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几年前，新化县提出了“新化是蚩尤故里”的观点，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虽然这个观点是从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层面提出来的，可以不必太严谨，但这毕竟是一个学术问题，需要有相应的学术支撑。几年来，我一直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但至今仍未看到有人对此进行学术层面上的论证，相反，在网上还看到了一些质疑和批评。这个状况严重地影响了当地文化旅游资源的整合，也影响到我们对中国历史的正确认识。作为文化研究者，我觉得有责任和义务谈谈自己的看法。
蚩尤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笔者认为，“新化是蚩尤故里”的观点要真正立起来，必须说清楚以下三个问题：1、蚩尤作为历史人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2、蚩尤如果有故里到底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的问题；3、新化是蚩尤故里的可信度问题。而通过研究、分析，我觉得“新化是蚩尤故里”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并且还可望由此切入，将梅山文化圈打造成以雪峰山为坐标的中国远古文化探秘旅游圈，从而带动当地新一轮旅游经济的发展。
一、蚩尤作为历史人物存在的真实性
按照传统的学术观点，人们一般把黄帝、炎帝、蚩尤等传说中的历史人物看成是神话人物，认为它们都是虚构的。这种观点发端于上世纪初的“疑古派”。由于中国商代以前的历史没有文字记载，上世纪初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古史层累说”，认为黄帝、炎帝、蚩尤等都是后人不断添加上去的，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这些人物；他甚至认为大禹是一条“虫”。⑴后来郭沫若先生也说：“《尚书》是开始于唐、虞，《史记》是开始于黄帝，但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真正的起头。”⑵由于持此观点的都是我国顶尖级的学者和史学家，因此影响很大，中国史学的基本构架就是按此观点建立起来的。然而，这个说法看似很权威，其实有很大的纰漏。
首先，这个说法违背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和人类文化发展的自身逻辑。我们知道，殷商时代的中华文明已经非常成熟，璀璨的青铜文化，不可能是中国文化最初的根，它之前理当还有一个很漫长的历史积淀和发展过程。毫无疑义，是由于有了殷商之前无数中华先祖的生活智慧和文化积累，才为殷商时代青铜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可能。我们不能因为商代以前没有文字记载，就否定这段中国历史的存在。
对此我们不妨以人的一生来作个形象说明：发达的殷商青铜文化显然应当看作是人的少年时期，那么在它之前还有一个童年时期和婴儿时期；正像我们不能以人的少年时期作为人的一生开始一样，当然也不能把殷商时代作为中国历史的开始。我们还可以用一棵树来作比喻：殷商时代的青铜文化是我们看到的树干，但地下还有很长的树根。一棵完整的树是由树根、树干和枝叶构成的，我们不能只承认树干、枝叶而不承认树根。事实正是如此，后来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现代考古发掘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考古实物不断印证：早在所谓的“神话时代”，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已经有大量的中国先民存在了，而且当时他们还创造了十分发达的文化。因此，我们相信，自殷商和先秦就在民间广为流传的黄帝、炎帝、蚩尤、尧、舜、禹等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并非子虚乌有。
当然，这些考古实物没有文字表意，不会说话，我们很难将它们与民间传说中的黄帝、炎帝、蚩尤等的行迹一一对号；因而仍有人坚持说，这些实物只能证明当时有中国先民存在，不能证明它们的主人就是黄帝、炎帝、蚩尤、尧、舜、禹，黄帝等神话人物依然是子虚乌有的。但是，既然今天我们找到了那个时代的这么多的先祖生活痕迹，民间又传说那个时代有这么些“先祖”存在，我们又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生活痕迹就一定与传说中的先祖无关呢？
比起这种同样没有证据，却一味地坚持说黄帝、炎帝、蚩尤、尧、舜、禹等先祖不存在的观点，笔者以为，将现代考古发现的殷商时代之前的文物与民间传说相对应，民间传说的有黄帝、炎帝、蚩尤、尧、舜、禹等先祖存在的观点更令人信服些。因为，自殷商开始，毕竟中国人就一直是这么称呼自己的先祖，而现在又找到了那个时代的我们的先祖们的生活痕迹，我们没有必要再另外凭空设想出一群先祖来。
当现代考古发掘了大量殷商之前的人类生活痕迹后，很多人（包括不少历史学者）仍坚持说黄帝、炎帝、蚩尤等先祖不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这些先祖的故事是以“神话”的形式流传的。由于神话思维的荒诞性，传说中的黄帝、炎帝、蚩尤等先祖在很多地方不像当时现实生活中存在过的“人”，而更像是后人想象出来的“神”，故让大家对他们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很无奈，神话思维与真实历史融为一体，给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带来了麻烦，致使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也变成了“神话”。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看待神话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呢？我想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不以我们今天现代人的科学思维来否定原始人类的神话思维。在当时，神话思维是原始人类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甚为合理的。有关黄帝、炎帝、蚩尤等先祖的传说，最早应当诞生在原始社会，其时，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思维还很不发达，原始人只能这样充满想象地去记述他们所经历过却无法完全理解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他们相信其所表述的就是当时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因此，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剔除其中荒诞的成分，找出其历史的真实原貌；而不是因神话思维的荒诞性，就轻易地将其所记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全部否定掉。
