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始祖蚩尤  >  历史定位

破译蚩尤密码

 

破译蚩尤密码

 

核心提示:“蚩尤冢”位于山东省汶上县南旺湖区的“阚城”遗址。阚城是上古“九黎之君”蚩尤的“冢城”。据调查,南旺湖一带曾经是蚩尤活动的中心地,有古中都“致密城”遗址。本文通过对蚩尤古迹的相关研究,结合考古发现和民族口碑,探究“致密城”、“蚩尤冢”及“涿鹿”、“重聚”等历史地理问题。

关键词: 致密城 阚 蜀鹿 南旺 蚩尤 历史地理

 一、直米利:雾中迷城

直米利在北方中心地,直米利平原大又宽,直米利地方气候暖……

是谁先来居住在这里?是谁居住在这大平原?格蚩爷老、格娄爷老率先来这里,二位爷老率先住在大平原,他们开山采石来修建,建了一座金色大城垣。

城外修成九道拐,城内修成九道湾,城墙粉刷上青灰,城内铺垫青石块,城门塑起九头狮,城内铸起九条龙,平原金城光闪闪,金城灿烂映青天……[1]

这首据说是在贵州西部苗族地区传唱了数千年的歌谣,被认为是反映上古时代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蚩尤部落战败流徙的历史口碑,笔者深以为然。歌词中多次提到的“直米利”、“浑水河”等地理概念,人们对其理解、特别是具体所指,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直米利”也译作“直密里”,是苗语音译。“里”在苗语里指“田地”,汉文意思是“人群聚居的地方”。“里”在苗语西部方言中的书写形式为lax 或Liaj,在中部方言发音lix,意指“故里”、“国土”、“城邑”。苗青先生记作Nzhil Mik Lik,汉译“直米利”。

“直米”与山东省汶上县的历史古城“致密”发音相同,地域范围相符、地理环境相合。“直米利”可以意译为“致密城故国”或“致密故里”。

关于“致密城”的记载见于明朝万历年间编写的《汶上县志》和《后汉书·郡国志》、《水经注》等文献。古之中都,今曰汶上。“孔子宰中都”之“中都”,治在致密城。《水经注·汶水》引《郡国志》语:“须昌县有致密城,古中都也。中都本治致密城,在今县西三十九里。”说明春秋时期作为行政区划的“中都邑”,政治中心仍在“致密城”。致密城又称“殷密城”。《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三:“中都县邑界有殷密古城,即古之中都国城也。”“殷密城”之谓似乎追溯春秋时期的致密古城在殷商或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郡县志》、《旧唐书》和《一统志》等均有记载。

汶上建置历史悠久。县志记载:夏商有古厥国、周鲁名中都邑(治致密城),战国属齐,为平陆邑,汉置东平陆县,属东平国,后汉因之;魏为平陆县,属东平郡;北齐改乐平县;隋复曰平陆,属兖州,唐因之;天宝初改中都县;贞元十四年改属郓州,宋因之;金曰汶阳县,泰和八年改为汶上县。另外《县志》记载,今汶上县境内出现过“阚”、“厥”、“郕”、“郈”、“桃”、“郑”等古城。上古地名尚用一字,“致密”是个例外,似乎是个形容词,有极坚固、极秘密的意味,很象一个口口相传的名称。

有关“城”的概念,《说文解字》释:“以盛民也,从土从成”;《春秋谷梁传》:“城为保民为之也”;《墨子》:“城者,可以自守也”。这些概念可以综合为两大要素:一则说明原始的“城”的构筑是夯土而成,反映的是原始国家从形成到成熟过程中的高度文明的物质创造;二则说明城的功能是“保民自守”,反映的是私有制与社会分工使生产力解放后的人类精神需求的迅速提升。上古时代“城”的主要作用是防御外来入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财富也不断增加,财富的积累刺激人类贪欲,于是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为防止异族掠夺,不得不高筑起防御性的城垣,是为“城”之雏形。

现代考古发掘不断证明大约五、六千年前黄河下游地区修筑城垣的历史事实,而这些被发现的伟大的城垣在一百年前还仅限于猜测。从山东地区发现的大量龙山城址看,城池大多属于“台城”建筑模式,直立的城垣采用了“版筑”技术[2]。至今鲁西南农村仍然筑房“打墙”:用大夹板密填泥土和麦秸的混合物,夯筑、捣实,然后取下夹板,持宽厚的大木板用力拍打,以图墙体致密、坚实牢固。“墙打百板还透风”的古谚,透露出古人营造土城的不传技艺。

1928年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发现龙山文化城垣遗址,1990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再发掘,发现面积约20万平方米的龙山古城址。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山东地区又发现大汶口-龙山城址40余座,大体反映了东夷民族在蚩尤时代所修筑的城垣面貌。山东境内发现的龙山城址从规模和形制上看已脱离了单纯军事防御性质,而是具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城市”意义,如城子崖、边线王、丁公、田旺这四个龙山城址,可能就是龙山时期四个方国的城池,说明至少在龙山文化时期早期“国家”雏形基本形成。小的龙山城址可能具有了“邑城”的性质,应该属于围绕在“中心地”即“都城”的“二级城”,反映出当时的东夷人已存在“都、邑、聚”的行政等级结构。

按苗族古歌谣的描述:“直米利”位于“浑水河”和“清水河”之间的平原中心地。“浑水河”当指“汶水”。汶水今名“大汶河”,发源于泰莱山区,汇泰山山脉、蒙山支脉诸水,自东向西流、下游西南流。《水经注》:“汶水又西合为一水,西南入茂都澱(淀);淀水西南出,谓之巨野沟;又西南迳致密城南。”“茂都淀”即南旺湖。明代扩建南旺湖,使之成为大运河南旺枢纽之最大的“水柜”。

大汶河属季节性河流,流量差异大,含沙量又极大,向为水患治理之难题。明初重开会通河,疏浚小汶河“引汶济运”,以解决南旺“水脊”问题,即利用汶水之溜道,迂回开挖曲折的引水渠。汶、运交汇的分水口淤沙成患,影响运河通航,明清两代统治者不惜斥巨资,动员十万民夫常年清淤,“每年一小挑、三年一大挑”,可见泥沙之重、工程之巨。挑土积五百年之功,遂成“南旺分水口”和“分水龙王庙”周边“四山朝拱”之势。据说六十年代初四个土山仍高达六十多米。土山上旧有“望湖亭”,有楹联曰:

四山朝拱三湖月,一水绿分两岸春。 

“一水绿分”的景象不过诗人的豪情渲染,事实上汶水从来都是泥沙量极大的浑浊的河流。辞书释“汶”有污染、浑水之意,也就是“浊水”。而“汶”的读音近似滇东北次方言之Vang,音译也是“汶”。

