蚩尤非东夷考

蚩尤非东夷考

杜勇

(天津师范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摘要:蚩尤是我国传说时代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学术界谓其属于东夷集团的少昊部族似可商榷。通过对传世文献的深入研究表明，蚩尤并非出自东夷集团的少昊氏，而是三苗的前身即九黎族的首领，应当归属于南方的苗蛮集团。

关健词:蚩尤；少昊；东夷；

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4）04-0026-05

　　苗蛮在我国传说时代的古史研究中，徐旭生曾提出古代部族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说[1]，以其论证详密，精义纷呈，颇得学界信从。在他划分的东夷集团中，除有太昊、少昊外，尚包括蚩尤在内。其后唐兰又创新说，称“少昊的英雄是蚩尤”[2]，直接把蚩尤并入了少昊部族。然而，仔细考析有关文献资料，便会发现这些看法多有不妥。蚩尤并非出自东夷集团的少昊部族，而当归属于苗蛮集团。本文拟就此略述浅见，以求教正。

一

少昊氏，古籍又称少皞氏，是我国传说时代的古老部族之一。《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郯子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鴠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奭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蚩尤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这里说到，少昊氏用鸟记事，所属24个部落都使用某种鸟类的名称，并且各自担任少昊部族有关政务部门的官长，如五鸟掌历法，五鸠治民事，五雉做工正，九扈为农正。这不仅表明少昊氏以鸟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各部落之间存在共同的血缘纽带联系，而且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建立了设官分职的公共权力机构，已初步具备酋邦的政治形态。

　　少昊氏的活动中心，在今山东曲阜一带。《左传》定公四年记大祝子鱼说周公封鲁，“因商奄之民，而封于少昊之虚”。杜注:“少昊虚，曲阜也，在鲁城内。”又昭公二十九年记蔡墨说:“少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杜注:“穷桑，少昊之号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职，济成少皞之功，死皆为民所祀。穷桑地在鲁北。”是知少昊部族的活动中心在今曲阜一带。

　　但是，少昊氏作为一个庞大的部落集团，下属24个部落自然不可能都集中在曲阜一地。《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晏子与齐侯的一段对话说:昔奭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太公封齐，地在今山东临淄，这是说少昊部族的奭鸠氏最早就居住在这里。少昊族中以扈鸟为图腾的九扈氏，有学者认为就是曾与夏启“大战于甘”的有扈氏，“有扈即东夷部落的九扈三，其地当在今郯州北部原阳一带，扈与夏人作战的地方甘，当在今洛阳西南”[3]。衡之当时的历史和地理背景，这个见解比起旧说谓有扈氏为夏后氏部落，其居地在今陕西户县境内更为可信。少昊族中的五雉胞族，其中有曰翚雉者，《左传》昭公十七年杜注:“伊洛之南曰翚雉。”此所折射的信息可能是五雉胞族就活动在伊洛以南一带，与九扈氏相邻。这样，少昊氏4个部落24胞族大致以曲阜为中心，广为分布今豫东至鲁中一带。从少昊后国的分布看，亦大致不出少昊氏当时的活动范围。如春秋时的郯国，初名谭，居历城(今山东济南)，后徙郯(今山东郯县)。又如在今鲁南莒县，春秋时即为莒国所在地。《左传》隐公二年正义:“《谱》云:莒，赢姓，少昊之后。周武王封兹舆于莒，初都计，后徙莒，今城阳莒县是也。《世本》自纪公以下为己姓，不知谁赐之姓者。”此言少昊为赢姓，非己姓也。至于莒之姓己，乃后来之事，未可前推少昊即为己姓。《逸周书·作洛解》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此处的熊盈是指赢姓之族，周初参加叛乱者多达17国，徐、奄为其大国。奄居鲁(今山东曲阜)，徐与奄地应相距不远，后辗转徙国泗上(今安徽泗洪南)。在今河南境内，尚有江(正阳东南)、黄(潢川西)等赢姓小国。凡此皆在少昊氏的活动地域之内。