如，原始部落首领是肯定存在的，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也是肯定存在的，那么，这就可以看做是黄帝、蚩尤及“黄蚩大战”存在的客观真实性基础。而《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等动物打仗，肯定是不存在的；但如果我们把这理解为是一个叫黄帝的原始部落首领教以“熊、罴、貔、貅、貙、虎”动物为图腾的六个原始部落打仗，其客观真实性又是存在的。
又如，《山海经•大荒北经》云：“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如果认为这是黄帝命令一条龙畜水攻打蚩尤，蚩尤请风神、雨神助战，黄帝接着又请天上的旱神助战，这显然是荒唐的、不存在的；但如果我们把这理解为是黄帝命令以龙为图腾的原始部落从水路进攻蚩尤，蚩尤利用气象知识，趁风雨大作的天气反攻，黄帝令应龙部落暂避，等待天晴再攻杀蚩尤，其客观真实性又是存在的。总之，我们不能无视原始人类神话思维的特性，而用现代人的思维去解读原始神话。因为这同样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史学观的。
其次，这种说法混淆了“人类历史”与“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概念。“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并不等同于“人类历史”，它比“人类历史”亦要短很多。实际上，人类的“历史”有四种：一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它是不可完全复述的，一复述就会缺失和失真；二是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如中国的二十五史之类，它是按照一定的政治需要和史学家所掌握的材料及其主观认知取舍写成的，虽然人们通常把它看作就是“历史”，但它不一定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的全部或真相；三是民间口头传说的历史，它是老百姓以“神话”或“史诗、故事”的形式对以往生活的口头描述，由于思维方式的制约和在口头传播过程中容易变形，它看起来很不像“历史”，但也有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在其中；四是通过考古发掘的埋在“地下的历史”，它是真实历史的客观存在，但因被挖出来的文物大多不会说话（没有文字），需要通过现代人对它们进行解读，而通过现代人解读后的历史也未必就是真实历史的原样。
从四个方面对“历史”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由于真实发生过的历史的不可完全复述性，不管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口头传说的历史，还是今人所解读的地下挖出来的历史，都只能是在某种程度上接近它；在完全真实性上，三者没有本质区别。显然，仅以“文字记载的历史”来衡量某段历史是否真实存在的治学方法，是并不正确的。这种所谓“文字记载的历史”能起什么作用呢？我认为它最多只能证明在某个时代，有这么一个（或一群）人，是用这样一些文字去记载他（或他们）所认知的那段历史的，而不能说他（或他们）所记载的那段历史的真实性就一定是这样。但遗憾的是，至今依然有很多人采用这种并不正确的方法去研究历史，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和“人类历史”等同起来，这又怎么能找出人类历史的真相呢？
语言早于文字。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人类的历史就是靠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而且即便有了文字之后，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也依然会以这种古老的方式在民间流传。老百姓不会用笔头去记载历史，那是史官和历史学家们的事，但老百姓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经历者，他们仍然会用嘴巴去传说自己的历史，我们没有理由说口头传说的历史就一定不存在、不真实。有无文字记载不应当成为衡量某段历史是否存在的依据。
印加文明是在南美洲西部、中安第斯山区发展起来的印第安古代文明。它的影响范围北起哥伦比亚南部的安卡斯马约河，南到智利中部的马乌莱河，全长4800公里，东西最宽处500公里，总面积达9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0万，当时十分强大。然而印加人一直没有创制文字，他们的计数方法是结绳，克丘亚语称“基普”，即在一条主绳上结上许多小绳，用结节表明数字，用不同的颜色和长度表明不同的类别（中国也有类似的“结绳记事”时代）。印加人便以这种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简陋方式操作自己的高度智慧，充满自信地与“神”对话，与自然对话，在农业、交通、金属加工、纺织技术、制陶业、医药学以及音乐、文学等方面取得了令人叹服的成就，特别是在天文、历法和数学领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你能说印加人没有历史吗？
所谓文字记载的历史，在计算机发明之前，人们是通过陶版、石头、钟鼎、甲骨、竹简、木牍、丝帛和纸张上保留的文字符号来认知的，有一些保留下来了，有一些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消失了，你能说只有保留下来的这些才是人类发生过的历史吗？进入计算机时代，人类更多的文字、图片信息通过计算机来保存，几百年或者几千年后，它们可能遇到某种突发的全球性灾难而消失殆尽，你能说这几百年或者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不曾存在过吗？
