鬼神。”

《楚国录》:“楚上游,民祷天地,巫蹈影绰,咒语莫测。”

《楚辞·九歌·东皇太一》:“灵偃蹇兮皎服。”王逸注:“巫也。”

云中君》:“灵连蜷兮既留。”王逸复注:“楚人名巫为灵子。”

说文》:“灵,巫也,以玉事神。”

经籍纂诂》引《商书·伊训》:“时谓巫风。”传:“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男曰觋,女曰巫。”

经籍纂诂》引《吕览·侈乐》:“作为巫。”音注:“医师在女曰巫。”

经籍纂诂》引《周礼·春官·序》:“男巫”。注:“巫掌招弥以除疾病。”

《列子·说符》:“楚人鬼,而越人穖。”

《汉书·地理志》:“楚人信巫鬼,重淫祀”。

《后汉书·宋均传》:“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

《隋书·地理志下》:“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

《襄阳记》:襄阳之俗“信鬼神。”

《宋书·刘清元传》:“鄂俗计利尚鬼,病者不药而听于巫”。

《赛神》:“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事妖结妖社,不问疏与亲。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家家不敛获,赛妖无富贫。杀牛贳官酒,椎鼓集顽民。喧阗里闾隘,凶酗日夜频。”

《岳阳风土记》:“荆湖民俗,岁时会集或祷祀,多击鼓,令男女踏歌。”《楚书》明代,保靖,永顺之俗“疾病则击铜鼓沙锣以祀鬼神”。

《赠医者汤伯高序》:“楚俗信巫不信医,自三代以来为然,今为甚。凡疾不计久近浅深,药一入口不效,即屏去。至于巫,反覆十数不效,不悔,且引咎痛自责,殚其财,竭其力,卒不效,且死,乃交责之曰,是医之误,而用巫之晚也。终不一语加咎巫。故功恒归于巫,而败恒归于医。”

《苗防备览·风俗上》:苗疆“其俗信鬼尚巫,有病不用医药,辄延巫宰牛禳之,多费不惜也”。“苗中以做鬼为重事,或一年三年一次,费至百金或数十金,贫无力者,卖产质衣为之”。

《苗荒小记序引》:“苗人崇信神巫,尤胜于古,婚丧建造,悉以巫言决之。甚至疾病损伤,不以药治,而卜之以巫,以决休咎”。

可以看出,从4000年左右的三苗一直到明清时代,都一直盛行着蚩尤九黎族的原始宗教的巫文化。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派凌纯声、芮逸夫到湘西调查苗族,他们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说:“苗人鬼神不分。凡是在他们神圣领域之中,而认为有超自然能力,无论是魔鬼、祖灵或神祗都称之为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如发现有奇異的现象或反常的状态,以世俗领域中的智识能力不能去控制解释,就以为有鬼在作祟。于是有所戒慴或希望,有所祈祷或反抗,其唯一方法,便是乞灵于有超自然能力的鬼而祭鬼。”[20]

民族人类学资料告诉我们,1949年前,苗族还停留在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阶段。苗族认为造福于人类的灵是“神”;给人带来灾难、疾病、瘟疫和不幸的灵是“鬼”。平时所祭祀的“神”主要有天神、雷神、地神、太阳神、月亮神、风神、雨神等等;所祭祀的“鬼”主要有东方鬼、西方鬼、迷魂鬼、勾魂鬼、游尸鬼、干痨鬼、坐月婆鬼、替死鬼、落水鬼、落岩鬼、凶死鬼、刀伤鬼、饿死鬼、吊死鬼、过路鬼、雷鬼、风鬼、泉鬼、古树鬼等等。鬼的种类繁多,各地名称不同,每类鬼还包括为数不等的集团,比如贵州省台江县交下乡羊达寨的鬼集团共有43个,每个鬼的集团各有名称,各有活动地点。[21]丹寨县苗族信奉的共有10个鬼系,101种鬼。[22]湘西有36堂神,72堂鬼。[23]

苗族分布在中国的十多个省市区,国外苗族分布在四大洲的十多个国家,他们之间相隔数百里、数千里、上万里,但他们在文化上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信鬼好巫、多神崇拜。

以上可看出,蚩尤率先发明的宗教即是原始巫教。九黎族原始巫教对华夏族与其他部族影响至深,诚如王桐龄说:“后来汉族……而信奉之鬼神,大抵皆苗族所创,而汉族因袭者。”[24]盛襄子说:“今征之古史,苗瑶盖为中国巫教的首创者,今汉族通行的道教——巫教犹有往茅山——苗山学法之说,是可证明。”[25]

 