“清水河”当指“济水”,古文作“泲水”。按《水经注》,济水下游称“清水河”,古之“四渎”之一。《史记》:“四渎咸在山东。”所谓“四渎”的江、淮、河、济四水流域,正是上古先民活动的中心区域。其中“江”非指今之长江,“江”字从“工”,通“公”,众水汇流之意,是指沂、泗、汶诸流。四渎之说虽然晚于蚩尤时代,但黄帝和蚩尤等先民部落就在这一广大地区生息却早已为古今史家所公认。前蜀杜光庭《天坛王屋山圣迹记》:黄帝与蚩尤作战失利,登济水之源王屋山,设“天坛”而得破蚩尤之策。《水经注》载古济水流经致密城之西。《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泲)之祀,以服事诸夏。”“济水”音近苗语滇东北次方言之Yik。汶、济诸水将鲁西南大平原自然分割成许多板块,而“致密城”恰在这片大冲击平原的核心腹地。

《尸子·仁义篇》记:少皞(昊)“邑于穷桑(空桑)”,《帝王世纪》:“少皞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周人称穷桑为“少昊之墟”,杜预注:“少昊墟,曲阜也,在鲁城内”。《逸周书.尝麦》记载:“蚩尤于宇少皞,以临四(西)方。”蚩尤部落的中心聚居地位于穷桑(曲阜)西方,汶上南旺致密城遗址位居曲阜之西约百里,相当穷桑之西境,[3]这里河渠纵横,平原广袤,有利于农耕蓄牧,蚩尤在此建立中心都城最为理想。

南旺民间世代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南旺湖中曾经有一个宏伟的“皇城”,六十年一现,从古至今不少人亲眼目睹过它的“再现”。《姬氏志·阚城志》记载:“晨起者常于烟雾交加之会,见城堞宫室之状。”目击者称:日出之前,云雾弥漫,在烟波浩淼的南旺湖湖面上,首先出现巍巍城墙,然后是一座城门楼,接着城门开启,隐隐约约有不少行旅商客出入。幻景在晨雾笼罩之中,飘飘忽忽,时隐时现,待到日出,景色渐渐变淡,直至消失,又恢复了碧波粼粼的湖面。这种美丽奇异的景观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出现过,民间俗称“陷皇城”。

康熙间《续修汶上县志》载前人《湖市》七律,言“春夏雨后,‘湖市’特现,与海市同。”诗曰:

 

沧茫汶水汇三湖,势控分流此地孤。

人物升沉千万劫,楼台出没九如图。

收来眼底成真幻,捲去空中看有无。

苍狗白衣何足异,须臾天地一荒芜。

 

又有清人赵瑢步“前题前韵”:

 

长堤尽处是西湖,草树阴阴幻影孤。

鲛室织人明匹练,琼宫珠蕊隐如图。

千家城郭云衔出,四壁楼台鸟人无。

回顾山村迷径路,天台几日到平芜。

 

“陷皇城”现象即“海市蜃楼”,前人称作“湖市”,不同于海洋和沙漠发生的光折射现象,笔者认为类似“电磁感应”的影像录放原理。“皇城”是什么城?《黄帝玄女战法》:“黄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路史》载:黄帝攻蚩尤“三年九战而城不下。”蚩尤部落据城坚守,凭借城坚、食足、兵强等有利条件,使黄帝部落屡战屡败,黄帝甚至准备采取“万隐万匿”(《黄帝问玄女兵法》)的逃避主义以避其锋。那么南旺民间传说中的“皇城”会不会是蚩尤坚守了三年的中心都城呢?

今天的南旺湖区早已干涸,从这里的地貌方可判断出春秋鲁公大墓群的位置,而这一带正是上古致密城的所在,是蚩尤活动的中心地。当地民间所说的“皇城”应该就是“致密城”。这里山川秀美,物产富饶、黎民安乐,野鹿遍野与人类和谐共处……致密城当是一个雄伟壮观的特大规模的上古城垣,应该就是苗族歌谣中屡屡提到的“金色大城垣”——“直米利”。

二、蜀鹿:死生之地

关于“涿鹿之战”发生地的问题值得再探讨。司马迁以来两千多年,史学界普遍认为涿鹿之战发生地在今天的河北省,相关文献数不胜数,文字的历史铸成铁案,词典和教科书也引以为信史。文字的历史不过三千年(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汉文字的成熟期可追溯到3000年前的甲骨文,而有确切纪年的华夏文明史起端在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传说的历史却发生在四千六百年前,司马迁距离蚩尤时代也已经两千多年。如何超越文献的历史分析文字去伪存真、通过逻辑推理还原历史的真实、破译蚩尤密码?

笔者认为:黄帝与蚩尤之涿鹿大战绝不可能发生在远离两个部落联盟活动核心区即中原地区以远的河北、山西。“冀”的本意是统治中心地,即上古时代有所特指的黄帝后期统治的四渎之内、中原腹地。今天简称为“冀”的河北地方远在中原边陲,黄帝时代那里还没有被开拓,时称“有北之乡”,直到大禹定九州方有“冀州”之谓。而那场著名的战争发生在土地肥沃、人口密集的山东地区,部落之间所争夺的正是这块气候适宜、河流纵横的黄土地。大量考古发掘也证明人类最早营造的城垣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最为密集,且有一定的分布规律,有类似原始国家的特点。直到我们尚属模糊认识的夏商时代,历史记载了今天的河南、山东广大地区有明确的氏族部落和著名的城池。如夏代的“有仍氏”、“有缗氏”和“阳城”、“帝丘”等,而这些氏族和城池大多是黄帝后裔的战争利益的世代延续。

涿鹿地望从来没有一致的说法。理性地讲,这个重要的战场应该距离黄帝或蚩尤中心地都不太远。或者可以比较准确地认为:这场重要战役的发生地应该就在蚩尤埋身地的附近。目前至少有两种说法值得重视、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种说法:历代文献注解、特别是近代以来,这个被称作“涿鹿”的地方被认为在今天的江苏省徐州市附近。如《世本》说:“涿鹿在彭城,黄帝都之”;《汉书•刑法志•注》:“郑氏曰:涿鹿在彭城南”;《晋太康地里记》:“阪泉、涿鹿,盖当如《世本》说,谓在彭城为是”;《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舆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秦史》)也认为涿鹿在徐州一带。蚩尤的中心地“于宇少昊”,在曲阜以西、徐州之北。依此,黄帝以涿鹿(彭城南)为中心地,辖今苏北和鲁西南,丰沛、枣庄、济宁和菏泽等部分地区属之。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为邻,或部分交叉杂居。两个不同信仰源流、不同种族图腾和不同生活方式的部落联盟在此间冲突不断,时战时和,长期磨擦,争锋不休,最终升级为不可抗拒的战争。“徐州说”主要是针对“河北说”的反对,颇具说服力,是对传统史学观之否定,从而得到众多近代以来的史学家的支持。