当然，顾颉刚、郭沫若等先生当时持此观点，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其时他们并不知道后来会挖出这么多的殷商以前的地下文物来。但今人如果仍持此观点，就有点固步自封了，是很不应该的。
值得庆幸的是，基于上面所述的对上古史的正确认识，随着大量殷商以前的地下文物的不断出土，从上世纪末开始，大多数中国人又从“疑古”走向“信古”，人们对炎、黄等人文始祖越来越认同，而蚩尤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三祖之一”，今天也为广大民众所景仰。虽然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有可能存在几代“黄帝、炎帝”的问题，因而“蚩尤”也有可能存在不同代系，但“蚩尤”作为历史人物存在，却是完全说得过去的，这就为新化寻找“蚩尤故里”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
二、蚩尤如果有故里到底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
论证“新化是蚩尤故里”的最大难度，是必须颠覆中国上古史的走向，这是关涉到中华文明到底从哪里起源的大问题。因为根据史书上有关黄帝、炎帝、蚩尤的材料，他们都是传说中的北方原始部落首领，有关他们的故事多发生在北方。而炎、黄是兄弟，蚩尤与炎帝又有亲缘关系，《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路史·蚩尤传》载：“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甚至有人认为炎帝即蚩尤。这样，论证蚩尤故里在新化，也就意味着是论证炎、黄的故里在新化或在新化附近的某些地方。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根据以往所掌握的知识，人们会认为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我认为不仅有可能，而且上古史的真相应当就是如此。
我这样说是根据以下分子人类学、考古学研究成果而不得不得出的结论。
1、人类基因研究表明：石器时代中国南北人群的流向是由南向北迁徙，而不是由北向南迁徙的，而湖南是这个迁徙过程中重要的集结点和出发地。199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褚嘉佑教授等利用30个常染色体卫星位点（microsatl-lites）分析了28个东亚人群和中国南北人群及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遗传结构，分析表明东亚人群共同从南方进入，并且后来由南向北迁徙。1999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宿兵等利用19个Y-SNP构成一组Y染色体单倍型，来系统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人群的起源和迁徙。在比较中国以长江为界的南、北人群差异时，发现南方人群的遗传多态性明显高于北方人群。这一差别表现在于：①南方人群中的亚洲特异单倍型的数目多于北方人群，其中H7、H11和H12仅出现在南方汉族，在北方汉族中没有，而北方汉族之单倍型在南方汉族中均有出现。这些在南、北汉族群体中的差异在南、北非汉族人群比较中更为显著；②南方人群的基因多样度高于北方人群，各人群的遗传多样性按由北到南排列，百分比逐渐上升，揭示中国人的祖先从东南亚进入中国的南方，而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
以上材料来自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金立教授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褚嘉佑教授主编的《中华民族遗传多样性研究》一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11月版）。该书第193页的《推测东亚人群祖先迁移到东亚的可能路线图》表明：东亚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经印度到南亚，然后一支进入东南亚地区，一支往北进入中国岭南，再翻过南岭到达湖南；然后从湖南分两支过长江，一支迁往东北，一支迁往西北。金立、褚嘉佑等人的研究成果是多国科学家共同完成的一项“寻找人类起源计划”的一部分。目前，“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观点已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2、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石器时代中国南北人群的流向也是由南向北迁徙，而不是由北向南迁徙的，湖南在这个迁徙过程中也相当重要。针对现代人类非洲起源说，我国持不同意见者坚持中国人从本土起源，即所谓“多地区起源假说”。他们坚持中国现代人类本土起源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从云南的元谋人到湖北的长阳人，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人类化石学证据链。尤其是1957年在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主持发掘下，在长阳发现了距今近20万年的早期智人——“长阳人”化石后，经过不断发掘，近年又在长阳地区的伴峡小洞发现了距今13万年左右的旧石器及人类用火遗迹，鲢鱼山发现了距今12万至9万年的人类用火遗迹，而伴峡榨洞则发现了距今2.7万年的旧石器和人类用火灰烬层。因而他们认为，长阳地区发现的一系列旧石器时代遗址、动物化石、石器和人类用火遗迹，完全可以证明中国现代人是由本土自身连续发展起来的。根据“多地区起源假说”，湖南无疑仍是古人类迁徙的重要转折点。因为所谓湖北的“长阳人”所在地，其实就在长江以南，即湖南常德澧阳平原的西北角，与后来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的彭头山文化、大溪文化为同一个文化圈。因此，从文化地理上来看，与其说它属于今天的湖北，不如说属于石器时代的湖南。我们这里不去探讨人类起源地之争，也不对两种观点作评价。我们所重视的是，不管这两种观点谁对谁错，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的证据都指向中国现代人类是经湖南由南向北迁徙的。
