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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的性质

 

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的性质及其战后与苗族有关的重大历史问题

 

 

目     录

 

一、涿鹿之战的性质

二、黄帝后代周族灭商(苗)才是姬姓、公孙姓西土部族对蚩尤族的彻底战胜

三、文明程度最高的蚩尤族失败的原因

四、涿鹿混战后,以少皞、颛顼、帝喾九黎三皇为首的苗族仍大范围活动在中原大地上

五、齐国、鲁国和孔子世家是苗族后裔

六、尧舜时代的苗族禅让制

(一)禅让时代的全部历史人物都与 苗族有族属关系

(二)姜姓蚩尤族禅让制的过程

七、禹及其后代夏王朝与苗族的关系

八、帝喾及其后代商王朝与苗族的关系

九、楚国和滇王国是釐(li)姓颛顼的苗族的后代

十、周族、华族、汉族与苗族


前  言

 

涿鹿之战,绝对不是黄帝本族的力量把蚩尤统率下的军事力量打垮,更不是把多支系的蚩尤九黎集团(苗族集团)彻底地打倒。

涿鹿大混战以后,3000—4000多年前,苗族仍然活动在河南、山东、河北、山西中原大地上。尧舜禅让制时代、夏代、商代这“前三代”,都与苗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陕西的周族与发源于陕西姬水的黄帝同居地与半坡文化(太阳崇拜)和彩陶文化(仰韶文化)都有关系。夏、商、周三代中,独周族站在黄帝的立场,全面而恶毒地诬贬蚩尤苗民为最坏,而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周族史迹及其所为,绝非偶然。周族是黄帝后代,是肯定的。

司马迁袭用周说,跟着说“蚩尤作乱”。

黄帝后代周族东进灭商(苗),才是姬姓、公孙姓西土黄帝族对蚩尤族的彻底战胜。之后,许多重要历史已被歪曲、捏造。蚩尤被诬为“乱贼”,苗族许多著名的帝王被写成黄帝后代。

到春秋时期,被原先周朝分割统治融合的中原黎民,已经接受了周文化(黄帝文化),周、苗共同混合成春秋时代的华族。但齐、鲁、宋、陈、郑、卫、燕、晋华夏各国和孔子世家历史中记载的“釐公”、“釐侯”、“釐庙”,与中原颛顼苗民的釐姓、釐夷仍绝对地分不开。尽管此时的釐姓,釐夷已经是华族或诸华,而不再叫九黎。不过,比《史记》早的《尚书》中尧典、舜典……各篇仍把“黎民”一词作为基本居民称谓并反复使用。遗憾的是,后世正史把“黎民”一词解释为“是指广大民众”。为什么一定要把“广大民众”称作“黎民”,称作“汉民”或其他“民”不行吗?

至今,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东夷族”就是苗族。

“夷”字由“大”和“弓”合成,具有特定的内涵。《许慎说文》:“东夷从大从弓”;“东夷从大,大人也。”《山海经》:“苗民釐姓”;“有大人之国,釐姓。”《淮南子.地形》:“自东南方至东北方有大人国。”《中华帝王》⑴:“蚩尤是巨人族的首领。”这里“大人国”、“巨人族”,皆指身体相对高大。“东夷从大”,是说“夷”是专指釐姓大人国;“从弓”,是说“夷”是涵指弓箭的发明者釐姓苗族。九黎居东方,又叫东夷或九夷。“东夷包括淮夷。”《二十五史新编》⑵:“淮夷(九夷)”。春秋时,安徽省的淮夷,是原先居住在中原的皞陶东夷族(苗族)的后代。东夷族不止是一些人说的居住在山东与苏北地区。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都是蚩尤东夷族(九黎族)的文化遗迹。

                              

 2013年元月9日


一、涿鹿之战的性质

 

有关涿鹿之战的说法有三种:一是司马迁的定性说;二是炎黄联合打败蚩尤说;三是诸多外部力量助黄帝杀蚩尤说。哪种说法站得住脚呢?

(一)司马迁的定性说

《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

不能因为蚩尤败了,就认为司马迁说的是真话。仗还没有打,司马迁就先把黄帝放在中心王国最高统帅的王位上,黄帝手下有许多附属的诸侯,蚩尤是其中的一个暴虐者、作乱者、不听帝命的反叛者。黄帝自己“莫能伐”。于是黄帝就向属下各诸侯征调军队,才在涿鹿擒杀蚩尤。司马迁的这个定性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原始社会是大小林立的各个部落,不存在帝制王国及其附属的各诸侯,亦无所谓“暴虐”、“作乱”、“不听帝命”和“征师诸侯”之义。司马迁写《史记》,先抱定一个主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一家之言。”显然是他为了圆说以黄帝为中心的“一家之言”而作的附会之说。

(二)炎黄联合打败蚩尤说

此说是一个没有诸多具体史迹为旁证的,仅以“炎黄同为少典子”一说而推想的结论性孤说。倘以为“炎黄同为少典子”,合力杀蚩尤事为必然,实质上并未超脱于“想当然”。历史上,父子相杀,兄弟为敌,不乏其人。是亲兄弟的,就一定能团结合力吗?更何况炎帝是被黄帝惨杀过的。《贾谊新书.益壤》:“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炎帝不可能不在乎这血海深仇。所以,炎黄联合杀蚩尤是不可能的。按正统史,炎黄亲兄弟相残杀,与蚩尤不相干,蚩尤干嘛要跑到涿鹿找黄帝拼战而又被杀在同一地点的呢?谜团重重,不能立说。

前言,黄帝后代周灭商(苗)后,历史被歪曲、营造。蚩尤被全面贬毁,黄帝被任意放大。“炎黄同为少典子”一说的出台,与这一历史大背景不无关系。不论此说在各书中重复宣扬多少次,仅此一说是不足以证明“炎黄同族”的。

考察炎帝史迹,炎帝与蚩尤的密切程度,远远超过炎黄帝的密切程度。清华李学勤先生把炎帝归于南方的系统。《路史.后纪四》:“蚩尤姜姓,炎帝后裔也”;《遁甲开山图》:“蚩尤者,炎帝后裔也”。有人把“西姜”归炎帝。“西姜之本,出自三苗”(《后汉书》)。说明,炎帝与蚩尤同姓姜不是巧合。又如《帝王世纪》:“‘炎帝’之号,凡传八世: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衰、帝榆罔。”其中,帝嫠与苗族釐姓的“釐”也惊人地相似。“嫠”与“釐”音同黎。嫠的下面是“女”,釐的下面是“里”。显然是不同时间地点、不同人手下的同字异写。“罔”又是常用苗名。孔子世家的“汪罔氏”也用“罔”作人名(可见,孔子是苗族的后代)。又如:“蚩尤人身牛蹄,头有角”,而“炎帝人身牛首”。又如:“炎帝后代祝融生共工”,《周礼》:“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也就是说,祝融、共工是炎帝和颛顼九黎族(苗族)共同的后代。又如:黔西北苗族称本族祖先为“赤炎”,与赤帝(炎帝)同名。这一切,是不容忽略的。

试问:是炎黄同族呢,还是炎帝与蚩尤同族?