第二种说法。元代道家经典《正统道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简称《仙鉴》):“‘涿鹿’地名‘独鹿’,又曰‘浊鹿’,声传记误也。”史学家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认为:“涿鹿”又作“独(獨)鹿”、“浊(濁)鹿”、“邾娄”、“邹(陬)屠”,为蚩尤部落聚居地。涿鹿就是“独山之鹿”,或说是“蜀山之鹿”。王献唐进一步分析:“汶上县西南有蜀山,地为邾娄旧壤”,“‘獨’既通‘蜀’,故汶上县之蜀山湖,亦作‘独山湖’”。“涿”也通“濁”,本意是污染、浑浊、昏暗不明的水,而作为河流的“濁”字源于“蜀”的地名,指向一个失落的“古蜀国。”今南旺湖大遗址范围尚保留“鹿”的地名,有“鹿角湾”、“鹿庄桥”、“鹿吊”等地名,“涿鹿”很可能就在南旺一带。笔者发现,“汶”字不见于甲骨文,“汶”的本意是指污染、浑浊和昏暗不明的水,因之“汶”也是“濁”的异用字。那么“涿鹿”就可以理解为“汶之鹿”或“蜀之鹿”了,指向汶水流域也就是浊(濁)水流域的“蜀鹿”之地。胡厚宣先生认定“古蜀国在泰山至汶上一带”,并举泰山之南有“蜀亭”、宁阳与汶上交界的“东蜀”、“西蜀”等地名即蜀国图腾之遗存。《中国帝王辞典》谓涿鹿之野“即黄河下流为河、济浊流充斥的平陆之野[4]”,即以南旺湖为中心的河、济、浊(汶)流冲积的“古平陆”。如此便豁然开朗了:“涿鹿之战”发生地原来就在蚩尤国都致密城下、汶水之滨、蜀山之麓、南旺之域。

笔者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说法,但也不完全排斥第一种说法。起码肯定:涿鹿大战的发生地不会距离致密城太远。

《皇览》曰:“(蚩尤)肩髀冢在山阳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山阳(治在今金乡县境)钜野即今之巨野一带,蚩尤肩髀冢何以至此?笔者认为,蚩尤被执杀地应该就在济水之滨的古“大野泽”(也称“巨野泽”,南旺湖亦属之),一个叫“重(zhõng)”的村聚(很可能是黄帝后来因其地发生事件之重要而取名“重”),这里是蚩黄争锋的战争重地。重聚地近致密数十公里,距离黄帝统治中心地(彭徐)也不过一百公里,以黄帝中心论之,属“涿鹿之野”——历史从来以胜利者为核心坐标。蚩尤据(致密)城防守三年,以战略防御为主,即使进攻也不会长年远离自己的根据地,黄帝亦然。《说文》:“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周礼》:“(野)谓一百里以外三等采地之中”,即国都百里之外谓之“野”。《五帝本纪》载“(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是说黄帝部落活动没有固定的中心地,尚属游牧的部落联盟。如果说上古“涿鹿”的地理位置在今天河北张家口地区的涿鹿县,从距离上看绝无可能:今徐州至河北涿鹿直线距离七百六十多公里。黄帝的死敌蚩尤就近在眼前,双方没有理由倾举国之力,连年征伐、舍近求远,利益安在?不争中原反争荒边,匪夷所思。况且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上古时代,如此大规模远距离旷日持久的战争,战线过长,粮草供给、后勤保障、调兵换防等都是不可解决的大问题。“逐鹿中原”被误读了——河北“涿鹿”岂在中原?

学者余秋雨在《爬脉梳络望远古·触摸黔东南(六)》[5]中写道:

蚩尤终于战败,被擒被杀,景象也非常壮观。而且,这种壮观的景象也占据了辽阔的空间。据《山海经·大荒南经》及郑玄注,蚩尤被黄帝擒获后戴上了木质刑具桎梏(锁脚的部分叫桎,锁手的部分叫梏),从今天河北北部的涿鹿县押解到山西西南部的运城地区。这条路很长,要穿过河北省的一部分、山西省的大部分,将近两千华里。蚩尤的手足都被桎梏磨烂了,桎梏上渗透了血迹。为什么长途押解?为了示众,为了让各地异心归服。终点是现在运城县南方中条山北麓的一个地方,那儿是处决蚩尤的刑场。

看似悲壮,实不可行,自不可信。

关于这一历史地理问题,历来治史者百思不得其解。清代思想家全祖望甚至不得已而判断有“善”、“恶”两个蚩尤,然而还是不能自圆其说:“后世所祭则造兵之蚩尤,非阪泉倡乱之蚩尤也。且造兵之蚩尤冢在寿张,见于《皇览》,而阪泉倡乱之蚩尤死于涿鹿,谁为远道葬之寿张者乎?[6]

蚩尤既然死于河北涿鹿,又是谁长途跋涉远道运柩至寿张而葬之?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蚩尤》)认为全祖望解释太勉强,但他也不能做出更合理的解释,干脆说:“不必追索远道运柩之人。”搁置不论,不了了之。

另外,炎帝与蚩尤关系问题学术界争论已久,想来没有新的证据也难以论说清楚。所谓炎黄之间那场著名的“阪泉之战”发生地史家也没有一致的看法,不少学者认为“炎帝”就是蚩尤本人。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出土的西汉竹简《孙子兵法》,有“黄帝伐赤(炎)帝……战于反(阪)山之原”的记载,而《归藏》又记作“黄帝与炎神(帝)争斗涿鹿之野。”炎黄之战究竟是在阪泉?还是涿鹿呢?涿鹿之战究竟发生在炎黄之间还是蚩黄之间?抑或是炎黄与蚩尤之间呢?

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涿鹿之战”即“阪泉之战”的延续、或是一役。夏曾佑、吕思勤、丁山、王献唐等史学大家均持此说。笔者赞同并进一步猜想:“阪泉之战”应该是黄帝与炎帝、即蚩尤部落战争的诸多战役中之重要一役。《水经注》记载:茂都淀是“陂(阪)水”的异名[7]。“阪水”、“阪泉”、“阪山”当在同一地域。《路史·蚩尤传》称蚩尤为“阪泉氏”;《逸周书》记“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

接下来分析:黄、蚩部落各有优劣、势均力敌,很可能黄帝有备而来,属战略进攻,故三战后黄帝“得其志”,而蚩尤仓促应战,匆匆而沮丧。然而蚩尤实力依然强大,双方权衡利弊握手言和而休战,其发生地也在蚩尤中心致密城的附近。黄、蚩在此签订了和约:蚩尤拥戴黄帝为天下共主,但条件是保留自己的势力范围,继续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特有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独立的法律,只是名义上成为黄帝的属国。短暂的和平使蚩尤部落生产力很快得到恢复发展,成为强盛一方的“国中之国”。这样的协议显然不能使黄帝一统天下、长治久安高枕无忧,蚩尤亦然。双方终于撕毁和约重起战火。这场战争极其惨烈,而且旷日持久,双方消耗都极大。涿鹿之战的后期,黄帝转败为胜,蚩尤节节败退,《揆园史话·太始记》:“蚩尤氏乃东据淮岱之地,以当轩辕东进之路,及至其没,渐至退缨矣。”后来蚩尤只能退守在中心都城附近苟延残喘了。

蚩黄大战的结果以黄帝的完全胜利而告终。《逸周书》记载,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尸子》:“黄帝斩蚩尤于中冀”;皇甫谧《帝王世纪》:“黄帝杀蚩尤于中冀,名其地曰‘绝辔之野’”。蚩尤战败后,黄帝执蚩尤在“中冀”行刑,其意在威摄仍在负隅顽抗的蚩尤族人。“中冀”应该地近“致密”。我们可以想见:蚩尤在战场上被俘后,很快被宣布各种不赦的罪名,押赴战场不远处的一个小村庄“中冀”,处以最残酷的刑法、身首异处,残缺不全的肢体就地掩埋,是为“肩髀冢”。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正乱》记载:

(黄帝擒蚩尤)剥其皮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翦其发而建之天,名曰“之(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投之苦醢……

血雨腥风、骨肉横飞,惨不忍睹,闻之悚然!