四、 使用甲历 种植水稻

中国古代是通过六十年甲子循环的方法进行纪年的,“天干地支”甲历纪年法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纪年方法。所谓甲历,即用甲子来记载岁时的日历。从中国史籍记载来看,是伏羲最早发明了甲历,所以甲历又称伏羲历或上元历、太初历,它是中华民族最早发明使用的历法。

《历书序》:“伏羲推策作甲子。”

《周髀算经》:“伏羲作历度。”

《管子》:“虙戏造六峇,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已合天道。”

《古三坟》:“伏羲氏木王月命臣龙潜氏作甲历。”

《玉海·历法》:“外纪伏羲纪阳气之初为律法,建五气,立五常,定五行有甲历五运。”

《贞元改元大赦制》:“凡为择人,其在精覈……所司依资叙注拟,便於甲历之内,具标举主名衔,仍牒报御史台。”

从上述记载看,是伏羲发明了甲历,伏羲时代就开始使用甲历了。而蚩尤九黎是伏羲太昊氏、少昊氏的族裔,使用伏羲甲历当在情理之中。诚如王大友在《三皇五帝时代》中考证说:“东夷(蒙)民族原来的文明程度就比其他民族高,少昊保留了鸟官制和太昊历法,又实行金星历、日月阴阳合历。太昊、少昊、蚩尤保留在黄河中下游的族裔原来就营建垒壁城,就有自己天文观测中心和各种祭祀天、地、山川、河流、日、月、五星、四时等的灵山、灵台、坛、圜丘。少昊时代各氏族分衍后,都设立自己的祭坛、神位,祭祀各自的祖先,按自己的传统行事,神训政令不一。各国族围绕祭祀中心,营建高、昌(尚、常、宜、古)、个、亭、京(景)章(障、嶂),立天表,称为都,成为巫、政、教中心。”[26]他还说:“蚩尤继承伏羲太昊四陆二十八宿系统,并完善这一系统……有了先进的历法,统一的历法,蚩尤颁布,使百姓知民时,蚩尤民不误农时,农业、渔业大发展。发明水田牛耕,水牛稻作农业……民知风雨阴晴幻变,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发展成为九黎八十一个兄弟氏族联盟。黎者黍稻犁耕,遍布九夷,故名九黎,经济实力最为雄厚。”[27]我们认为,王大友先生的考证应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虽然他也习惯用“东夷”的说法,实际是“东蒙”即古苗人,因为太昊、少昊、蚩尤时还没有“东夷”的称谓概念,也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华夷之分。

唐春芳在《论苗族祖先蚩尤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与地位》中考证说:“蚩尤是公元前26世纪初人,姜央、耉尤、伏羲出生要比蚩尤早。为什么这些苗族祖先能这样早就发明历法呢?这是由于苗族先民在距今约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就在现今的黄淮大平原从事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受季节、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制约极大。在生产力极为低下,人类驾驭自然能力极为薄弱的古代更是如此。因此,苗族先民自从事农业生产的母权制时代开始,即开始注意观察季节、气候的变化,研究冷、热、阴、晴、干、湿、风、云、雨、雪、霜、雾以及旱涝形成的原因,从中摸出大自然的规律,以便安排农事,乃是必然之事。”[28]

蒋志华主编的《中国世界部落文化》说:“蚩尤战败后,依附他的部落自然也就作鸟兽散。黄帝把他们分别进行了安置:降服归顺的迁到“邹屠之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一带;野蛮而不服归顺的流牧到“有北之乡”,也就是北方寒冷的不毛之地。但很多有能力的人也得到重用,有的人还被黄帝用来观测天文,以指导农时,这也说明当时九黎部落对天文历法已有一定的研究。而大部份的九黎部人南迁,成为三苗部落的来源之一。”[29]又说:“从游牧走向农耕是黄帝部落一大进步。也许是他们尝到了农耕的甜头,不用再东奔西跑,于是黄帝部落舍弃采集、狩猎和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始焚烧山林,驱逐出森林里的猛兽,开辟农田。此后其他的部落也渐渐有了自己固定的农业区域,每个人也有了自己的农田,据说后来井田制就是从这时候萌芽的。”[30]也就是说,黄帝部落尝到农耕的甜头,是在打败“东蒙”蚩尤后的事情。