上述古人类由南向北迁徙理论，与中国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分布规律也相当一致。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张之恒先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一文中指出：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是，……南部的时代早，北部及东北地区的时代晚。东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呈现出由南而北文化时代逐渐递减的趋势……早期古人流动和迁徙的规律，大体和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相一致。古人类的迁徙和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又直接影响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⑶那么，为什么湖南会成为这个迁徙过程中重要的集结点和出发地呢？几年前，我提出了一个“雪峰山是中国上古文化坐标”的假设。
我认为，人类文明的起源与一条食物链有关，这条食物链就在北回归线附近，一直到北纬30°线附近的地方。动植物都集中在这条线上，古人类也在这条纬线上栖息或不断地东西迁徙，所以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印度文明，以及世界上众多的古文明现象都诞生在这条线附近。我国的五岭——就是南岭，是这条线上最重要、最东端的一座山脉——再过去就是东海了，因此，成了古人类这条迁徙之路东端的最后一个驿站。
再看我们中国的地形是分为三个阶梯：第一阶梯是青藏高原；第二阶梯是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第三阶梯是丘陵和平原。雪峰山即中国地形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最南端的地理分界线。它西南端与南岭西端的城步八十里大南山相接，东北方向与巫山山脉、太行山脉、大兴安岭山脉相呼应，形成了一条由南到北的阶梯线，这条阶梯线正好与那条食物链最东端的南岭山脉构成一个倒“⊥”字形坐标。在这里，山脉与河流改变了走向，由第二阶梯、第三阶梯的东西——西东走向，变成了北南——南北走向。古人类的空间方位感被彻底打乱，他们惊恐、彷徨，以雪峰山这个坐标为基点，在南倚五岭山脉，西接武陵山脉，中踞罗霄山脉，东至武夷山脉的“山”字形洼地停留下来，繁衍生息。大概在距今2万年前后，中国现代人类在这里留下了最早的一批文化遗存（留在湖南的最多、最早）。在上万年的时间里，他们中间的先行者又沿着北南——南北走向的山川不断地继续前行，使这些文化得以向北传播，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南北碰撞”基本格局。大概在距今5千年至4500年的时候，随着北方仰韶文化的发展和龙山文化的兴盛，他们携带着在这里创造的文化开始整体向北迁移，于是中华文明的中心从长江流域的湖南迁移到了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
上述描述考古界其实早有认识，前文提到的张之恒先生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一文即指出：“二级阶梯的东缘，即云贵高原和武陵山脉的东缘（笔者按，即雪峰山脉的西缘），是古人流由南向北迁徙和流动的通道。”《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湖南省新石器时代遗址》亦说，“沅水（笔者按，雪峰山西缘）和西江始终是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古文化重要的，但长久被研究者忽视了的通道。”⑷这种古人类由南向北迁徙理论，还可由在湖南出土的大量考古文物及其传播方向所证实。
近20年来，在今天被称作“湖南”的这块土地上，发掘了21000年前的陶片和15000年前的原始栽培稻（道县玉蟾岩遗址）；⑸发掘了9000年前的“×”文字符号（澧县彭头山遗址）；⑹发掘了7800年前的八角星图案，以及7500年前的凤鸟图案和距今7000年左右的大型宗教祭祀遗址（怀化高庙遗址）；⑺还发掘了6500年前的有灌溉设施的水稻田和6100年前的古城（澧县城头山遗址），⑻等等。这些东西不仅在中国是最早的，而且有的在世界上都是最早的，如陶片可以说是人类工业文明的起源，栽培稻可以说是人类农业文明的起源。按照国际上文明起源四要素即“文字、城市、青铜器（冶炼术）、宗教礼仪建筑”的标准，如果我们把“冶陶”看做是“冶铜（冶炼术）”的前身的话，那么，6千年前，这些“文明要素”都在湖南这个地方集中萌芽了。
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还有一个不断向中原传播的过程，且后来都成了中华文明的基础。比如说那个“×”符号，后来在北方很多文化遗址出土的器皿上都发现了它。在属于楚文化的曾侯乙墓中的武士铠甲的前胸和后背上，也有这个一模一样的符号，它作为一种氏族的标志，一个护胸符一样的东西保存了下来。这个符号在甲骨文中也有，就是数字“五”。中国人的“五帝、五方、五行、五气、五谷”等观念，以及蚩尤的“五兵”概念，应当都是由它衍生出来的。
还有那个“八角星图案”，据湖南考古所贺刚研究员等介绍，后来在北方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中也屡有发现。从有这个图案的考古学文化所处年代的梯级架构推断，八角星图案最初发源湖南高庙文化，然后东传至洞庭湖区，再传至长江下游与黄河下游地区，最后达于黄河上游与辽西地区，传播过程的时间跨度接近4000年。这种跨时空的文化现象必然反映了当时人们某种共同的观念和信仰。研究者们通过对凌家滩M4玉版上的八角星图案的研究，大都认为它与当时人类的宇宙观密不可分，其图形布局表达的方位标示，应为观象授时的历法以及“八卦”的源头。⑼
还有“古城”的北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春青教授把全国已发现的古城遗址做了一个全面的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湖南城头山古城为起点，长江中游率先出现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长江中游出现城址群，而黄河中游始有单个城的出现；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出现中心城址与非中心城址的差别而黄河中游城址群始涌现，到了青铜时代早期，长江中游的城址衰落，而黄河中游都城兴起。两地除了在时间上有先后外，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中心地区出现的多城址聚落群，与黄河中游此后数百年才出现的中原龙山文化城址群有某种相似之处。⑽根据他的研究，可得出“城”也是从湖南这里起源，然后由澧阳平原向江汉平原发展，一步步传到黄河流域去的。