　　关于少昊氏活动的时代，大致与黄帝同时或稍后，其衰不晚于颛顼之时。少昊氏另号穷桑氏，率因其居地而得名。至于又号金天氏，则为附会之说。如《汉书·律历志》引《世经》即说:“少昊，《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黄帝之子清阳也。是其子孙名挚立。土生金，故为金德，天下号曰金天氏。”又《左传》昭公十七年杜注:“少皞，金天氏，黄帝之子，己姓之祖也。”此言黄帝之子青阳氏为少昊，而“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国语·晋语四》)，于是少昊氏也被说成是己姓。又雷学淇辑《世本》说:“少昊，黄帝之子，名契，字青阳。黄帝殁，契立，王以金德，号曰金天氏。”这里又把不在黄帝、少昊之世的殷祖契说成是少昊，并谓契为黄帝之子。尽管这些说法反映的是后世阴阳五行说兴起后人们习惯祖述黄帝的大一统观念，未可信据，但它多少可以说明少昊氏与黄帝部族在时间和地域上是有些联系的。《越绝书·计倪内经》说:“黄帝于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四方，蚩尤佐之。”山海经·大荒东经》说:“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帝王世纪》说: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初学记》卷九引)这也说明少昊氏的全盛时期当在颛顼之前的黄帝时代。《韩非子·显学》曾说:“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据此推测，与黄帝部族约略同时的少昊氏，其活动年代距今大约五千年左右。

　　在少昊氏活动的时空范畴内，今已发现内涵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经C¹⁴对大汶口遗址年代的测定，已知“大汶口文化的延续时间较长，达两千年左右，即公元前4300年一前2300年左右。整个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估计每期约各占六七百年”[4]。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分布，主要是在以泰沂山系为发源地的汉、泗、沂、淄、潍等水域的广大地带，西部见于黄河北岸，东部达到山东半岛，南部延及今江苏和安徽的北部。此外在河南平顶山地区、偃师、郑州等地也曾发现大汶口文化的遗址。唐兰认为大汶口文化就是少昊文化，是有道理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出现的贫富差别和社会分层现象，以及出现的陶符文字，具备向国家阶段过渡的某些特征。此与文献所反映的少昊氏部族，其社会分工扩大和出现设官分职的公共权力亦相吻合。因此我们可推断说，少昊氏是当时东夷族中最有实力和影响的酋邦之一。

二

　　少昊氏的情况略如上述，而蚩尤是否少昊氏的酋领，尚须进一步讨论。

蚩尤被视为一位英雄，或者说是一位失败的英雄，原因是他曾与黄帝之间发生过激烈的战事，似有不奉天命而争为天下盟主的意图。《史记·五帝本纪》云: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通过这段记载，我们知道蚩尤为黄帝时代的一个诸侯。当然，这里所谓诸侯并不是某位古帝以柞土授民的方式分封的，只不过是司马迁用后世的眼光和用语来说明其近似的政治身份罢了。实则所谓诸侯，不过是当时的部族酋领。此言蚩尤在涿鹿之战被黄帝擒杀，其主要罪名是“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暴虐百姓”等。至于蚩尤是哪一部族的首领？这个部族居住在什么地方？司马迁并未再作交待。

　　《逸周书·尝麦解》说:“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本段文字中的“命蚩尤于宇少昊”，学者每每以为这就是蚩尤属于少昊氏的证据。我以为恰恰相反，说蚩尤居于少昊之地，正说明蚩尤与少昊不属于同一部族，有如前面提到的临淄古地，在奭鸠氏之后“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一样。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少昊部族或其居地一度被蚩尤所控制，因而有“蚩尤于宇少昊”的传说。所以汉魏以降的学者从不认为蚩尤属于少昊部族，却都说蚩尤是上古九黎族的首领。例如，马融说:“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经典释文·尚书音义·吕刑》引)郑玄说:“蚩尤霸天下，皇帝所伐者。学蚩尤为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尚书·吕刑》疏引)高诱说:“蚩尤，九黎民之君也。”(《战国策.秦一》注)韦昭说:“九黎，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国语·楚语下丅》注）