所谓“炎黄同族”和“炎黄联合打败蚩尤说”,根本不能成立。

(三)诸多外部力量助黄帝杀蚩尤说

帮助黄帝杀蚩尤的外部力量是:长有翅膀的应龙;人首鸟身的玄女;衣青衣的天女魃和已知的东夷部族著名传说人物风后。他们与苗族一样以鸟为图腾,与苗族一样穿青色衣服。黔中地区的“青苗”以穿青衣服而得名。黔东南苗族也普遍穿紫黑色衣服。安顺苗族为死人“开路”时,要给死者头戴黑色斗笠,把崇尚青(黑)色上升到宗教礼仪的层面上。苗族崇尚青色,起源于苗族远祖太皞。《尚书.礼记.月令》:“其帝太皞,载青旂,衣青衣。”由此可知,助黄帝杀蚩尤的应龙、玄女、天女魃和风后,是蚩尤东夷集团中强大的反蚩尤派。在黄帝连战皆北、处境危殆的时刻,是反蚩尤派主动同黄帝联合,共同把蚩尤统率下的军事力量打垮。

《山海经》:“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魃,雨止,遂杀蚩尤。”又注:“应龙,长有翅膀的龙。”

冯克诚《中国通史全编》⑶:“战争初期,天气恶劣,暴雨倾注,很适合于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族展开军事行动,而不利于习惯在晴旱环境的黄帝族,使它‘九战九不胜’,连战皆北,处境危殆。雨季过去,黄帝及时地捕捉住战机.....,在玄女族的有力支援下,在涿鹿之野擒杀其首领蚩尤。”

所谓的“玄女族”,就是蚩尤集团中的反对派。

《玄女兵法》:“黄帝与蚩尤战,三年城不下”;《二十五史新编》:“蚩尤用金属作兵器,异常勇猛,黄帝在三年中同蚩尤打了九仗,都未能获胜。”

九战九不胜,三年九战无一胜,已是一个长过程的战争概念,是黄帝长过程反复争战真的打不过蚩尤,不能归因于一时的天气恶劣。

中共中央党校王子今《史记的文化发掘》⑷一书引《黄帝玄女战法》:“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焉’。”又引《龙鱼河图》:“蚩尤有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和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谴玄女下授黄帝兵训神符,制伏蚩尤。”又引《志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该书又指出:“玄女人首鸟形。而风后,也是东夷部族著名传说人物。看来,加入黄帝部族对抗蚩尤的,竟然有原先属于东夷部族的力量。”

风后和蚩尤同是太皞风族的后代,风后墓在山西运城解州镇风陵乡。这里是九黎聚居地之一。

安徽省社科院宋霖研究员在《蚩尤从‘乱’、‘逆’到中国第一革命家》一文写道:“《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所辑《黄帝问玄女兵法》与《黄帝元(玄)女战法》相比较,字句完全相同,但黄帝的请求却大大地不同了:‘小子欲万战万胜,万隐万匿,首当从何起?’隐匿者,躲藏躲避也。‘万隐万匿,首当从何起?’这九个字非常重要。第一,黄帝已经没有了必胜信心,彷徨无计;第二,在蚩尤凌厉锐猛的攻势面前,黄帝已经在是继续作战还是躲藏躲避(或曰逃跑)之间做抉择了。”

在黄帝处境极端危险的时刻,玄女不是作辅助或支援的次角色参战来了,而是取代黄帝成为涿鹿战争舞台上的总策划、总指挥。黄帝在玄女面前下拜不敢起来,黄帝求她、听她这个总指挥的。终因得到玄女的“兵训神符”(战法),才制伏了蚩尤。风后又造出能破“大雾战法”的指南车。因此,把玄女、风后等看为是苗族集团中强大的反蚩尤派,并在打败蚩尤的涿鹿之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么说,是丝毫也不过分的。

对涿鹿之战性质的论证,还有战后中原地区的历史状况、文化状况也是最重要的证据。

历史状况:战后,未见有黄帝与反蚩尤派相争战的记载,暗示强大的反蚩尤派仍然存在着。接下来,才会有少皞、颛顼、帝喾九黎三皇为首的苗族大范围活动在中原大地上,才会有尧舜禅让制时代、夏代、商代这“前三代”与苗族有千丝万缕割不断的族属关系。

文化状况:正史说“黄帝居中原”,但铁的事实是:黄帝的仰韶文化系统大多集中分布在西北部,直到黄帝后代周族也是在西北部。而集中分布于大中原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的龙山文化(黑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与崇尚黑色的颛顼苗族和颛顼后代夏部族绝对分不开。甚至到商代,所谓的“黄帝故里”河南,也是郑州和安阳商(苗)的青铜文化名霸大中原。

结论:

第一、涿鹿之战的性质,绝不是黄帝打倒蚩尤族的性质,是以苗族内部的反蚩尤派为主力并联合黄帝,把蚩尤统率项下的军事力量打垮;

第二、“前三代”与原先的反蚩尤派是同族的前承后继的关系;

第三、“前三代”以前的中原大地上,根本不存在一个曾经统一中原各部落为一体的帝制的黄帝王国;

第四、黄帝并没有在黄河中下游永久定居下来,史称“黄帝族在涿鹿地方的山弯里,过着往来不定、迁徙无常的游牧生活。”暗示黄帝无意在东边定居下来。反蚩尤派毕竟仍作为蚩尤族的强大力量存在着,加上黄河中下游人口众多、文化最先进,这样的环境不适宜西来的黄帝族定居下来,黄帝以游牧方式,逐渐游返西北故乡,黄帝文化遗迹支持、陕西周族支持、“前三代”更支持。

 

     二、黄帝后代周族东进灭商(苗)才是姬姓、公孙姓西土黄帝族对蚩尤族的彻底战胜

(一)周族与黄帝同姓两个姓。《二十五史新编》:“黄帝,上古传说时代的一位圣主,一说姓公孙,一说姓姬,这两个姓都打着周代的烙印。”

周族与黄帝同姓的两个姓,绝非巧合,它们还有其他诸多联系。

(二)周族与黄帝同居地。《中华上下五千年》:“黄帝发源于陕西姬水。”《诗.大雅.皇矣》:“周人居岐之阳,在渭之将。”这里的“将”是苗语汉用,译为汉语是“侧”。周族居住在陕西岐山之阳,在渭河侧边的周原之地。古代人为什么把黄帝陵建在陕西而不建在河南呢?因为陕西是黄帝的出生之地。近年来,有的省争着把伏羲、炎帝、黄帝陵建在本省,与旅游收入有关。所以,2008年《人民日报》说“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四海为家.......。”