《仙鉴》曰“其肩髀冢在山阳县名在楚州,肩髀,腑脏也。”此说正合《正乱》,蚩尤的腑脏残肢就地掩埋。蚩尤的首级成为黄帝的劝降物,送到蚩尤中心都城致密城,从而得其族人匆匆掩埋。至于筑阚城、设冢祠应该是后来黄帝所为。

“重聚”之“聚”系原始村落,属“国家”最基层行政单位,是“都”、“邑”之下的“三等采地”,《周礼》注:“三等采地”为“都鄙”,就是远离都城的边疆地区,其实这里距离蚩尤的中心地“致密城”不过三十公里。笔者认为:史书所记载的“中冀(zhõngjì)”应该就是“重聚(zhõngjù)”之讹;“绝辔之野”略作“绝野”,乃“钜野”名称之由来。所谓“黎山之丘”、“凶黎之谷”(《云笈七籤·轩辕本纪》)之“黎”泛指青山,所谓“人间何处不青山”,故《归藏·启筮》有“青丘”之说。“黎”通“利”,蚩尤部民之谓,“凶黎”则是诬称,喻蚩尤部民凶顽好战、穷凶极恶。今鲁西南称作“黎”的地名多矣,如黎山、黎塘、黎村、黎桥、黎行等等,此不作牵强之论。“重聚”与“致密城”毗邻,同在大野泽一带,是为可行、可信。

至于今河北、山西等地与蚩尤有关的地名、遗址,也如同“西夷”一般(下文专门论述),是流放的蚩尤遗民的图腾。王嘉《拾遗记》载:“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这支居住在“邹屠”的蚩尤遗民仍保留着蚩尤的图腾。“邹”就是“蚩尤”发音的速读。邹屠之地以蜀山之麓的阚城为中心,这里是蚩尤部落世代居住的地区,蚩尤遗民与黄帝部落事实上已经融合在一起了。今汶上及其周边尚有许多地名遗存值得研究。如《仙鉴》记“所杀蚩尤,身首异处,帝悯之,令葬其首冢于寿张县,名在鄹州。”曲阜古有称作“鄹”的地名,汶上称作“周(当地读音zou)”的地名亦多矣,今有东周、西周、北周、中周、前周、后周等地名,却与周姓氏无关,疑“周”即“鄹”、“邹屠”,其地仍在蚩尤中心故地。再如“皋”地:汶上、宁阳界有西皋、大中皋、泗皋等等,汉宣帝郊祀的“皋山山君”,或是“皞”即“太皞与有济之祀”、“少皞之墟”之遗韵。

时人所谓“有北之乡”指黄河以北的河北、山西以远,晋冀蚩尤遗民实为“北夷”。蚩尤死后又经过多年战争,其“八十一兄弟”部落战败逃亡或被追杀至四荒,后世所谓“四夷”皆是蚩尤遗民,当更接近历史地理事实。

“四夷”的论断大概初发于夏禹时代。禹的时代距离蚩尤也有上千年的时间了,但直到禹,延续了蚩黄战争之遗绪,华夏与三苗、即蚩尤黎民的战争仍然没有结束,可谓“千年大战”!这是几个顽强的上古民族精神力量的核聚与裂变——宗教的力量而非止简单的民族之间的利益角力。王献唐释“四夷”:东方曰“夷”,炎蚩故地;南方曰“蛮”,虫蛇之地,“闽”、“蛮”意同;西方曰“羌”,牧羊之边,“戎”、“羝”意同;北方曰“狄”,貉狐类也,即“有北(通‘貊’)”,狄者“北夷”之号。“四夷皆由其地之物土器用得名,同为炎族。”黄帝战胜蚩尤(炎帝)而雄踞中原,蚩尤遗民则大多数被逐出中原,化为“四夷”……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的所谓的失败的民族永远消亡,反而,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个悲情的历经颠沛流离和万般磨难的民族必将实现一个前赴后继、奋发崛起、勇往直前的民族振兴!

三、阚:猎猎战旗

蚩尤生在致密,魂归阚城,两城均位于南旺枢纽大遗址,相距大约十公里。而这块今天被称作“南旺”的地区,尚有蜀山、鹿地、汶水、阪泉等有关符号,仍然基本完好地记录着上古先民活动和部落联盟争战的重要信息。考之文献,大量蚩尤活动的历史地理问题似乎初露端倪、呼之欲出。也许,迷失的历史密码将在这里被逐一破译,最终寻回失落的古国、找到蚩尤的宝藏。

明代《汶上县志》、《姬氏志》、《治河全书》和《水经注图》等均标识“蚩尤冢”位于汶、济之间的南旺湖中。济水就是京杭大运河故道,元朝开挖会通河,利用了部分济水河道。黄帝三年克蚩尤,“以甲兵释怒”(《逸周书》),国破城废,昔日辉煌的金色大都城变成了血腥恐怖的死亡之城,国人瓦解驱逐四荒。祸首虽伏法,“天下复扰乱不宁”(《龙鱼河图》),说明蚩尤“八十一兄弟”部落不甘失败,打着为蚩尤复仇的旗号卷土重来。“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服”。此时,黄帝画蚩尤形象、筑“阚冢”、设“阚祠(坛)”等系列举措,其目的在于安抚四方的敌对势力。这是一种“怀柔政策”,既满足战败者的虚荣使之归心,又控制敌对势力的军事行动而拒之千里。

冢之名“阚”者,贬“谥”也。《诗·大雅》有“阚如虓虎”,《集韵》释为“兽怒声”,《广韵》谓之“犬声”,《地道记》曰:阚“有蚩尤祠,狗城”。依 “谥法”:“阚”似虎之凶暴、犬之狂吠,属“恶谥”,但仍不掩“鬼雄”形象,俨然兵主之威、战神不死。