　　这些说法的根据何在，早在唐代即难知其详了。孔颖达作《尚书·吕刑》正义，针对伪孔传“九黎之君，号曰蚩尤”称:“当有旧说云，然不知出何书也。”因此要直接弄清“九黎”的情况，以文献缺佚，尚有困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蚩尤与苗民颇有关联，这就为我们了解蚩尤的族属提供了重要线索。

《尚书·吕刑》记穆王发布命令说: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

在这段话中，先说“蚩尤惟始作乱”，造成民风不淳，相互攻杀，邪恶作乱，抢夺窃取，纷扰不安。接着说“苗民”不服从统一政令，自行以五种严厉的刑罚来实行管制，以致无罪之人亦遭杀戮。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上帝)怜悯那些无辜被杀的人，于是惩治对苗民进行残暴管制的君长，使其没有后代留在人间。在这里，蚩尤与苗民的关系颇须留意。文中的“苗民”，郑玄注云:“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变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礼记·绷衣》疏引)伪孔传云:“三苗之君习蚩尤之恶，不用善化民，而制以蚩尤重刑，惟为五虐之刑，自谓得法蚩尤。”郑玄称苗民上效蚩尤重刑，伪孔传说三苗之君习蚩尤之恶，都认为苗民是蚩尤的后裔。

　　但是我认为，这样理解《吕刑》似乎仍未得其真谛。此从“苗民弗用灵”一句说起。本句在战国即以成篇的《礼记·缁衣》中引作“苗民匪用命”，是知“灵”与“命”相通，义为政令。而“苗民”一词，郑玄谓为“九黎之君”，伪孔传则解作“三苗之君”。从下文“皇帝……遏绝苗民”的语义来看，“苗民”确有代指苗民之君的意思，否则就变成了上帝以暴易暴，把整个三苗部族都灭绝殆尽了。然而，苗民之君又指的是谁呢？仔细分析这段话的内在逻辑联系，即知“苗民”实际指的就是前面提到的蚩尤。因为《吕刑》意在宣扬重德轻刑，所举重刑害民者必为著名人物，而《五帝本纪》说“蚩尤最为暴”，正适其例。相反，不明所指，只泛言三苗之君则失其警示的效用。再者，《吕刑》说“苗民弗用灵(命)”，“杀戮无辜”，与《五帝本纪》称“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暴虐百姓”等罪名亦相吻合。《史记·殷本纪》载《汤浩》亦说:“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可见把《吕刑》这里的“苗民”解作“蚩尤”，是文从字顺的。

　　但是，蚩尤本“九黎君名”，何以又成了三苗之君？此当如郑玄所说:“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即三苗为九黎族后裔，故周王作诰也可用以代指九黎。《国语·周语下》记太子晋谏周灵王说:“王无亦鉴于黎、苗之王”，意思是灵王何不也借鉴一下九黎、三苗的君王。在这里，太子晋以九黎、三苗并称，表明二者在族源上是有联系的。这一点，在《国语·楚语下》有更为明确的表述。该篇记观射父对楚昭王说:“及少眸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揉，不可方物……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韦昭注云:“其后，高辛氏之季年。三苗，九黎之后。高辛氏衰，三苗为乱，行其凶德，如九黎之为也。”可见“三苗复九黎之德”一事，所表明的正是三苗与九黎为同族关系，只是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有如后世满族的前身称女真一样。蚩尤既然是九黎族的酋领，自与少昊氏在族源上存在差别，实在不好把他说成是少昊部族的英雄。

三

　　三苗与九黎在族源上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部族在不同时期的两种称谓。因此作为九黎之君的蚩尤，其统治区域必与三苗的居地有关。《战国策·魏一》记吴起与魏武侯的对话，曾谈到三苗的活动地域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吴起这段话引起后世很多学者的质疑。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人们习知的南岳衡山不在洞庭之北，而在洞庭之南。所以司马迁写作《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时对吴起这段话的后两句弃而不用，并对彭蠡(鄱阳湖)和洞庭湖的方位作了调整，仅称“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这个改动显然表明史迁感到吴起的说法可能存在问题，因而只把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广大地区大体看作三苗的疆域范围。