《史记的文化发掘》:“黄帝可能较晚进入中原地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黄帝原来居住在西北部,是被称作蛮族的九黎族先进入中原地区。”河南淮阳县的苗族远祖太皞之墟是证据。河南裴李岗和贾湖村两处遗址的人骨头身高1.7米至1.9米,比黄帝半坡文化遗址人骨头1.65米至1.7米高得多。该两处遗址出土有打通圆孔的“骨笛”,与浙江河姆渡遗址打通圆孔的“骨哨”相类,高大的人骨头又与釐姓大人国和蚩尤巨人族有关。

(三)周族与黄帝同文化。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炎黄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史,苗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巫。炎黄族与一部分苗黎族混合成华族,巫史两种文化并存,互相影响。史重人事,长于征实,巫事鬼神,富于想象;”又说:“周族重史不重巫;”又说:“周人尚赤。”

古代,宗教文化是基本的文化。史官作为当时的文化人,为史文化代表;巫官或巫师,为巫文化代表。

周族虽然也有信神,也祭人鬼,但周文化总体上是重人事,不重巫神。周文化属于黄帝史文化系统。

(四)周族崇尚的红色,与黄帝半坡文化太阳人(太阳崇拜)和红色彩陶文化(仰韶文化)的红色分不开。红色与河南、山东、河北、山西四省的龙山文化(黑陶文化)没有关系。

炎帝的“炎”和苗族“双鸟朝阳”的“阳”,固然也与太阳有关,但全方位看,仰韶文化系统大多分布在黄帝家乡西北部,应属于黄帝的文化。仰韶文化中,不仅有太阳人头面,还有鱼形器物,与周族不仅崇尚红色,还崇拜鱼是相合的。《史记.周本纪》:“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舟”亦成为后来的“周”。

(五)夏、商、周三代中,独周族站在黄帝的立场,全面恶毒地诬毁蚩尤苗民。

《尚书.夏书》和《尚书.商书》都不说蚩尤苗民的坏话,与夏商是蚩尤后代有关,《尚书.周书》却是咬牙切齿:“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而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

历史上,与周族积仇最深并导致战争的是商族,而不是苗族。这就太奇怪了。是周族无缘无故地恨蚩尤苗民吗?不是。第一、周族史迹与黄帝有联系,周族所为绝非偶然,周族是黄帝后代,是肯定的;第二、周的仇敌商族,就是发源于蚩尤九黎居地山东的蚩尤古东夷后代。

《尚书》中不把黄帝画像同“夏书”或“商书”放在一起,要把黄帝画像同晚后的“周书.吕刑”篇放在一起,显然是有意安排,暗示周与黄帝有关。

整部《尚书》只字未提及黄帝,在全无有关黄帝内容的情况下,为什么空空然把黄帝画像加到“周书.吕刑”篇的空白处呢?

周书:王曰: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戈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ƒ,弼我,我敢其求位。”小小周国,之所以敢夺取大邦殷商的大命,是居于得到“上帝”的有力辅助。这个“上帝”就是商(苗)内部的反叛商纣王力量。纣王不仅是同本族叛军——东夷的一支打内仗,还有许多商(苗)平民也背叛商王纣,自动反戈配合周军作战。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武王伐纣,有毛人(苗人)参加周军作战。”周的胜利,确实有商(苗)背叛者的一份功劳。

蚩尤后代商王朝的灭亡,很大程度上出自内部自毁!

周族很便利地取得天下后,不杀商(苗)平民,甚至商贵族微子也不被杀。而是把商(苗)人分割成许多个相互孤立、互不串联的群体单位,授权给周的亲信,分头负责统治它们。美称“封立各个诸侯国”。其中之一如:封周公旦的大儿子伯禽为所谓的“鲁公”,负责统治九黎居地的鲁国殷商六族(详见冯克诚《中国通史全编》)。这位“鲁周公”,无异于陕西“老虎”来做东方鲁国羊的“爸爸”。周伯禽不仅强迫鲁国商(苗)人“变其俗,革其礼”,还强迫鲁人跟着“鲁周公”同姓姬。

到了春秋时代,周朝的仆从国——齐、鲁、宋、陈、郑、卫、燕、晋等各国苗族的“釐公”或“釐候”们,已经接受了周礼、周文化(黄帝文化)。所谓“釐公”、“釐候”,不过是周的代理人,他们必须服从周的统治。周衰,各仆从国不听话,不上贡,甚至后来各自称雄……

周朝近800年长过程对黄河中下游人口的大量统融。使周由一个不大的族发展成一个大族,一改昔日自称的“小邦周”而号称“大周”。

黄帝一系子孙说的始作俑者不是夏、商,是与周灭商以后正统史观的政治营造有关。早于《史记》的《尚书》独载尧舜以来,是西汉大史官司马迁第一次把“一系子孙说”上升为系统的黄帝历史理论。《史记.五帝本纪》说,就是黄帝一系子孙说。其中的许多所谓“黄帝后代”,被大量具体的史迹证明是“蚩尤后代”。

 

三、文明程度最高的蚩尤族失败的原因

经受了几千年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摧残后,苗族在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心理素质等方面已有明显退变。但历史地看,这个中国上古名叫九黎的最大的部族,是无愧为一个高智商的优秀民族的。它在许多重要的领域,确实是走在中华文明的前列。

(一)蚩尤是农耕文明最早的开创者

湘楚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的稻谷距今约12000——15000年。专家鉴定:“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从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古栽培稻类型。”

首先肯定:蚩尤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全木榫铆式木建筑遗迹,与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全木榫铆式木建筑遗迹,绝对是同一族的同一文化。还有,河姆渡遗址的“双鸟朝阳”图腾标记与苗族古装上的“双鸟朝阳”图腾标记,也是同一族的最早的鸟崇拜文化。

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一次性出土有十二吨稻谷,证明:7000至15000年前,长江中下游苗族已经大规模地人工种稻。中央党校王子今著的《史记的文化发掘》说:“东夷部族是一个农业更为发达的部族,它们较早使用‘双齿耒’这种较为先进的农具……从耕作到收获,技术都更为先进。”

(二)蚩尤是金属冶炼业的发明者

《尸子.地数》:“造冶者,蚩尤也”。《路史.后纪四》:“蚩尤姜姓,炎帝后裔也,与少皞冶西方之金。”西方,指山西。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铁的古文字作‘銕’,当是夷族最先发明冶铁术。”《史记的文化发掘》:“东夷部族曾以环渤海地区为主,而恰恰是在河北唐山大城山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有最早的红铜。铁的古文字作‘銕’,从金从夷。联系蚩尤‘铜头铁额’的传说,可推想,铁器的发明也与蚩尤的部族有关。曾以鸟名官的少皞号‘金天氏’,暗示金属早期的应用,可能起源于东方。”