稻作文化北传的过程也十分清楚：玉蟾岩15000年前的原始栽培稻诞生后，由两路向北传播，一路经江西万年（距今约14000年）、浙江上山（距今约10000年）、河姆渡（距今7000年），再往北达杭州、上海、山东；一路经澧县彭头山（距今约9000年）过江汉平原达河南贾湖（距今约8000多年）。这个传播方向有文化符号、墓葬朝向和祭祀器物可证：河姆渡遗址的凤鸟图案晚于湖南高庙500年，贾湖遗址的墓葬头朝西南的洞庭湖方向，其用于祭祀的小龟也产于洞庭湖，⑾可见其文化源流关系。此外，陶器（包括白陶）及其器型、纹饰的北传也很明显，此不赘述。
当然，人类由南向北迁徙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先人应有无数个这样的迁徙过程。早过去的会在北方繁衍生活，变成“北方人”。之后又有新的人群过去，这期间也会有冲突和融合，甚至回还互访。这就有了考古学上的诸多文化现象。苏秉琦先生把它形象地归纳为“文明起源满天星说”，亦即所谓“文明起源多元论”。但以前人们往往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上古人群迁徙的基本走势是由南向北，而不是由北向南，因而不管是在哪个阶段去到北方的人群，南方都永远是他们的故乡。因此，那种“湖南自古就是南蛮之地”的说法是不对的。虽然商周以后，相对中原而言，湖南的确是落后了，但在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中心却是在湖南，而不在中原。
看到这里，有人或许会问，既然“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中心在湖南”，为何在历史文献中没有任何相关记载呢？我的解释是：在没有文字记录、只有口耳相传的情况下，中华文明在南北迁徙的漫长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文化记忆断层。我这样说，无论是从个人记忆还是家族记忆，都可以得到印证。试想，谁能够回忆起5岁以前的准确经历？还有，当我们十几代、几十代前的祖先，从某个乡村迁移到北京或者上海定居，繁衍到我们的祖父、父亲和我们这几代时，我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会是乡下人吗？一定会是北京人或上海人；而我们远祖来的地方，即那个遥远乡村，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早已变成一片空白了。个人的记忆，家族的记忆，总是阶段性的，如果我们的远祖在当时的乡下追忆他们更古远的故乡，也将会如同我们的情况一样。
一叶知秋，中国现代人类的文化记忆也应当是这样的。中国出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在3600年前的商代，距中华文明中心由南到北迁徙的时代已有1400年，在这1400年的漫长岁月里，出现文化记忆断层是不奇怪的。
造成这个文化记忆断层的原因除了记忆因素外，还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过去编族谱，为了满足家族的虚荣心，往往借一个历史名人来作自己的祖宗，把这个名人的地望视为本家族的地望，而本家族真正的地望却在族谱中湮灭了。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
中国历史的编纂也是这样。春秋时，儒家中原文明正统史观已经形成。《大戴礼记》有这么一段记载：宰予问孔子黄帝事，孔子曰：“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夫黄帝尚（太遥远）矣，女（你）何以为？先生难言之。”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五帝本纪一》篇末也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
从这两则文献可知，当时在民间还保留有中华文明源头的一些残存记忆，但由于时代久远，在口头流传的过程中大都已经变形，有的变得甚至很荒诞，所以孔夫子、司马迁不愿意相信他们的始祖源自“南蛮”，对此讳莫如深，孔子说：那些事太久了，且不雅驯，难以言之；司马迁在《史记》中虽有涉及，也是很简略，且闪烁其词。这终于造成了中国上古史的文化记忆断层，以致我们只记得按中原文明正统史观编造出来的这段三千多年的历史，以为中华文明的源头真的就在黄河流域，而我们到底从哪里来？却成了不解之谜。
上世纪初，随着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相继出土，且在河南殷墟出土了甲骨文、青铜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更是加强了这种“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摇篮”的印象。虽然后来在长江流域发现了比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更早、更发达的中华早期文明，人们逐渐承认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但由于“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中原文明正统论”的观念根深蒂固，已经很难消除了。
所以，要论证“蚩尤故里”在新化即长江以南，这项工作是很艰难的。但是，我对蚩尤等中华先祖的故里在湖南仍是坚信不疑。这除了有上述分子人类学、考古学的系列证据支撑外，即便按照传统的“古史钩沉”的做学问方法，在大家所熟悉的历史文献中也可找到一些供我们“拨乱反正”的蛛丝马迹：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教民“蓺五种”，其他历史文献也载炎帝“教民耕种”，并把炎帝称为“神农”。然而，所谓炎黄时代，大家一般认为距今5千年左右，而这时农耕文化在湖南玉蟾岩已诞生1万多年了，在9000年前的澧县彭头山文化时代已有相当规模，而在6500年前，澧县城头山已经出现了有灌溉系统的水稻田，农业耕作技术已很成熟。可是，为什么到了距今5千年的炎黄时代，黄帝、炎帝又来教民“蓺五种”和“耕种”呢？我以为，历史文献中的这种记述，反映的当是炎、黄二帝把从南方带来的成熟的耕作技术传播给当时黄河流域的人民的基本史实。因受中原正统史观制约，记述者故意只记“其然”，不记其“所以然”，以便隐瞒黄帝、炎帝等始祖来自南方的事实。这种与考古发现不符、与中国农业发展史相违背的记述，可作为我们“拨乱反正”的文献依据之一。