杨庆林等著的《中华民族通史论纲》也考证说:“古苗人崇尚科学、崇尚英雄、善于发明创新……干支纪年法中反映了古苗人的科学思维及研究能力:1.当时的古苗人已经能够对长期观测到的天文现象进行系统记录并分析;2.当时的古苗人已经掌握了排列组合的数学方法,认识到了十进制、十二进制和六十进制这些记数方法,并加以应用;3.当时的古苗人已经认识到,自然界事物的发展存在周期性循环往复的规律,并将这一思想应用到纪年中。现代物候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古代的气候存在略50年一个小周期,100年一个大周期的规律(这一发现已被中国科学家竺可桢教授撰写成《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杂志上),这一规律与古苗人用六十年一个甲子纪年法所形成的60年小周期和两个甲子120年为一个大周期规律十分接近。因此,我们认为,古苗人可能通过长期的观测加分析发现了这种周期性变化规律。”[31]

《山海经·大荒南经》:“苗民……继宜秬是食。”

《诗经·硕鼠》:“无食我苗。”注;“嘉谷也。”

《公羊·庄七年传》;“无苗”。注:“苗者,禾,生曰苗,秀曰禾。”

《说文》:“苗,草生于田者。”

《吕氏春秋·勿躬》:“管子复于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遬,请置以为大由’”。注:“大由,大农也”。

《丹铅录》:“由与农通”。

《韩诗外传》:“东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

《管子·省官》说:“相高下,视肥瘠,观地力,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

《广雅·释古三》:“苗,众也。”

《法言·重黎》:“秦楚播虐于黎苗。”

《后汉书·和熹邓后纪》:“以膽黎苗。”

上述记载告诉我们,“东蒙”取名为苗,与其种田农耕有关。苗生于田,禾曰苗,尤又作由,意为农,大由,大农也,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苗,众也。对此,杨万选考证说:“据典籍所载,中国土人,实为苗族。按:苗,从草从田,谓草生于田也。其初本会意字,如诗《硕鼠》‘无食我苗’,《公羊·庄七年传》‘无苗’。注:‘苗者,禾,生曰苗,秀曰禾’。其后或以禾黍油油之意。”[32]日本著名学者鸟居龙藏在他出版的第一部《苗族调査报吿》中引用他人的话说:“云南、广西及贵州之山地住有许多苗子之部落,‘苗’字二字可译为‘力田之人’。”[33]

盛襄子在《湖南苗史述略》中说:“《说文》:苗,草生于田者曰苗,凡草初生亦曰苗,故知古代称东南方土著人民曰苗,实显该族能深耕细耨,戮力农事,以农业为生活之根本,与我上古游牧之汉族不同,并无何种轻侮之意存乎其间……吾人根据古史之记载,此族为中国之古土著民族,曽建国曰三苗。对中华文化之贡献约有五端:发明农业,奠定中国基础一也;神道设教,维系中国人心二也;观察星象,开辟文化园地三也;制作兵器,汉人用以征代四也;订制刑罚,以辅生王礼制五也。”[34]

上古时期,“东蒙”古苗人就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一带,他们已经进入定居的农耕生活,人们以血缘结成人群共同体。原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已经诞生,尽管这些行业在当时的社会生产中不是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古苗人已由自然寻食的采集、狩猎阶段进入创造生活必需品的种养阶段。他们不仅开始栽培粟、稷和水稻等谷类作物,而且开始饲养猪、马、牛、羊、狗、鸡了。他们将土地割裂成碎块,在一定的区域内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成氏族公社,“一帮帮地聚居,一群群地生活”。在生产中互助合作,“耙公整山岭 , 秋婆修江河,绍公填平地,绍婆砌斜坡,才有田种稻,才有地种谷”。

日本佐佐木乔主编的《稻作综合研究》就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野生稻生长的记载,不能认为是古代从印度及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传入。1940年,盛永氏认为,中国稻的真正起源,应当追溯太古时生活于扬子江与黄河之间的苗族所写的历史”。[35]

从我国考古资料看,从距今约9000年前的贾湖文化、后李文化(距今约8300年)、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年)、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良渚文化(距今约65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000年)等,都是上古时期“东蒙”即古苗人所创造出来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

秋阳在《蚩尤与中国文化》中考证说:“良渚文化在时间上虽然晚于北辛文化,因其是在以稻作为基础兴起的,其文化程度更高。有考证说,世界水稻源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应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的中心(苏秉琦语)。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稻作遗存,存在的时间最为久远,存量最多,分布最广。浙江的蒲江上山,与湖南道县玉蟾岩,以及江西万年仙人洞,都发现距今万年前的稻作遗存。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普遍存在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等的堆集。它们不仅是我国最早的栽培稻之一,也是亚洲最古老的稻谷实物遗址……后来的苏杭能成为鱼米之乡,实非偶然。”[36]秋阳强调说:“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区域的先民——蚩尤九黎,是以稻为主的农耕部落族群。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其文化水平高于全国三大文化系统(其他两大文化系统为仰韶文化及西辽河红山文化系统)之首。”[37]