(三)蚩尤是兵器的发明者

《管子.地数》:“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世本》:“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龙鱼河图》:“蚩尤造立兵仗刀戟和大弩......。”《二十五史新编》:“蚩尤用金属作兵器。”《荀子.解蔽》:“羿精于射。”《吕氏春秋.勿躬》:“夷羿作弓。”《墨子.非儒》:“羿作弓。”《山海经》:“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说文.矢部》:“古者夷牟初作矢。”

羿,指后羿。是夏代苗族著名射手,头人之一。

(四)蚩尤是全木榫铆式木建筑技术的发明者

前述,蚩尤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全木榫铆式木建筑文化与河姆渡的全木榫铆式木建筑文化,是同一的蚩尤族的建筑文化。这一文化由南方向北方发展到山东,乃至中原大地。明代建筑——无一铁钉的北京故宫,全面继承长江下游苗族最早的榫铆式木建筑文化。使它成为中原文化中最光辉、最具代表性的华夏族标志性建筑文化。迄今为止的考古证明:北方,尤其是陕甘地区的古建筑多是夯土结构。

(五)蚩尤是刑法或司法的发明者

《春秋左传》注:“皞陶是司法的鼻祖。”《二十五史新编》:“舜时的司法官皞陶创制五刑......。”皞陶是东夷族,史学界多已共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皞陶(夷族),春秋时代,淮水流域很多小国说是皞陶的后代。”“很多小国”是淮河流域的淮夷(又叫九夷)分为许多支族,以支族为单位聚居而互不统一的群落状况。它们是蚩尤九黎(九夷)集团的一部分。

《中国民族史》⑹:“苗族......第一发明刑法;第二发明兵器;第三发明宗教。后来汉族所用之五刑、兵器和甲胄、信奉之鬼神,大抵皆苗民所发明。”宋文炳《中国民族简史》:“苗夷文化......惟于上古时代,极为发达。一是发明刑法。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爰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④。是刑法为苗民所发明”(即4000年前的苗族司法官皞陶所发明)。夏曾佑《中国古代史》⑺:“所谓墨、劓、宫、大辟诸刑,本黎民苗民之法。”《贵州通志》:“夫苗族之在中国,论者谓尚在汉族之先,彼族君长如蚩尤者,明乎天道......,实始造兵为剑、矛、戟以威天下,其才横绝一代。又如周秦之刑法,亦实始于苗族。”《尚书.周书》:“王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是周族袭用苗族的五虐之刑法。

(六)是巫教的发明者

盛襄子著的《湖南苗史述略》⑻:“今征之古史,苗瑶盖为巫教之首创者。楚语:‘少皥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是宗教为苗民所发明。”《二十五史新编》:“黄帝晚年,九黎乱德,崇尚鬼神而废弃人事,一切都靠占卜决定,家家有人当巫史搞占卜。”由此可知,苗族发明的巫教,早在黄帝时代已有之。

最先进的文化为什么不能保障蚩尤族立于不败之地呢?准确地说,蚩尤族失败的原因,是归因于内因性自毁——归因于九黎集团的始终不统一,归因于内部严重的分裂与相戈。在蚩尤时代,玄女、风后等反蚩尤派与蚩尤分裂对抗;在夏代,所谓“禹攻三苗”,实际是颛顼苗族后代禹同本族人的内部相戈;在商代,所谓“商纣为黎之鬼,东夷叛商”,实际是蚩尤古东夷后代商纣王与自己同胞兄弟东夷族的一支分裂相戈。

   

  四、涿鹿大混战以后,以少皥、颛顼、帝喾九黎三皇为首的

苗族大范围活动在中原大地上

换言之,涿鹿战后,3000年至4000多年前,东夷部族仍大范围地活动在中原大地上。凡具有古史常识者,都不会否认这一史实。

《楚辞全译》⑼注:“黎谓三皇,少皥、颛顼、高辛也。”高辛,即帝喾高辛。

(一)少皥九黎后代仍活动在山东

《左传定公四年》:“少皥墟,曲阜也,鲁城内。”请注意:少皥九黎居地曲阜鲁城,又是鲁国殷商六族和商微子后代孔子世家的家园。活动在少皥居地的鲁人和孔子世家就是少皥九黎后代。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少皥,名挚,居曲阜,号穷桑帝。春秋时代,山东还有任、宿、须句、颛臾四个小国说是太皞后代。”太皞姓风,是蚩尤、少皥九黎族远祖。因此,战后活动在山东的任、宿、须句、颛臾四个小国就是少皥九黎的后代。

拿什么证明太皞是蚩尤、少皥苗族的远祖呢?《楚辞全译》注:“伏羲氏,即太皞,太皞姓风”;又注:“句芒,神话中的木神。《月令》:东方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此木帝之君,木官之佐,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山海经》:“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桎梏是为枫木。”《史记的文化发掘》:“蚩尤所弃桎梏化为枫木,象征蚩尤的族属与太皞风族有关。”苗族史诗《枫木歌》说,苗族祖先姜央是枫木所生。苗族以枫木为图腾崇拜,确切地说,就是以苗族远祖——5000多年前的太皞这位姓风(枫)的“木神”为始祖图腾崇拜。《山海经》:“东方句芒,人面鸟身。”苗族与老祖宗太皞一样以鸟为图腾崇拜。《礼记》说,太皞族开耕时,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举行推耜入土祭礼,,祭田神礼毕,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返回大寝殿劳酒。与苗族祭完田神,大家在一起聚餐劳酒完全一样。注意:礼记说的“劳酒”是苗语,译为汉语是吃喜酒。苗语“劳酒”——吃酒;劳冒——吃晚饭,劳哉——过大年。西土部族没有“耒耜”。耒耜属于苗族独创!