《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这里的“成”即“成长”的意思，非指“出生”。少典和有蟜氏活动的地望即黄帝、炎帝的出生地在哪里呢？所有的古代文献都无记载。黄帝、炎帝这样重要人物的出生地在古代文献中缺失，我以为亦是“中原文明正统史观”造成的。或许当时“百家言”中还流传有黄帝、炎帝来自南方的说法，但持中原文明正统史观的儒生们故意不记载，而《国语·晋语》在记述黄帝、炎帝生平时也是欲言复止、含混其词。这种反常现象，可作为我们“拨乱反正”的文献依据之二。
《太平御览》卷十五引《志林》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在“四方”之中，黄帝为什么偏偏取“南方”来作为这种辨别方向之车的命名呢？唯一可解释的是：在他的潜意识空间方位中，南方是四方的“基点”；而南方之所以会成为黄帝潜意识中的空间方位的基点，是因为南方对他很重要，是他的出生地，他的故乡。“指南车”所反映出来的这种黄帝对“南方”的文化心理认同或集体无意识，可作为我们“拨乱反正”的文献依据之三。
此外，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炎帝尝百草中毒死于湖南，葬于长沙茶乡之尾（今炎陵）；舜帝南巡死于苍梧之野，葬于九嶷山，其妻、妃娥皇和女英葬于洞庭君山；拒绝舜让天下的善卷老死于新化大熊山附近的善溪等种种传说，也当是中国现代人类在史前由南向北迁徙时的记忆残留。这些记载都可作为我们对中华文明史“拨乱反正”的文献依据。
虽然这些“记忆残留”在中原正统史观的影响下，炎帝、舜帝葬在湖南的原因被解读成是因为“南巡”死在这里，而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的“洞庭、荆山”等地名也被解读到了北方，但当我们明白了上述的中国古史的真实走向后，这些古史中的重要人物都密集地与湖南发生关系，死后都葬在湖南的真正原因就很清楚了——因为这里是他们的故乡，这就是所谓的“狐死必首丘”。
当然，根据中国文化“狐死必首丘”观念，也许有人会说：“蚩尤冢”在山东，因而蚩尤故里也应在山东。诚然，据《史记·集解》引《皇览》：“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两个“蚩尤冢”都的确是在今山东。但是，《皇览》所载钜野县的“蚩尤冢”是“肩髀冢”，即“无头冢”，不存在“首丘”问题；而所载寿张县“蚩尤冢”则明白地告诉我们：“山东不是蚩尤故里”。寿张县的“蚩尤冢”所在地叫做“阚乡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阚”：“望也。望者，出亡在外，望其还也。”可知“阚乡城”即“望乡城”。哪有葬在故乡还称其坟墓所在地为“望乡城”的呢？显然，蚩尤遗族当时把山东寿张的“蚩尤冢”所在地取名为“阚乡城”，是想告诉后人那里不是蚩尤故里，希望有朝一日能将蚩尤的遗骸迁回他的故乡。那么，蚩尤故里在哪里呢？根据上面所述的中国古人类经湖南由南往北迁徙的事实，以及对蚩尤所处时代的考古学分析，“蚩尤故里”当然只能是在湖南。
三、新化是蚩尤故里的可信度
通过以上论述，说“蚩尤故里”在湖南，似乎已经有相当的说服力了。但如果要进一步圈定“蚩尤故里”在新化，还需要做更多的论证。据我所知，新化提出其地是蚩尤故里的证据材料，主要来自陈子艾教授、李新吾先生的有关民俗调查报告。⑿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条：
1、新化大熊山出土了民国十六年的刻有“蚩尤屋场”文字的石碑。
2、新化大熊山《陈氏源公九修族谱》“显聪”条目载：显聪“同治六年丁卯正月二十一日辰时殁，葬春姬坳蚩尤屋场后”。
3、据新化大熊山一带陈、李、张姓60岁以上的老人介绍：“蚩尤屋场”地名是他们进山时的老祖宗们从原居于此地的“苗子”（当地对原住苗瑶同胞的俗称）那里传下来的，是“蚩尤老祖的屋场地”，是“蚩尤老祖建房屋的地方”。
4、当地村民张专之说：我们锡溪村人不发疫、牛不发灾（瘟疫），田里蚂蝗不吃人血，山里洪水不浸田庄，老辈人讲是搭帮蚩尤老祖封诰过：这地是天下太平之地，是块风水宝地。这里是蚩尤屋场的出口。
5、当地村民李武汉说：蚩尤是大熊山的开山始祖，没有爹只有娘，娘名叫哈雾，在蚩尤屋场一胎生下他们九兄弟，他是老大，讨了个婆娘叫春姬。他长相很凶，头上有两只角，眼睛像牛眼，鼻子像狮鼻，嘴巴像虎口。但他很孝道，不管在做什么，只要听见娘一叫喊，就会立即回到娘的身边。所以现在师公要请他降坛，用牛角“哈雾哈雾”一吹，他就会马上降临。后来北方的黄帝看中了大熊山这块风水宝地，带了兵来抢，蚩尤带领他8个弟弟和全山百姓，一仗就把他们打跑了。这些材料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它们发掘的年代离我们很近，口头传说即今人所述，而出土的石碑、族谱的年代也不到100年。它们真能证明5千年前新化就是蚩尤故里吗？人们未免心生怀疑。但通过文化逻辑分析，我认为它们还是有相当高的可信度的。
首先，因“蚩尤屋场”石碑和《陈氏源公九修族谱》分别记载有“民国十六年”和清“同治六年”的文字，故可证明至少在清末民初该地就称“蚩尤屋场”。
其次，因有石碑和族谱等实物、文献为凭，今天该地村民有关蚩尤的传说应当是源自过去，而非为配合今天的旅游开发所新编的故事。
第三、虽然上述证据所记年代是清末民初，但由于从先秦时代“蚩尤传说”面世开始，到前几年蚩尤被尊为“中华人文三祖之一”时止，“蚩尤”一直都被正史丑化成一个“诛杀无道，不慈仁”、残暴与贪婪的反面形象，⒀故在这段时间里，人们是决不会去攀附“蚩尤”这样一个反面人物来标榜自己的地望的。也就是说，该地人不会在这段时间里把他们家乡的这个地方取名为“蚩尤屋场”。那么，究竟是从何时开始这里叫“蚩尤屋场”的呢？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先秦以前这里就称“蚩尤屋场”；二是在这段时间的某个时段，因外人厌恶这里的人而把这里称作“蚩尤屋场”。但如果是第二种，当地人自己是不会承传这个称谓的，所以，应当是在先秦以前这里就叫“蚩尤屋场”了。