《史记》载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又说“蚩尤祠在东平陆监乡,‘监’即‘阚’”;《集韵》:“(监)音阚(Kàn),地名,在东平郡”;《史记·封禅书》:“祠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注》:“监,音阚”。“监”有牢狱之意,蚩尤虽死,刑首仍在被“监囚”之中,阚城就是“牢狱之城”。阚城位于致密城南仅数华里,“监城”是为祠祀蚩尤血食之“冢城”。

按《阚氏族谱》:上古周朝有阚国,传为黄帝姞姓子孙的封国,其后代以国为姓称阚氏;又,春秋时,齐国有大夫止被封到阚,其后人以封地为姓,是为阚氏;《续夷坚志·蚩尤城》:“蚩尤阚姓,故又谓之‘阚蚩尤城’,城旁阚氏尚多”[8];《皇览·冢墓记》说蚩尤冢在阚乡城中,“而蚩尤姓阚,故其后代亦姓阚”。大概元好问知“阚”遗迹因蚩尤冢所在而名,是以推测“阚姓”与蚩尤有某种关系。但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民初学人王揖唐感叹:“年代荒远,欲究其确,难矣。”

阚氏源出黄帝还是炎帝、或蚩尤,各说不一。《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氏族典》认为,阚氏源出黄帝庶子姞姓之系;又记“阚氏之后又有监氏”,“监氏”源自“阚”,“监”是“阚”的异用字。阚姓族谱认为郡望在汶上县南旺湖中古阚城。阚城的历史在时间上与黄帝和蚩尤时代相当,要比阚姓起源早得多,故阚氏因地为姓当为可信。或许有少部分蚩尤遗民居留阚城守冢祝祀,后世以“阚”为姓也有可能。

阚城附近有一片土丘,是春秋时期鲁国国君的墓茔,民间俗称“九公墓”或“姬家皇林”。《姬氏志》载:桓公十年公游于阚。次年“冬十有二月,公会宋公于阚”[9],《后汉书》记之,杜预注:“在须昌县东南,有阚城,博物记云即此亭是。”桓公登凤凰岭“望气卜吉”,面南眺望风水旺盛(此“南旺”地名之由来),言死后葬于此,后世如其遗愿。其后的庄、闵、僖、文、宣、成、襄、昭诸公均葬于此。其中昭公被擅权的季氏大夫埋在诸公墓道之南(外),以示不得入祖茔。孔子认为季氏做法不合周礼,在任鲁大司寇时主持在昭公墓南面及墓茔两侧开掘了一条“U”形沟壑,名为聚合昭公魂灵。这条沟同时也把九公墓与阚冢城分隔开来,可见孔子尚有更深的用意——这支来自“豳岐丰镐”的姬周民族虽然“祚封东鲁”,但与土著的东夷九黎之君并非同一族类。《郡国志》记“中都本治致密城”,此致密城当是商周时代在上古致密城址上新修建的,面积要比蚩尤的都城小得多。今孔子从事“教化”和“讲学”、“钓鱼”等遗迹尚存(致密城遗址位于次邱镇湖口、朱庄一带)。孔子评价蚩尤是“庶人之贪者”,归之于“乱力神怪”,对近在咫只的阚城蚩尤冢置若罔闻、讳莫如深。历代大儒对阚城蚩尤冢的存在基本是嗤之以鼻、视而不见的态度。

北宋中叶阚城因地震毁陷,又黄河泛滥使之最终湮没。明代扩修南旺湖,蚩尤冢成了湖中孤岛。元代开挖会通河和明代创修南旺分水枢纽,将南旺湖一分为三,大运河之西遂称“西湖”,阚城遗址也被称作“西湖阚乡泽”,阚的所在及鲁九公墓茔日渐模糊,虽然遗留了不少以“阚”为名的村落,基本是在三湖边缘的高地上,相去西湖中的阚城遗址还是有一定距离,有不少学者把位置搞错了,如开河闸附近有“阚城铺”,位于西湖之东北方的运河边上,而阚蚩尤冢在西湖九公墓的西南方向,两地相距十多里。宋元数百年间阚城的位置记载基本是空白,直到明万历间发掘出土鲁公墓道碑,有楹文曰:

家世西京衍豳岐丰镐之旧,

祚封东鲁开邢卫曹滕之宗。

至此,时人方省九公墓位置之所在,阚城蚩尤冢也再度引起注意。明代编修汶上县志将其列为“疑冢”,是很谨慎的治史态度。1855年黄河改道,运河废弃,泥沙淤积疏于治理,南旺湖成了耕田,阚城蚩尤冢长眠地下,少人知晓了。

由于“阚”字本身的生僻和后世对历史变迁的陌生,不少史料传记不尽明白可信。如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之《郡国三》,对“东平陆六国时曰平陆,有阚亭”之条目茫然疑惑,其校勘记曰:按“校补谓前志东平陆,应劭云‘古厥国,今有厥亭是’,与此言有阚亭,即春秋‘会于阚’之阚不符,未详孰是。”——东平陆自有“阚亭”、亦有“厥亭”,秦之行政,一县之境何止一亭哉!本来很明白的地名问题让校勘者搞糊涂了,此注者之浅薄不察。刘昭继之又对《皇览》记“蚩尤冢在阚城中”注补:“蚩尤冢在(东平陆)县阚[乡]城中。《集解》引惠栋说,谓注‘阚乡城中’,诸本脱‘乡’字,今据补。”——实乃画蛇添足!历代多有行政、地理之变称,岂古书之误记?象此类重要的典籍,作出如此糊涂的“注补校勘”,反而使信史越来越模糊了。

 “阚”之记载,“冢”、“祠”并有,称谓很多。有“阚蚩尤城”、“阚城”、“阚冢”、“阚祠”、“阚亭”、“阚乡”、“监乡”、“阚乡泽”等诸称,实指一处。《郡国志》载“东平陆有阚亭”;《水经注》记“阚亭在县西南南旺湖中,有高阜六、七”;《史记·封禅书》记始皇封禅泰山祭祀蚩尤:“齐八祀……三曰兵主,祠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正义》:“蚩尤冢在东平陆监乡,‘监’即‘阚’云”;《汉地理志》:蚩尤墓在东平陆寿张县阚城;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汶上县西南有阚亭,在今南旺湖中”;《古今图书集成·兖州府古迹考二》:“蚩尤祠在南旺湖中,故寿张境”;《大清一统志·兖州府》:“(古蚩尤墓)在汶上县南南旺湖中”;《春秋·桓公十一年》:“冬十有二日,公会宋公于阚。”杨伯峻注:“阚,音瞰,鲁地。据江永《考实》,汶上县西南有阚亭,在今南旺湖中”等等。