太皞是蚩尤、少皥苗族的远祖,确定无疑。

(二)战后,颛顼苗族仍然活动在中原河南东部濮阳和中部新郑

前述:“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山海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二十五史新编》:“颛顼十五岁就辅佐少皥治理九黎地区。”楚语:“少皥之衰,九黎乱德。”这几个例证,与前述“黎谓三皇,少皥、颛顼、高辛也”,前后是相印证的。颛顼是九黎族,问题是清楚的。

《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釐姓。”

西北海外,指大海西北侧的渤海外,即环渤海地区的山东、河北。这里是蚩尤老根据地,商族发源地。釐姓是古代最大的一个姓。大人国釐姓,从东南方到东北方有大人国;齐、鲁、宋、陈、郑、卫、燕、晋华夏各国的“釐公”或“釐候”、“釐庙”以及“釐至滇池”建立的滇王国、楚国等等都与颛顼苗族的釐姓有关系。驩头,又叫驩兜、欢兜、聩豆。颛顼八子之一。

冯克诚《中国通史全编》:“在颛顼高阳的部落内,有八个有名的氏族:仓舒、聩豆、寿寅、大临、龙降、庭坚、中容、叔达。其中:庭坚直至春秋时代仍同皞陶并祀,依古代‘神不歆非类⑤,民不祀非族’的传统,可推定,颛顼也属于夷人的一个分支系统。颛顼活动的地方在卫(河南濮阳),后因受蚩尤战败的影响而迁至新郑。”

必须肯定:战后,颛顼是自主活动在河南东部、中部,绝对不是受蚩尤战败影响而由河南东部濮阳迁到中部新郑。

《山海经.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大荒东经注:“帝俊,指颛顼。”颛顼把红色的弓、白色的箭赏赐给本东夷族著名射手后羿。请记住:九黎先祖颛顼即帝俊,又是商族的远祖。帝俊是商祖,史学界多已共认。颛顼苗族居地河南濮阳,也是卫国殷商七族的所在地。颛顼曾都于安阳,安阳是商(苗)的政治中心之一。

《山海经》:“东海外大壑,少皥国。少皥孺颛顼于此。”所以:才有“颛顼十五岁就辅佐少皥治理九黎区”之说

《史记.郑世家》:“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楚辞全译》注:“北方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少皥金天氏的裔子“昧mei”,即颛顼玄冥“苗miao”。“昧”是苗称;“苗”是汉称。不同地区的苗语称本族为“蒙”或“昧”。各有变音,但声母“M”不变。黔东南和湘西苗语称本族为“果熊”,可能与楚国苗族先祖鬻熊有关,以祖先名号为族名。

颛顼与苗族一样以鸟为图腾崇拜。苗族古装与河姆渡文化有相同的“双鸟朝阳”;鸟图腾标记;“苗民有翼”;“驩头人面鸟喙,仗翼而行。”《山海经》:“北方禺强,人面鸟身。”又注:“禺强,又叫玄冥。”人面鸟身的禺强,就是颛顼玄冥。《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五彩鸟,相乡弃沙。惟帝俊下友。地下两坛,采鸟是司。”有五色鸟,相向盘旋起舞。颛顼屈身与鸟交友。山下有两座颛顼的祭坛,由五色鸟主管。

颛顼与苗族一样以四兽——熊、罴、虎、豹为图腾崇拜。《龙鱼河图》:“蚩尤兽身人语”。《竹书.纪年》:“属于蚩尤各族,有熊氏、罴氏、虎氏、豹氏”。又曰:“轩辕氏攻蚩尤,战四兽之力。”《山海经.大荒北经》:“有叔歜之国,颛顼之子,使四鸟:虎、豹、熊、罴。”均相同之言。

颛顼与苗族一样崇尚青(黑)色。前述,“太皞载青旂,衣青衣。”“青苗”以衣青衣而冠名。黔东南苗族大多衣青衣(紫黑色)。安顺苗族给死人头戴黑色斗笠。苗族崇尚黑色,不是一时的偏好,是从5000多年前的老祖宗太皞开始的。

《尚书.礼记》颛顼帝,出则乘坐玄辂车,驾铁骊马,挂黑色旗帜,穿黑色衣服,佩黑色玉佩。

颛顼是仅次于黄帝的中华五帝之第二位,是华夏史册中涉史面最广的一位最重量级历史人物。司马迁把颛顼高阳写为黄帝的孙子。然而,大量的、各方面具体史迹非常充分有力地证明:颛顼是九黎族(苗族),结论是推不倒的。

(三)战后,以九黎三皇之一的帝喾为首的苗族仍活动在河南西北部伊河、洛河地区(详见后述)

 

五、姜姓齐国、鲁国和孔子世家是苗族后裔

山东——齐鲁大地,不仅是蚩尤、少皥九黎居地、商族的发源地,也是孔子、孟子、墨子、孙子的家园。湘楚蛮夷众多的伟人雄才,加上东方蛮夷诸子,是它们能够大气蛮霸整个中华政治、军事、哲学、自然科学、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领域!孙中山把吴越钱氏阚璠归蚩尤后代。钱学森、吴文俊是吴越人。“钱”字,是用双戈保卫祖先少皥金天氏;“吴”字,是用本族发明的弓矢保卫人口。从华东大地到华北大地,是太皞、蚩尤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占主导地位的地区。

例证一、齐地是蚩尤九黎居地。

《史记的文化发掘》:“齐地是蚩尤居地。”北京大学段宝林教授的《蚩尤考》⑽:“蚩尤大墓在东平,这里是古代黎人聚居的地方,当地百姓始终崇拜蚩尤,它们很可能是九黎子孙后代。蚩尤冢在东平寿张县(今山东阳谷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长七月祭之。”

例证二、鲁地是少皥九黎居地。

少皥墟——山东曲阜,不仅是少皥九黎居地,也是鲁国商族六族和商族后代孔子世家的居地。都是苗族人的居地。

例证三、山东东部半岛地区,是东夷族的一支——“来夷”的居地。那里有“来州市”、“来阳市”、“来西市”,何以三市皆以“来”称呢?与“来夷”居住在那里有关。有人认为:“东夷是指来夷”,这很片面。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商子孙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牟夷氏、世本有时氏、萧氏、黎氏。”由此可知,来夷或来氏,只是商子孙中的一支。蚩尤时代夷人分支就更多了。

由上述三个例证知道:蚩尤居齐地,少皥居鲁地,山东半岛也有夷人居住,整个山东大地都是蚩尤、少皥苗夷居地。所以,山东又是蚩尤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覆盖地。历史学术上,文化遗迹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证据。

例证四、姜姓齐国及其“釐公”与齐地的姜姓蚩尤及其釐姓苗族绝对分不开。

《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姓姜氏。......成公九年,子庄公构立。六十四年,庄公卒,子釐公禄甫立。釐公九年,鲁隐公初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公孙无知,釐公爱之……”

姜姓齐太公世家及其釐公,与姜姓蚩尤及釐姓苗族有明确的族属关系。

可见,山东的姜姓蚩尤族,曾为尧舜禅让制时代的“四岳”。“禅让制”,就是从头到尾都以姜姓四岳众人为基本的民主选王制,并独霸全过程的全部选王权。

例证五、鲁国的“釐公”、孔子世家的“釐姓”、“釐庙”和“大人”与釐姓苗族或釐姓大人国有明确的族属关系。

《史记.鲁周公世家》:“鲁人欲诛庆父,庆父恐,奔吕。于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为釐公。......釐公元年,以汶阳  封季友,季友为相。三十三年,釐公卒,子兴立,是为文公。”这里的所谓“鲁周公世家”,是周族强加于鲁国夷人的强权政治象征。鲁国殷商六族,是被周人统治的对象,绝不是周族的后代。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釐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夏,鲁恒、釐庙燔,南宫俊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恒、釐庙乎?已而果然。’”