第四，这个“蚩尤屋场”的称谓也不会是以蚩尤为始祖的苗族在某个时间段南迁时从北方带来的。因为尽管蚩尤在北方山东等地征战多年，荒废的故居也应不少，但没有一处被他的后裔称为“蚩尤屋场”的。“黄蚩大战”后，在北方蚩尤部落活动过的地方留下了“蚩尤城、蚩尤冢、蚩尤祠、蚩尤庙”等遗迹，还没听说过有“蚩尤屋场”。因而“蚩尤屋场”不会是蚩尤遗族在北方的文化记忆。况且，即便“蚩尤屋场”是蚩尤遗族的北方记忆，蚩尤遗族来到新化后，在这里也只会建些“蚩尤祠”、“蚩尤庙”之类的纪念性建筑，后世不应有“蚩尤屋场”的传说。因为，所谓“屋场”，即“祖屋”所在地、老祖宗的宅基地，它应是蚩尤遗族对蚩尤故里的一种特殊文化记忆，蚩尤遗族是不会在一个非蚩尤故里的地方留下“蚩尤屋场”传说的。至于今天该地村民说“蚩尤屋场”这个称谓是从原居于此地的“苗子”那里传下来的，只能说明后来以蚩尤为始祖的苗族来到这里时发现了“蚩尤屋场”，本着对老祖宗蚩尤的崇敬和怀念，把这种文化记忆一代一代承传下来了。这个“蚩尤屋场”应是在他们南归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的。
第五，“蚩尤屋场”石碑和《陈氏源公九修族谱》虽然离今天很近，且记录者不权威，但对于“真实发生过的蚩尤历史”而言，它们与古代文献上那些权威人士所记的蚩尤材料是同性质的。因为不管是古代文献上记载的蚩尤材料，还是今天新化提供的这些清末民初的材料，其来源最初都是民间口头传说，记录者都距蚩尤时代很遥远，都不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在这一点上是没有权威可言的，不能说古代记载的可信，清末民初记载的就不可信。如果我们认同上面对“蚩尤屋场”称谓起源的分析，承认“蚩尤屋场”是自先秦以前就有的“原生”传说，那么，既然大家可以接受三国时期《皇览》中的“蚩尤冢”记载，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新化的清末民初石碑和《陈氏源公九修族谱》上的“蚩尤屋场”记载呢？虽然新化的材料比《皇览》晚了1千多年，但这只是在不同时代对一直在民间流传着的“原生”蚩尤传说进行记录而已，对于5千年前的蚩尤事迹而言，踞它3千多年时记录它与踞它5千年时记录它在可信度上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我们不能“五十步笑百步”。
此外，对于该地有关“蚩尤”的种种口头传说，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可能在西汉前就有了。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其父写史记时，即沿着五帝的足迹曾“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他也提到这次经历：曾“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蚩尤屋场”所在地新化大熊山，即在沅水和资江之间，系司马迁“浮于沅、湘”的范围。司马迁游历于此，应当是听说这里有黄帝、炎帝、蚩尤等的事迹才来的。
《史记》所载黄帝“登熊、湘”，也可作为新化大熊山自古就有蚩尤文化背景的一条重要证据。大熊山又名“熊胆山、熊山”。《大清一统志·宝庆府一》云：“熊胆山，在新化县东北一百里，一名熊山。《方舆览胜》云：‘昔黄帝登熊山，意即此。’”虽然因中原正统史观的影响，历来对“熊山”所在地颇有争议，但当我们了解了前面所述的中国上古人群由南向北迁徙的大背景后，黄帝所登之“熊山”即新化大熊山，就不难理解了。当地村民李武汉说：“蚩尤是大熊山的开山始祖……后来北方的黄帝看中了大熊山这块风水宝地，带了兵来抢，蚩尤带领他8个弟弟和全山百姓，一仗就把他们打跑了。”其所述应当也非空穴来风。虽然这只是民间传说，未免于历史真实有所变形，但也未必就没有一点真实历史的影子。
综上所述，新化所提供的有关蚩尤的材料虽然时代很晚，且非著名史籍所载，其可信度仍是不低的，我认为它们可以作为证明“蚩尤故里”在新化的若干依据。新化之所以会成为“蚩尤故里”所在地，与其境内的大熊山在上古人群由南向北迁徙途中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如上所述，雪峰山是中国地形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最南端的地理分界线，雪峰山脉西缘是古人流由南向北迁徙和流动的通道，沅水、西江亦是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古文化重要的通道。而大熊山系雪峰山伸向洞庭湖平原的最后一座高峰，资江沿雪峰山脉向北流入洞庭湖，在安化境内向东成直角转折切割雪峰山，形成新化至烟溪间的大峡谷，大熊山就坐落在这个大峡谷的东边。雪峰山从这里开始分叉，资江以西的主脉与武陵山夹沅水伸向洞庭湖西北部平原；以东的分脉沿资江安化段东折，经宁乡沩山、黄材向东延伸，过益阳市南的沧水铺接笔架山而至洞庭湖东南部平原。从这里，我们的先祖可沿沅水走向洞庭湖西北部平原，然后北上达江汉平原；可沿资水及宁乡沩山、黄材余脉向东经笔架山而至洞庭湖东南部平原，再往东过江西转浙江北上达山东。大熊山作为上古人群从山区走向洞庭湖平原的最后一座堡垒和俯瞰中原的最前沿的瞭望哨，其地理位置是不容忽视的。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上古人群由南向北迁徙途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在这里出现上古人群大迁徙时留下的“蚩尤屋场”，是不难理解的。
在大熊山周边出土的与蚩尤有关的众多文物似乎更加印证了我的上述推论。上世纪末，在大熊山四周（包括它所覆盖的其他周边县市）发掘了很多蚩尤时代的考古文物。据1996年版《新化县志·古迹》载：在新化县圳上乡干家村发掘了观音洞新石器时代遗址。文化堆积厚0.5～1.5米，断面有灰坑，采集的石器有磨制石锛块，陶片有夹砂褐陶、泥质灰陶，器型有碗、豆等；在茶溪乡云霄桥发掘了紫宫洞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在资水支流油溪河旁，分上下两层，顶部透光，面积约120平方米。文化堆积1～2米，采集陶片有夹砂红陶、夹砂黑陶，器型有钵、罐等。均保存较好。
据益阳市文管所姚旭天先生的《安化几个早期考古学文化综述》一文，1986年文物普查，在安化资江水系的东坪镇城埠坪镇、大福镇尹田村和马路镇潺溪坪等地发现了距今4500年左右的古文化遗址，文化内涵相当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时期。考古人员采集了大量的实物标本，其中主要是夹砂红陶、褐陶、灰陶，少量夹砂黑陶和泥质红陶等陶器残片及部分磨制石器。陶器主要有釜、钵、纺轮等，石器有斧、锉、箭簇等。纹饰匀以粗方格纹、弦纹为主，其特点符合考古学分期的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类型，没有发现其他文化因素混杂其中。
学术界一般认为蚩尤是东夷九黎部族集团首领，其文化与龙山文化相对应。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从这些文物与龙山文化的相似性看，它们应是蚩尤部族留下来的。虽然考古界认为长江中游龙山文化主要是承接屈家岭文化而来，与山东龙山文化不尽相同，然而，屈家岭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都以“黑陶”著称，二者的联系仍很紧密。