关于寿张地望。按光绪二十五年《寿张县志·重修城垣记》:“寿张隶兖州,即战国‘刚寿’也。汉始置县,而城之名曰‘寿良’”;“寿张,古‘良邑’也,地在梁山之左。”宣统三年《续汶上县志》:“寿张,春秋曰‘良’,汉曰‘寿良’,光武改为‘寿张’”;“寿良县因山得名”,是说“寿良”之名因境内有“良(梁)山”,西汉初置县,属东郡。两千多年来,因黄河屡屡改道变迁,寿张县城也几经北移,曾辖管南旺等地,故《地理志》言“东平陆寿张县阚城”、“蚩尤祠在西北济上”;《水经注·济水二》:“寿张有蚩尤祠”;《寿张县志·古迹·蚩尤冢》:“(蚩尤冢)在县南五十里”;万历《汶上县志·古迹·阚城》记:“阚城在县西南南旺湖中,故在寿张境内,寿张北徙,今为县境。”《山东通志·疆域志·寿张县》名之“兵主祠”:“‘兵主祠’在(寿张)县南五十里……一名‘兵主’,秦祀八神之三,汉宣帝祀蚩尤于寿张即此也。”

蚩尤很可能被杀于深秋十月,这时满山遍野枫叶鲜红,残阳如血、云似火烧,英雄末路也当感天动地。《史记·天官书》:“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明理》:“有其状若众植华以长,黄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太白阴经·伏兵气》:“云气一道,上白下黄,白色如布匹,长数丈,或上黄下白,如旗状,长二三丈,或长气纯如赤而委曲,一道如布匹,皆谓之蚩尤旗见,兵大起”;《云笈七籤》:“帝令画蚩尤之形于旗上,以厌邪魅,名‘蚩尤旗’”;《汉书》:“武帝建元六年八月,长星出于东方,长终天,三十日去。占曰:‘是为蚩尤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其后,兵诛四夷,连数十年。”蚩尤旗成为后世义军和王者征伐的战旗。

《大雅》有周宣王讨伐徐夷叛乱的《常(尚)武》篇。彭徐乃邹屠旧地,故借蚩尤之威以作楚声。诗曰:

王奋厥武,如震如怒。

进厥虎臣,阚如虓虎。

《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封禅、东游“东平陆监乡”礼蚩尤祠:

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珪币杂异焉。

《高祖本纪》:刘邦起兵反秦,于沛庭“祠黄帝、祭蚩尤”(《封禅书》只提到“祠蚩尤”);《汉书·郊祀志》:“高祖初起,……为沛公,则祀蚩尤,衅鼓旗”。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云:“所祭盖天星蚩尤之旗。”刘邦起兵之丰沛属于蚩尤遗民之“邹屠”,他被称作“赤帝子”,也就是炎帝、即蚩尤氏的后裔。刘邦作赤色的义旗,“以十月为年首,色上赤”,说明当时邹屠之地仍沿袭着祭祀蚩尤的传统。刘邦初定天下,又“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刘邦距离蚩尤时代已两千多年,同祀黄帝并蚩尤仍风靡当时,一者说明“独尊儒术”之前的蚩尤形象并非恶贯满盈的妖魔鬼怪不可理喻,且汉武之后蚩尤仍受到国家尊崇,如《后汉书·郊祀志第五》记汉宣帝“祠四时于琅邪、蚩尤于寿良”;再者说明秦汉或更早,炎(蚩)黄子孙早已没有种族之分,而融合为同一大民族。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语),否则秦皇汉祖何以祀蚩尤?

后世天子出师,经过蚩尤祠还规定了祭祀兵主的特别仪轨。唐代李筌著《太白阴经·祭文总序》:“经曰:古者,天子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诸侯祭其封内兴云出雨之山川神祗,出师皆祭,并所过名山大川,福及生人……蚩尤氏造五兵,制旗鼓,师出亦祭之。”《祭蚩尤文》曰: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以牲牢之奠祭尔。炎帝之后蚩尤之神曰: 太古之初,风尚敦素,拓石为弩,弦木为弧。今乃烁金为兵,割革为甲,树旗帜,建鼓鼙,为戈矛,为戟盾。圣人御宇,奄有寰海,四征不庭,服强畏威,伐叛诛暴,制五兵之利,为万国之资。皇帝子育群生,义征不德。戎狄凶狡,蚁聚要荒。今六师戒严,恭行天罚,神之不昧,景福来臻,使鼍鼓增气,熊旌佐威,邑无坚城,野无横阵,如飞霜而卷木,如拔山而压卵,火烈风扫,戎夏大同,允我一人之德,由尔五兵之功。

蚩尤不仅为皇帝所祀,在民间也有很大的“魔力”。《东国岁时记》记载端午节(天中节)祭蚩尤除疫的情节:以朱砂在黄纸上书写“赤符”(端午的符咒):“五月五日,天中之节,上得天禄,下得地福。蚩尤之神,铜头铁额、赤口赤舌,四百四病,一时消灭。急急如律令……”

“十月一”祭祀蚩尤的活动在鲁西南盛行,称“鬼节”或“寒衣节”。黄河下游四季分明,临近冬天,生人害冷,于是有了“送寒衣”祭先祖的习俗。今天参加祭祀的未必是蚩尤后裔,体现的是民族大融合的相互包容和文化认同。儒家文化发祥地顽强保留着鬼节祭蚩尤的习俗,说明上古人神沟通的“巫鬼教”遗风在民间根深蒂固。

特殊的民族心理和文化观念,使今天的苗族地区还保持着十月祭蚩尤的活动。明嘉靖《贵州通志·风俗》记载:独山州“九名九姓苗”,“以十月朔日为节”,多以农历十月一日为过苗年日期;台江县巫脚、宝贡、孝弟等地也都是在十月过大年。据考察,云南文山苗族地区每年十月的“踩花山”活动是为了纪念先祖蚩尤:花山场中所立的花杆上,挂一幅三尺六寸长的红布,叫“蚩尤旗”。立花杆时,主持人要念动咒语,追述战争和迁徙的历史,场面神圣庄严。

四、蜀图腾:亡国之痛

关于蚩尤遗民的流放迁徙问题学术界研究很多,此不复赘。仅就与“蜀”有关问题再作探讨。

汶上南旺有“蜀山”,明县志:“邑之西南为蜀山,距县城四十里,屹立波心,若漂若浮,望之如螺髻焉”;续县志:“成公二年十一月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次日(月)十三国盟于蜀”(并见杜宇等注《春秋三传》卷九),志引《钦定春秋左传读本》注云:“蜀,鲁地,在今汶上县”;《太始记》说蚩尤“东据淮岱之地”;嘉庆《一统志》:“汶上县西南四十里有蜀山,其下即蜀山湖”,甲骨文学家胡厚宣经研究大量卜辞认为:蜀地“盖北自今之泰安,南至汶上,皆蜀之疆土”(《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而泰山至汶上一带正是蚩尤统治的核心区域,或者说,这块“蜀之疆土”即古蜀国,就是蚩尤后代在故土建立的邦国。