鲁有釐公,孔子世家有釐姓、釐庙。釐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后称为“大人”。与釐姓苗族或釐姓大人国有明确的族属关系。

例证六、齐国与蚩尤一样,以四兽——熊、罴、虎、豹为图腾崇拜

前述,“蚩尤各族有熊氏、罴氏、虎氏、豹氏”;“颛顼之子,使虎、豹、熊、罴”。《山海经.大荒北经》:“有北齐之国,姜姓,使虎、豹、熊、罴。”议论均相同。

例证七、孔子说:“吾从周”;又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是孔子表白自己已经接受了周礼、周文化。“裔”指孔子所在的鲁国;“夷”指孔子本人和他的鲁国殷商六族。“夏”,不是指夏族,是指华夏统一体,自然包括夏(苗)在内(详见十题)。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杞君朝鲁君用夷礼,杞被贬为夷;后来,杞国朝鲁改用周礼,杞得称为诸夏。”杞人朝鲁,尊重鲁国夷人的夷礼,本无过错,为什么被贬呢?反映强权统融下,不接受周礼、周文化的人或族,是要被压迫、被歧视的;接受了周礼、周文化的人或族,可以被褒称为高一等的诸夏或诸华。

结论:齐地、鲁地与半岛地区,即整个山东大地,都是蚩尤、少皥九黎或东夷族居地。覆盖山东大地的蚩尤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就是铁证。蚩尤居地齐国的“釐公”;少皥居地鲁国的“釐公”;孔子世家的“釐姓”、“大人”、“釐庙”,与姜姓蚩尤和釐姓苗族有明确的族属关系。

 

六、尧舜苗族的禅让制时代

按正统史观,这个提法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最有力量的是很多具体的史迹,而不是笼统的说法。

(一)整个禅让制时代——从尧、舜、禹、皞陶、伯益、姜姓四岳到共工、驩兜、三苗和鲧等全部记载的历史人物,一个不少地全都与苗族有族属联系。

帝尧史迹:

尧是九黎三皇之一——帝喾高辛的儿子。《史记.五帝本纪》:“帝喾聚陈锋氏女,生放勋”(即尧)。又说:“高辛氏于颛顼为族子。”颛顼、帝喾高辛都是九黎族,它们当然是同一族之族子。(尧之父帝喾的史迹,详见后述)

尧是山西临汾人。另说尧出生于山西黎城。不论是临汾还是黎城,都在山西南部蚩尤九黎活动区内或龙山文化区内。黎城是古代黎国所在地。周代时,九黎族的一支曾在黎城建立黎国。

田晓岫《说蚩尤》⑾:“宋代解州治在今山西运城解州镇,盐泽今名解池。这里曾是蚩尤居地。”段宝林《蚩尤考》:“《述异记》记录了南北朝华北汉族人民祭祀蚩尤的情形: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相抵。汉造抵角戏,盖其遗制也。汉武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龟足蛇首,主疫,其俗遂为立祠。”汉高祖时,山西人同汉高祖一样,把蚩尤放在第一崇敬的历史地位,汉高祖把蚩尤祭祠立于长安;山西人把自己的祖先蚩尤祠立于太原。

尧之后,尧的后代山西晋国仍与釐姓颛顼苗族密切相关。

《史记.晋世家》:“十八年,靖候卒,子釐候司徒立”;“釐候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候卒,子献候籍立”;“二十一年,骊姬谓太子曰:‘君梦见齐姜,太子速祭曲沃,归釐于君。’”

周后期,山西釐姓苗族已经接受了周文化,周苗共同融合成华族,但晋国的釐候(国王)与中原釐姓颛顼苗族仍绝对地分不开。“周宣王立”,并不是黄帝后代把釐姓苗族杀光后,由周的族民来成立晋国。晋国、卫国、燕国、陈国、宋国等许多国家都归“周宣王立”。“周宣王”是强加于各仆从国的强权政治象征。有周的强权政令在,各仆从国不敢稍有所违。

结论:尧是九黎三皇第三位帝喾的儿子;尧的后代即山西晋国的釐候,与釐姓苗族有明确的族属关系。后述很多史迹将有力地支持这个结论。

帝舜史迹:

舜,又叫有虞氏。舜生于诸冯——山东诸城县。有虞氏的“有”,是苗语尊称语气词。各方言区有变音,“有”亦为“又”或“尤”。我爷爷苗名叫受(纣),尊称尤受。“尤”是长辈或老一辈的尊称。夏代,华北大地有许多以“有”作尊称的氏族:有易氏、有鬲氏、有仍氏、有辛氏、有缗氏、有虞氏、有穷氏等。西北部还有一个有扈氏。其中,有虞氏就是孟子说的“东夷之人”舜的氏族;有穷氏就是嫦娥的丈夫——夏代苗族著名射手后羿(夷羿)的氏族。上述这么多以“有”作尊称语气词的氏族存在于夏代的地盘上,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学术问题。

《史记.陈杞世家》:“陈胡公满者,虞舜之后也。三十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舜后代陈杞世家的“釐公”,与釐姓苗族有明确的族属关系。

换一个角度看:河南淮阳县古时称为陈,陈是东夷族远祖太皞之墟。舜的氏族在太皞之墟建立陈国,这进一步说明舜是东夷族(苗族)的后代。

《史记的文化发掘》:“出身于历山的圣王舜的传说,也有瞽叟又束舜饮酒醉而杀之的内容《列女传》。舜以鸟功脱险的神话,暗示他是东夷部族领袖。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舜活动的区域确实都大致在东夷部族文化区内。舜与东夷部族鸟图腾崇拜的关系,还多有例证说明。诸如《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世本.作篇》:‘舜造箫,其形参差像凤翼。’《山海经》:‘有臷民之国,舜生无淫,降臷处,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刘向《孝子传》:‘舜父夜卧,梦见一凤凰,自名为鸡...,言鸡为子孙,视之,乃凤凰。’敦煌变文《舜子变》:‘舜取西南角历山躬耕,自有百鸟衔子抛田,天雨浇之。’”

舜与苗族一样以鸟为图腾崇拜的依据是很充分的。

《山海经》:“有新国名叫摇民,舜生戏,戏生摇民。”广西百色地区的瑶族说,瑶族的原称叫莫徭。统治者叫他们干苦工,给免除其他徭役,故名莫傜。徭不是族名,是指免除徭役。“莫”才是实称(族名)。苗语称本族为“莫”或“蒙”,由此可知:“莫傜”实际上就是“莫”(苗)。舜是苗、瑶的共祖。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有虞氏,夏后氏都尚黑”。舜又是商族祖先,舜与苗族一样崇尚黑色。