粱聚五在《苗族发展史》中讲了一段话,我们深以为然。他说:“鉴于以往的错误,我们叙述苗夷民族的发展史,要扫除狭隘的民族意识,争取互助的共同生存。不管是甲民族,或乙民族,是好的应该说好,是坏的应该说坏,不宜颠倒是非,直闹到底。即以蚩尤、黄帝、尧、舜、禹来说,他们对于人类的贡献,却是不小!我们要赤裸裸的抬将出来,让大家有个了解。如蚩尤之发明刑法、兵器、宗教,黄帝之发明缝制、指南车,尧舜之嬗让,夏禹之治水,真值得我们研究,也值得我们学习!不要因为我属苗夷民族,我只知崇拜蚩尤;你属于华夏民族,你只知崇拜黄帝、尧、舜、禹。甚至崇拜这一人,而侮辱那一人,制造民族与民族间的隔膜,以防碍大家的进步与发展,便失去了读历史的意义。因为民族的历史,是客观的事实,是指导人类向着最高理想迈进的方针。”[38]

 

综合全文,蚩尤九黎部落发明了兵器、刑法、宗教和农耕,这些文化当时来说是最先进的,为后来崛起的炎、黄部落所汲取和发扬,为整个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创造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范文澜说:“古代学者承认黄帝为华族始祖,因而一切文物制度都推原到黄帝。”[39]而事实上,黄帝是在继承先进的“东蒙”、“九黎”文化的基础上开创中华文物制度的。正如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中说:“泰族者中国文明之泉源,炎、黄二族继起而增华之。”蒋志华主编的《中国世界部落文化》也说:“东夷(蒙)部落为我国早期文化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原华夏文明就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西部华夏族吸收先进的东夷(蒙)部落文化后进入文明社会的。”[40]只不过蒋志华等所说的东夷,应为“东蒙”或“九黎”才对。因为炎帝、黄帝、蚩尤时期,华夏还未居中土,又哪来的夷蛮处四方?华夷五方格局是黄帝打败蚩尤后,至夏商周时才逐渐形成的。

                                                                                                            作者 石朝江



[1]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西部民族—羌族》,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18页。

[2] 蒋南华:《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第171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 梁聚五:《苗族发展史》第55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 王大友:《三皇五帝时代》(下册)第210页,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版。

[5] 徐晓光、吴大华等主编:《苗族习惯法》第2页,华夏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6] 梁聚五:《苗族发展史》第54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 中国军事博物馆展示“蚩尤造兵器”的文字说明。

[8] 梁聚五:《苗族发展史》第20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18页,岳麓书社,2010年版。

[10] 章钦:《中华通史》第一册,第184页。引自梁聚五《苗族发展史》第55–56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 王大友:《三皇五帝时代》(下册)第210页,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版。

[12] 徐晓光:《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第6-7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13]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第5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

[14]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18页,岳麓书社,2010年版。

[15] 引自《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暨蚩尤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等126页,(待出版)。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一页。

[17] 《马克思选集》第27卷《马克思致柯?卢格》。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

[19] 袁珂:《中国古代祌话》第114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20]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127–128页,南天书局有限公司,中华民国六十七年版。

[21] 李廷贵等主编;《苗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社1996年出版。

[22] 王凤刚:《丹寨苗族鬼巫文化一瞥》,《苗侗文坛》1990年第3期。

[23] 苗族《古老话》,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编,岳麓书社1990年出版。

[24]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第5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

[25] 盛襄子:《湖南苗族史述略》,载民国《新亚细亚》13卷4期。

[26] 王大友:《三皇五帝时代》(下册)第372页,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版。

[27] 王大友:《三皇五帝时代》(下册)第207-209页,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版。

[28] 唐春芳:《论苗族祖先蚩尤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与地位》,载《南风》1996年2期。

[29] 蒋志华主编:《中国世界部落文化》第12页,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

[30] 蒋志华主编:《中国世界部落文化》第4-5页,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

[31] 杨庆林等:《中华民族通史论纲》第38–3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

[32] 杨万选:《贵州苗族考》第9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3] 鸟居龙藏:《苗族调査报吿》第14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4] 盛襄子:《湖南苗史述略》,载民国《新亚细亚》13卷4期。

[35] 参见伍略《苗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种植水稻的族群之一》,载石莉等主编《石朝江苗学研究评论集》第168页,中国实言出版社,2015年出版。

[36] 秋阳:《蚩尤与中国文化》第163页,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

[37] 秋阳:《蚩尤与中国文化》第183页,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

[38] 梁聚五:《苗族发展史》,第53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9]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40] 蒋志华主编:《中国世界部落文化》第12页,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