明朝围绕蜀山创修的“蜀山湖”是大运河南旺枢纽三大“水柜”之一,蜀山从而成为湖中岛。前文已经论述:“涿鹿”或“浊鹿”、“蜀鹿”等,都与“蜀”地有关。竹简《孙膑兵法》则作“蜀禄”,读音相同。《尔雅》释山:“独”者“蜀”,大概以蜀山为依据;《疏》:“虫之孤独者名‘蜀’,是以山之孤独者亦名曰‘蜀’也”,是引申语,故“蜀”通“獨”。“蜀”、“蚩”从“虫”。今四川称“蜀”者,犹如南夷曰“蛮”,皆属贬称。殷商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常见“蜀”字无“虫”;西汉帛书记录的“之尤”即蚩尤,“蚩”的写法上部为“之”,下部的“虫”显然是后出的文献增加的。王献唐认为“蚩尤”之名是后世所谓的“诨号”,上古没有人名,人名都是诨号,“沿呼既久,遂以诨号为正名”。可见“蚩尤”之号是经过了漫长的传说、传写逐渐定型的。

《路史·蜀山氏》云“蜀山氏,其始祖蚕丛”。史学界普遍认为:古蜀人先民蜀山氏发迹于岷山,属于古羌人分支。“羌”通“姜”,《归藏》云“蚩尤出自羊水”,“羊水”即“姜水”。《路史·蚩尤传》说:“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元和郡县志·剑南道和州下》云“古西羌地也,羌本出三苗”。由此推之,大禹征讨蚩尤之后人,其中一部分被流放到“三危”,即四川岷山。这只迁来“三危”的部落很可能来自鲁西南的邹屠之地。岷山又名“汶山”,蜀山氏是蚩尤遗民,其一支“蚕丛氏”南下成都平原,建立了最早的邦国。三星堆考古学者陈德安介绍:“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方向均遥对岷山之首的九山主峰,此一现象表明蜀人祭祀的主要对象是岷山山神,故而祭祀瘗埋如此丰富精美之礼器。”可见古蜀人是重巫祠、重文化传承的民族。“汶”古同“渂(mín)”,通“岷(缗)”,是以岷山也称汶山。上古之“缗”故址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北济水上,为蚩尤统治旧地,“岷山”之“岷”当是蚩尤后人迁徙沿袭的痕迹。同理,“汶川”、“汶山”和“茂汶”之“汶”就是因“汶水”、“汶上”之“汶”遗留的历史记忆。史家李玄伯(宗侗)认为:

同一氏族的人,总有一个共同的图腾,多为动物或植物形象。在中国上古时代,图腾就是后来记录下来的姓。神话传说中的图腾,常常个人化,成为该族的先祖。后来图腾又被地域化,成为地方神灵。本来崇拜某一图腾的族团,是游动性的,没有地域性的,但在定居之后,留传的地名,也直接用了这图腾的名称。所以不仅古姓,而且古地名也保留着图腾的痕迹。今人认为邦国名称,源于山名或水名,完全是颠倒了因果。实际上邦国名称来自族名,而族名则源于图腾,最为原始;山名水名不过沿用邦国名称而来。[10]

蚩尤遗民在涿鹿大战之后与华夏族团又抗争了一千多年,战败后陆续背井离乡迁徙蛮荒,非止一朝一代。被驱逐的蚩尤遗民,怀着对家园和先祖宗祠的依依眷恋,在新的聚居地仍然沿用故国图腾,隐忍亡国之痛、以表种族不灭。直到东汉,岷山上游仍有被称作“夷”的民族。《华阳国志》云“汶山曰夷”;司马相如称之“西夷”。选堂饶宗颐《三首神考》:四川汶川人家门口有石碑刻“泰山石敢当”五字;又考察嘉定汉崖墓门神头上“有二角”(牛角)等等,反映了东夷部落迁徙的历史痕迹。

东夷民族特有的“鸟”图腾(太皞、少皞族团以“凤”为图腾,少皞以“鸟名官”)在四川和云贵苗族地区有不少的发现。《山海经》上说“三危山”有一种叫“鸱(chi)”的鸟,即“鸱鸮”,民间俗称猫头鹰。大儒朱熹作注曰“鸱鸮,鸺鹠,恶鸟”;马少乔《苗族先民的鸱鸮图腾崇拜》认为:鸱鸮是蚩尤部落的图腾。朱熹所谓“恶鸟”说从儒家先圣以蚩尤为“恶”故。

东方少皞部落联盟是以凤鸟为主图腾的氏族集团。蚩尤是少皞国的臣属,其次图腾以牛的形象、主要以牛角为标志。虽然我们尚无法判断凤鸟与牛角之间有怎样的内在关联,但是我们基本可以推断出:蚩尤的种族崇拜是凤鸟,而其主要的生产资料则是牛,这是由农耕氏族的特殊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述异记》载“蚩尤氏耳鬓如剑戟”。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铜面具,多是“纵目”和“戟耳”的“兽面具”,此种面具有蚩尤“铜头铁额”的典型特征,是流徙的蚩尤部落的巫文化遗存,也有学者认为这些神秘的面具本来就是蚩尤部落封禅泰山的法器,随着蚩尤遗民的迁徙而从泰山运送到了大西南。《尸子》曰:“造冶者,蚩尤也”;翦伯赞称蚩尤“是金属冶炼的最早发明者。”因此说,蚩尤的遗民,继承了祖先发达的农耕、冶造和巫祠文化,创造出惊世骇俗的三星堆文明。

五、还泰山:王者归来

也许是受到远古、至少是秦汉时期蚩尤英雄精神的影响,山东地区尚武精神古来不衰。蚩尤部落定居的黄河下游、四渎之域、济汶之间,先民们掌握了高操的农业技艺,是最早的农耕氏族之一。所谓蚩尤乃“九黎之君(孔安国语)”者,“黎”通“利”,从字体结构上分析,“利”从“禾”从“刀”,“利”的原始意义是收割农作物,即蚩尤部落种植粮食、用金属制作的镰刀收割庄稼。1989年和1990年在汶上县贾柏村发现的细石器(北辛)文化墓葬群和半地穴房址说明,六千年前生活在此的古人类已由游牧走向定居,而定居的基础是农耕文明。《龙鱼河图》所谓蚩尤“食沙石子”反映出其部落掌握粟米种植技术并以之为主食的生活方式。《淮南子》“神农之播百谷也,因苗以为教”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有大量窖藏粟米,而这一带正是东夷部落活动的地域。粟米外观像“沙石子”,没有吃过粟米的族群见了大惊小怪不能理解,故丑化之。《国语》记蚩尤族人“蒸享无度”、“民匮于祀”,是说蚩尤族人食而有余,用竹筐装盛祭品,巫祀遂大兴。

应劭曰:“蚩尤,古天子。”《路史》说蚩尤“兴封禅”,似乎说蚩尤是最早祭祀泰山的上古天子之一。“封禅”最初是一种祭祀鬼神的巫术,即巫祠活动。蚩尤兴封禅的事迹却鲜为人知,大概是因为不被汉以来的正统思想所认同。孔子对蚩尤多有诬词,《大戴礼记·用兵篇》有一段鲁哀公与孔子的对话,对后世影响最大:

公曰:“蚩尤作兵与?”