结论:舜是蚩尤居地山东人。舜后代在苗族远祖太皞之墟陈建立陈国。陈杞世家的釐公与釐姓苗族有明确的族属关系,史迹旁证是充分的。

禹,又叫夏禹。颛顼苗族的后代禹是夏族先王。

皞陶和皞陶子伯益是东夷族。史学界多已共认。

禅让制的姜姓四岳,五题已详述,这里不再重复。

禅让制时代的共工、驩兜、三苗和鲧,史称“四凶”——即苗族四凶。

共工——有的学者把共工归炎帝族,是根据《山海经》说的炎帝后代祝融生共工得的结论。但《周礼》说:“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山海经》又说:“南方祝融,兽身人面。”《史记.楚世家》:“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褒称祝融)。”由此可知,祝融是楚苗先祖。也就是说,祝融、共工是炎帝和颛顼苗族共同的后代。

驩兜——“驩兜生苗民,苗民釐姓。”驩兜当然也是苗族。《春秋左传》把驩兜说成是三苗部落的首领,是不妥的。共工、驩兜、三苗和鲧同是尧舜手下的四重臣,平起平坐,它们是各氏族的头人,都是苗族。

鲧gun——包括《史记》、《楚辞全译》在内的重要典籍都说:“禹之父是鲧,鲧之父是颛顼。”鲧当然是颛顼的后代(鲧和禹的后代夏王朝也与苗族有密切联系)。

三苗——是苗族的一支,氏族头人叫三苗。“三”与九族八十一支苗族集团是不能等同的,把三苗看做苗族的唯一或全部是不对的。贵州汉族人名,就有人名叫“大苗”、“二苗”。正统史把三苗从四凶中单独抽出来,说成是被黄帝族驱逐的“苗顽”,也有人把“窜三苗于三危”看做“驱逐三苗于三危”。《广韵》释:“窜,放也,流放之意。”

(二)蚩尤族四岳独霸禅让制全过程的全部选王权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尧在帝位,咨询四岳(姜姓炎帝族),四岳推举虞舜作继位人。舜受各种试验后,摄位行政。尧死,舜正式即位。舜也照样咨询众人,选出禹来摄行政事。舜死,禹继位。禹在位时,众举皞陶作继位人。皞陶死,又举皞陶子伯益作继位人。禹死,子启夺伯益位自立。禅让制从此废除。从《尚书.尧典》等篇来看,姜姓部落的酋长,称为四岳,就是齐地的姜姓蚩尤族。

所谓“禅让制”,就是从头到尾都以蚩尤四岳众人为基本的民主选王制。四岳众人选舜继尧位,又选禹继舜位,又选皞陶继禹位,又选伯益继皞陶位。蚩尤四岳独霸了禅让制全过程的全部选王权。

正统史把尧舜及其禅让制归黄帝族。试问:干嘛禅让时代全部历史人物全都与苗族有族属史迹联系?干嘛禅让制全过程不见黄帝的踪迹?干嘛是蚩尤四岳独霸了全过程的全部选王权?4000多年前的尧舜,距4500年前的黄帝时代较近,干嘛与禅让制有关的“尧典”、“舜典”.....整部《尚书》只字不提黄帝?该怎样来回答这许多根本姓的问题呢?我看:这一切存在的本身,就已经是对不同关系的肯定与否定!

(三)尧舜苗族王室惩罚四重臣:共工、驩兜、三苗和鲧

共工、驩兜、三苗和鲧犯了罪被称作“四害”。此前,共工、驩兜的地位仅次于尧舜。《史记.五帝本纪》:“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曰:‘谁可者?’驩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

上述咨询对话,是关于尧之后选谁来继位的问题。虽然尧不同意让共工继位,但共工毕竟是享有王位继承权的。驩兜则享有很高的选王权。从人物构成及其内部关系上看,纯属帝尧、共工、驩兜苗族内部推选接班人的事情,没有黄帝的干系或蛛丝马迹。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何者?不以私害公。”这里明确,被尧舜内部惩罚流放的共工、驩兜、三苗、鲧,与尧舜是骨肉关系,族中人犯了罪,也要受到惩罚,不以私害公。

《二十五史新编》:“舜时的司法官皞陶创制五刑,死刑只用于异族,同族犯罪,则以鞭扑、象、流、赎代替。......流是流放,最远的流放至四裔。”

早在4000年前的禅让时代,中国司法的鼻祖——苗族大法官皞陶,已发明了苗族的五虐之刑法。尧舜根据苗族五刑中同族犯罪的惩罚规定,对“四害”作流放处罚。

《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所谓“数为乱”,是司马迁站在正统立场上的用语。“尧舜放逐骨肉”,证明不是敌我关系的“数为乱”,应看为是王室政令臣下不照办,下面另搞一套,造成混乱。舜下巡发现这种混乱,归而言于尧,把四重臣从王室贬遣到边邦地区,让他们去以变北狄、以变南蛮、以变西戎、以变东夷(以变——治理使之向好的方向发展变化)。

由于以黄帝为中心的正统史观已经根深蒂固,许多人首先无条件地把尧舜及其禅让制归黄帝族并从这个立场出发去看历史,他们可能已经反复多次地过目上述记载,但他们的眼睛只盯住、只看见“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这些字眼,他们心目中的“三苗”,是被黄帝驱逐的“苗顽”,也就不屑于考究“迁三苗于三危”的“迁”字和“以变西戎”的“以变”是怎么回事,他们更看不到共工、驩兜、三苗、鲧四重臣虽被贬遣到边远地区,但他们仍然不失为尧舜首下的统治者去“以变北狄”、“以变南蛮”、“以变西戎”、“以变东夷”的治理边邦的实质。倘是被黄帝驱逐的“苗顽”,还能享有治人之特权吗?尧舜禅让制全过程全无黄帝族的干系,黄帝族又从何驱逐共工、驩兜、三苗和鲧呢?