　　在这个问题上，近人钱穆曾提出过一种新的看法。他认为三苗之居的衡山非南岳衡山，应为南阳雉县的雉衡山；而文山即《国语·齐语》中桓公伐楚、济汝、逾方城所望见的汶山。至于彭鑫、洞庭是就黄河水流的缓急而言的，非谓鄱阳、洞庭二湖。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古者三苗疆域，盖今河南鲁山、嵩县、卢氏一带山脉之北，今山西南部诸山自蒲阪、安邑以至析城、王屋一带山脉之南，夹黄河为居，东达荥泽，不出今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广运数百里之间也。"[5]钱氏这个见解有助于解释九黎、三苗频繁与中原部族发生战事的地理背景，但要说彭蠡、洞庭非湖名则显牵强，因为吴起大概不会不顾及人们当时熟知的地理知识，而刻意说出一番需要繁冗考证才能使人理解的话来。但钱氏的考证提醒我们，九黎或三苗最初的居地应与中原地区相去不远，否则要与中原部族发生频繁接触会存在诸多地理上的障碍。徐旭生把蚩尤说成是东夷部族，实际上也多半出于这种考虑。所以把湘赣一带说成是三苗自始至终的居住地，也有不易说通的地方。

　　从文献上看，九黎和三苗曾与中原部族多次发生过战事。《战国策·秦策》云:“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这是黄帝与九黎部族之间最为激烈的一场战争。据《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龙鱼河图》说: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载更具神话色彩:“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魅，雨止，遂杀蚩尤。”这场战争虽然最后确立了黄帝“行天子事”，即作为天下盟主的地位，但九黎的反叛并未就此中止。郑玄注《吕刑》说:“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居于四裔者为三苗。至高辛氏衰，又复九黎之恶。尧兴，又诛之。”(《礼记.缁衣》疏引)《国语·周语下》：“王无亦鉴于黎、苗之王”，韦昭注云:“少皞氏衰，九黎乱德，颛顼灭之。高辛氏衰，三苗又乱，尧诛之。”按照这种说法，九黎之称三苗，大致在唐尧之时，是颛顼流其子孙后的异称。其后三苗仍然不时扰攘作乱，频起祸端。《左传》昭公元年说:“于是乎虞有三苗。”《尚书·尧典》说虞舜“窜三苗于三危(旧说在今甘肃敦煌)”。《礼记·檀弓》说:“舜葬苍梧之野。”《淮南子·修务训》说:“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今湖南宁远)。”这些说法大概表明尧舜时三苗的主干已被驱逐到湘赣一带了。尽管此时三苗地处偏远，后来仍然受到禹的攻伐。《墨子·兼爱下》引《禹誓》云:“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非攻下》亦云:“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足见有苗一直都是当时实力非常强大，并对中原酋邦不断造成威胁的一个部族。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九黎与三苗不仅是一脉相承的同一部族，而且九黎改称三苗，大体是在被逐南迁以后。这就意味着三苗的前身九黎族原先可能并不居住在遥远的湘赣地区，而应在靠近中原的地带。现在我们再回到吴起所说“三苗之居”的那段话上来，我以为钱穆对“衡山(雉衡山)在其北”的考证也就有了相当的价值。至于文山先存疑待考，彭蠡、洞庭则不妨仍其旧说。也就是说，在尧舜时代之前，九黎很可能就居住在雉衡山以南的鄂豫一带，这里离中原地区不远，具备北上争锋的便利条件。由于当时九黎族武力强大，蚩尤四处征伐，因而威名远扬，中原很多地方不免留下有关蚩尤的遗迹和传说。徐旭生据此认为蚩尤属于东夷集团，只看到蚩尤在中原活动的一面，并未意识到蚩尤部族最早的居地实与中原相距不远，并非一开始就在湘赣地区。因此，把蚩尤与逐渐南迁的三苗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把蚩尤归属于南方苗蛮集团可能更近于历史的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