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蚩尤惛欲而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虿挟螫而生见害,而校以卫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与民皆生,圣人利用而弭之,乱人兴之丧厥身。”

司马迁作史记有意避讳蚩尤封禅事,汉书更把蚩尤列为“下下愚人”之首……正史没有对蚩尤封禅泰山的明确记载。《路史·蚩尤传》云:“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而喜乱,逐帝而居于浊鹿,兴封禅,号炎帝。”《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史记》记载了神农、炎帝分别封禅,按上篇所论炎帝即蚩尤说,神农与炎帝也非一人,那么炎帝封禅泰山也就是蚩尤封禅泰山了。

孔子对蚩尤的评价影响极其深远。客观地讲,蚩尤即便不是“天子”,也绝非“庶人”,“庶人”岂有封禅的资格?丁山先生推论:“如其是庶人,他就是奴隶革命的发难者……但是据《吕刑》、《汤诰》、《尝麦》一类较古的文献看,蚩尤好象一个部落的大酋长,所以他有‘大夫’,一作起乱便殃及‘平民’,可见他的阶级决不是‘平民’。”

事实上,历史对蚩尤的评价也并非一边倒。鲁国太史、中都闻人左丘明(宋封中都伯)之《左传》、《国语》,以及《管子》、《逸周书》和《越绝书》等都没有贬低蚩尤,如《管子·五行》说:“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顾颉刚认为:蚩尤善、恶之异以地域之东、西为判。东方多褒蚩尤,扬其政绩、尽其恭敬,如管子、刘邦,而起于西方的禹因征三苗得位,是以“痛陈苗民罪恶以见禹得国之正,因苗民之用兵相虐而推其祸端发于蚩尤制兵,因定其人为犯上肇乱之罪魁”(《史林杂识初编·蚩尤》)。

从民俗和地理的角度分析,山神崇拜是古代各民族十分普遍的宗教文化现象,“任何古代民族都有天神住居山巅的传说”(丁山语),他们认为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泰山是山东境内最高的山岳,是神山,且距离蚩尤部落活动的中心地致密城只有数十公里,在原始自然崇拜盛行的上古时代,蚩尤“兴封禅”而选择泰山是自然之理。蚩尤部落巫祠氛围十分浓厚,《国语·楚语下》记之“民神杂揉”、“家为巫史”,《尚书·吕刑》记其“相尚听于鬼神”。近世有学者称蚩尤的时代为“巫祠时代”不无道理。《韩非子·十过》:

昔日黄帝俣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鎋,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复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这里的“蚩尤”可能是绘有蚩尤画像的旗帜和仪仗,或为蚩尤的后人、主祭的“大鬼主”(大巫师)。封禅有一套“巫鬼教”特有的神秘仪式,而蚩尤部族有专司祠祀的大鬼主精于此道,故黄帝封禅泰山,委任蚩尤遗族的“大鬼主”居前开道,引领封禅或主祀。丁山分析此蚩尤氏乃“明于天道”的天官,就是“冢宰”,相当“太史令”兼“大司马”、“大将军”。

据调查,川、黔、滇广大苗族地区今有称作“还泰山”的习俗。这是一种祭祀活动,主要在贵州的毕节、遵义、仁怀和四川的宜宾、叙永、古蔺、珙县、筠连及云南威信、文山等苗族聚居区举行。如宜宾地区的“还泰山”仪式:祭祀在家族内部秘密进行,门窗紧闭,外人不能加入,且待夜深人静、妇女熟睡后,同族的男人杀猪祭祀,仪式十分神秘诡异;再如威信地区的“还泰山”活动:族人在山林中杀猪祭祀,主祭人吟诵咒语,叙述蚩尤和黄帝如何打仗和兵败迁徙的故事。

汶上乃至山东全境至今保存“还泰山”的习俗。泰山从来被认为是“神山”,泰山上每一块石头都被赋予了灵性与神奇。传说“三月十五”是泰山老奶奶(碧霞元君)的生日,元君被后世认为是泰山神的象征,而汶上的蜀山自古相传是泰山神的行宫所在。农历的三月十五日前后正是春夏代序、农耕季节,汶上传统习俗:老年妇女虔诚缝制神袍、准备红布条和香烛,结伴步行赶往岱庙,争烧“头香”、祈福许愿,为先人“过金桥”、为病人“请大神”,“拴枝”、“押枝”,告天地、祭山神祈求风调雨顺、多子多福、逢凶化吉。第二年的“三月十五”要“还泰山”还愿,如此周而复始……这一习俗透视出上古天子封禅泰山的活动仪规,也是蚩尤时代“兴封禅”祀山神、祈福祉、祛病邪的巫祠遗风。

蚩尤的时代很遥远,遥不可及!

蚩尤古迹在南旺,又似乎触手可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汶上县文化部门曾在南旺湖遗址进行调查,初步印证了《姬氏志》有关地理方位的记载。阚城遗址曾有过发掘计划,近十年来山东大学有关专家数度来南旺实地考察,但至今没有实施发掘计划。现代人类活动日渐改变着遗址面貌,考古发掘与遗址保护迫在眉睫,研究工作也有待加强、提高,许多历史遗案还值得商榷。2010年9月大运河南旺枢纽大遗址被列入全国首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11年6月11日中国文化遗产日正式启动遗址公园建设。有关南旺湖阚城的文献资料尚多,明清两代“河湖图”均标识出蚩尤冢的具体方位;九公墓之数个墓茔封土高达数米,位置清晰可辨,现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都为寻找致密城、阚城蚩尤冢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随着大运河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不断推进,蚩尤密码必将进一步得到破译,相信人们对蚩尤其人其族其事、其国其民其城、其冢其祠其旗、其善其恶其历史真面目等等,都会有更加清晰而理性的认识。

2011年10月7日,笔者考察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大遗址,于西湖阚乡泽偶然拍摄到疑似“蚩尤旗”现象,叹为神奇!唐代诗人胡曾有咏史诗《涿鹿》:

涿鹿茫茫白草秋,轩辕曾此破蚩尤,

丹霞遥映祠前水,疑是成川血尚流。

因次韵唱和《南旺怀古》二首:

红旗烂漫西湖秋,阚城古冢访蚩尤。

蜀山鹿地绕汶水,运河到此南北流。

其二:

上下四千六百秋,古今成败论蚩尤。

百川滚滚东逝水,浊汶从来尽西流。

  

附图:

 

1、明万历戊申年编《汶上县志》

2、康熙四十二年编《治河全书·汶上县泉图》

3、清杨守敬编绘《水经注图》

4、民国卄四年重修《姬氏志·阚城志》

5、蚩尤旗 2011年10月7日14时56分,作者在南旺湖阚城遗址考察时偶然拍摄到疑似“蚩尤旗”现象(OPPO T15.曝光时间1/1140.图像宽度1280.图像高度960.ISO感光度102.场景拍摄类型Stand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