从湖南宁乡黄材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亦可证大熊山与蚩尤有关。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在湖南宁乡黄材盆地及其周围发现了一大批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和铸造工艺精湛的商周青铜器，总数达300余件。其中的四羊方尊、人面方鼎、虎食人卣、象纹大铜铙、兽面纹提梁卣、兽面纹大铜瓿等均体现了我国商代青铜器工艺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四羊方尊、人面方鼎，其体积之大与重量之重，更为北方所罕见。因不知其文化内涵，至今宁乡青铜器群的谜团仍未解开。然而，当我们明白大熊山即蚩尤故里后，这个谜团就迎刃而解了。我认为，这些青铜器是蚩尤后裔即商朝遗民在商末社会大动荡中回归故里所留下来的部族图腾、象征商朝国家权力的权鼎和祭祖用的礼器。
1、宁乡黄材地处雪峰山脉东北麓，距大熊山腹地很近，是进入大熊山的东大门。宋熙宁五年（1072）开梅山便是从这里进去的。蚩尤是东夷九黎部族的首领，亦是我国金属冶炼技术的始祖，而商部族原为东夷族的一支，是掌握金属冶炼技术最早的族群，这么多的商周青铜重器集中出现在其时地理位置十分偏僻的大熊山东大门，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大熊山是蚩尤部族的祖源地。
2、据喻立新先生《揭开宁乡青铜器之谜》一文考证，尧舜时期，宁乡黄材炭河里古城遗址，即三苗国国都所在。⒁我以为喻先生的考证很有道理。《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宁乡黄材距南岳仅150多公里。）明代《名义考》云：“三苗建国在长沙”，而三苗是蚩尤的后人。《国语·楚语下》云：“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韦昭注：“三苗，九黎之后也”，《国语·楚语》注：“九黎，蚩尤之徒也”。蚩尤后裔将三苗国国都建在大熊山东大门，亦证明大熊山是蚩尤的老巢。
3、从这些青铜器的造像特征看，也与蚩尤有关。蚩尤为炎帝裔，姓“姜”，而“姜”从“羊”，“四羊方尊”应即炎帝族的氏族图腾。黄帝杀蚩尤后，以其面具威慑天下，《尸子》中有“黄帝四面”之说，“四面方鼎”应即黄帝用以威慑天下的蚩尤面具权鼎。鼎内有铭文“大禾”二字，说明此鼎与南方稻作民族有关，而蚩尤亦为稻作民族始祖之一。另，大铜铙上的纹饰除个别饰以云纹装饰外，其它都为“饕餮纹”，学界皆认为“饕餮”即蚩尤面具，这更是这些青铜器与蚩尤有关的明证。
另，“黄蚩大战”后，黄帝征讨蚩尤遗族，“南至于江，登熊、湘”（《史记·五帝本纪一》），也在这条通道上留下了重要文物：1983年，原益阳县文物队在这条通道紧靠洞庭湖的笔架山附近挖出了3把石斧。据考古领队盛定国先生介绍：这“一组平地摆放的石斧，分大、中、小三种规格。形状非常特别，斧头上部两边有凹陷的槽口，制作精细美观，而又非实用之物，经鉴定：从无使用过的痕迹。最大的石斧有3715克，而一般石斧都只有800克左右，其形状和重量在全国都很罕见”，应属高规格祭祀礼器。1986年，益阳县文物队在这条通道上的邓石桥乡石湖村也发掘了5把不同规格、磨制精细的石斧。其中最大的一把重量将近10000克，石斧上部两边亦有凹陷的槽口。大石斧笨重得根本无法甩动，显然也是非实用之物。专家们一致认定：这是一组非常特殊的礼器，应该是部落联盟最高首领号令天下的权力与身份的象征物。——能够拥有此等“权力与身份的象征物”的当然是黄帝了。在洞庭湖通往大熊山的路上，出土了这两组当时部落联盟最高首领号令天下的石斧，说明黄帝的确曾到大熊山讨伐过蚩尤遗族，大熊山是蚩尤故里不虚。
除上以外，蚩尤文化与梅山文化的重叠性是新化为蚩尤故里的又一最有力的证据：“梅山文化”是凝固在以新化、安化为中心的湖南雪峰山地区的一种原始巫傩文化，它包含了上古时期的许多文化信息，如原始生殖崇拜、数理观念、互渗思维、宗教礼仪，以及中国神话中的一些难解意象，都可以在它所承传的巫术、傩戏、民间信仰、民俗风情乃至方言中找到源头。可以说，它的形成、发展和凝固过程，反映了中华民族成长的全过程。而据我研究，所谓“梅山文化”，实际上即上古时期遗存下来的“蚩尤文化”。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太多的重叠性：1、张五郎是梅山的开山始祖，而梅山腹地大熊山的村民亦说“蚩尤是梅山教的开山始祖”；2、梅山教主张五郎法力的实施者为梅山师公，而梅山师公所带的面具为蚩尤面具，所用的法号“牛角”系蚩尤图腾；3、据新化民间传说，张五郎在端午节那天生于“东瓜”，又称“端午郎”，⒂而据《东国岁时记》，蚩尤是端午节所祭祀的神祇；4、张五郎和蚩尤身上都积淀有“人之倒立诞生”原始生殖崇拜印记，张五郎雕像很小，为胎儿倒立诞生形象之具象符号；而通过甲骨文解读，“蚩”字上为人之脚趾，下为包衣中的倒生胎儿形状，为胎儿倒立诞生形象之抽象符号；⒃5、张五郎为掌管“五路猖兵”之“兵主”，而蚩尤为掌管“五兵”之“兵主”；6、在民族、民间信仰上，苗、瑶等少数民族信奉“梅山教”，崇拜张五郎，崇拜枫树，而苗族亦尊蚩尤为祖先，枫树为蚩尤死前之桎梏；7、在地域文化精神上，梅山蛮勇武善战，而蚩尤为战神。如此等等，完全可以说梅山文化即上古蚩尤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新化古称“上梅山”，是梅山文化的核心区域，既然梅山文化的核心区在新化，说新化是“蚩尤故里”顺理成章。
综上所述，“新化是蚩尤故里”的立论依据是很充分的，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它。至于有人一时难以接受，主要是因为长期受中原文明中心论和儒家正统史观的影响，形成了所谓“先入为主”的成见。这没有关系，学术的妙趣与旅游的妙趣都在于探秘。我想新化既然从旅游的角度提出了这个“话题”，一定会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很多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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⒀《太平御览》卷七九，引《龙鱼河图》。
⒁人民网http://hn.people.com.cn/GB/209308/14276193.html
⒂杨自吾：《梅山宗教管窥》，《梅山文萃》，新化县文化局梅山文化研究会编，1999年，第113页。
⒃周行易：《论张五郎与蚩尤的“人之倒立诞生”原始生殖崇拜符号特征及其同构性》，《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