结论:

整个禅让制时代凡记载有的历史人物,全都与苗族有族属史迹联系;

整个禅让制全过程不见黄帝族参与的蛛丝马迹;

“禅让制”,就是从头到尾都以山东的姜姓蚩尤族“四岳”众人为基本的民主选王制,四岳众人独霸了全过程的全部选王权;

“尧舜苗族的禅让制时代”,这个说法是站得住脚的。

 

七、禹及其后代夏王朝部族与苗族有族属关系

不能因有“禹攻三苗”、“商纣为黎之鬼,东夷叛商”,商纣王出兵攻打东夷,就认为夏族和商族不可能与苗族有族属关系。一方面是“禹攻三苗”,另一方面是禹的父亲鲧同共工、驩兜、三苗一起曾被尧舜惩罚流放。所以要全方位地历史地看待。

从八个方面看:

(一)禹与颛顼苗族有明确的族属关系

不论是《史记》或是《楚辞全译》,都说“禹的父亲是鲧,鲧的父亲是颛顼。”“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颛顼氏有子曰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禹是颛顼苗族(九黎族)后代。

(二)《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国,亦作三毛国”;《山海经.海外东经》:“有毛民之国,依姓,使四鸟。禹生均国,是此毛民。”

“依姓”,当是禹姓的别写。毛民,即苗民。禹的毛民国与颛顼苗族一样使四鸟:虎、豹、熊、罴。

(三)《尚书.禹贡》:“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为上上,厥赋中下。”译:“三危这个地方,已经允许居住人了,因而三苗人民得到了很好的安置。这里是一片黄色的土地,其土地质量在九州中属于上上等(第一等),其赋税只按中下第六等缴纳。”由此看来,迁三苗于三危,是照顾性质的移民安置。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昔者,鸿水浡出,泛滥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黄帝后代周族灭商(苗)后,历史被歪曲、营造,把“迁三苗于三危”说成是驱逐三苗于三危。我们只须抓住一个根本,禹和三苗都是颛顼苗族后代。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尚书.禹贡》所记最为确实。一类是真伪混杂,或伪多于真。”

综上所述,“尧舜放逐骨肉”,是一种很轻的象征性惩罚,把内地不太听话的三苗贬遣到土地质量属于第一等的三危地区,让他去“以变”——治理西戎。“西戎”一词是以西部地域命名,不是专指一个族。“西戎”可能包括姜姓蚩尤族和其他游牧部族。

(四)禹的夏部族与颛顼苗族一样崇尚吉祥的黑色

前述,禹的爷爷颛顼帝,出则乘坐玄辂车,挂黑色旗帜,穿黑色衣服,佩黑色玉佩。苗族给死者头戴黑色斗笠,苗族远祖太皞载青旂,衣青衣,穿紫黑色衣服。《礼记》:“夏后氏牲尚黑(用黑色牛祭祖);”“有虞氏,夏后氏都尚黑,墨子行夏道,衣服用黑色布。”这都不是巧合。

(五)从考古上看,九黎族和夏部族活动的区域——河南、山东、河北、山西这片黄河文明中心区域分布的早期、中期、晚期的龙山文化(黑陶文化),与苗族和夏族崇尚的黑色绝对分不开。这是苗族、夏族活动地望与其文化遗迹的相互印证。

冯克诚《中国通史全编》:“凡是夏代都城遗址所在地望有关的地方,都发现有豫西龙山文化中期、晚期和二里头龙山文化早期遗址,恐非偶然巧合。山西南部的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也应与夏文化密切相关。”

(六)夏族人名与苗族人名普遍相同,不容忽视

夏族人名如:“禹”、“太康”、“少康”、“芒”、“昊”、“孔甲”等。

我们苗寨有位苗名叫“禹”;一位苗名叫“康西”,另一位叫“康洛”,苗族四凶之一共工又叫“康回”。苗名叫“芒”的更多,诸如:“芒”、“阿芒”、“芒名”、“芒盛”。苗族远祖太皞又叫句芒。我寨有一苗名叫“昊”。老祖宗太皞亦作太昊;少皥亦作少昊。夏人名孔甲,与苗族、商族一样以天干、地支作人名。我寨一苗名叫“乙”, 另两位苗名叫“丙”。太皞老祖又名号“甲乙”,颛顼先祖又名号“壬癸”。《山海经》:“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了十二个以岁命名的儿子。”(噎鸣,可能是“夷民”的歪曲写法)

请注意:土家族与苗族有相似之处,“后土”可能与土家族有关。土家族认为他们与巴人有关。《山海经》:“太皞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后照与后土可能是同一人。“乘釐”与釐姓苗族分不开;巴人的远祖太皞又是苗族远祖。四川三星堆朱雀鸟与苗族鸟崇拜分不开。诸多同一,不是巧合。

(七)《后汉书.戴良传》:“大禹出西姜”;《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姜”;《后汉书.西姜传》:“西姜之本,出自三苗”。请不要把这作为孤证看待,把它同前后所述合在一起看。有人把西姜归炎帝族,事实上,不论是西姜、禹或姜姓炎帝,都与姜姓蚩尤有密切的史迹联系。

正统史的许多说法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比如:炎黄是胜利者,一直的主宰者。那么,还用得着“尧舜放逐骨肉”——叫共工去“以变北狄”,叫三苗去治理西戎......,尧舜夏商又为什么与苗族有千丝万缕割不断的关系?应把焦点放在周灭商(苗)上。

(八)禹的夏部族与苗族和商族一样,以兽面纹(又叫饕餮纹)作为本族宗教图腾的神徽加以祭祀崇拜

“蚩尤各族,有熊氏、罴氏、虎氏、豹氏”;“禹之裔毛民国,使四鸟(即四兽)”。苗、夏以兽为图腾,百分之百相同。

杨培德先生在《蚩尤九黎北上与中华文明肇始的多元交汇》一文中指出:“根据考古发掘,饕餮纹出自东南文化区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玉钺、玉冠状饰和玉三叉王冠表面都镌刻有饕餮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良渚文化出土的刻有饕餮纹的玉环,当时被命名为‘蚩尤环’。史学家陈剩勇在《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一书中,通过对良渚文化与夏、商、周三代出土文物上的饕餮纹承袭演变研究,得出结论:‘迄今所见夏代的一些饕餮纹,基本上可以看做是良渚玉器饕餮纹的简化形式。良渚文化饕餮纹为夏、商两王朝全面继承,并成为夏文化的核心内容,这一事实充分证明:夏文化起源于东南文化圈。’为什么夏人与蚩尤九黎都使用饕餮图腾神徽?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夏人和蚩尤九黎都渊源于良渚文化。《书经》注释(宋.沈传)中,就将三苗直接称为饕餮。”

《神异经.西荒经》:“西北荒中有人,胳下有翼,不能飞,为人饕餮,淫逸无理,名曰苗民。”这是对苗族及其兽图腾崇拜的恶毒诋毁。

以黄帝为中心的大一统史观,不容许又有蚩尤饕餮图腾崇拜的存在,把本来至高神圣的图腾兽面纹诬为是贪虐与淫逸无理的象征符号。青铜宝鼎上的饕餮纹,状如巨兽张大口,咆哮怒吼,无比威猛地雄视天下,又有哪一笔画是贪虐与淫逸无理的形象诠译?夏、商两王朝是拿了丑恶的形象供帝王们顶礼膜拜、烧香作揖和磕头吗?《竹书.纪年》说得很清楚:“轩辕氏攻蚩尤,战虎、豹、熊、罴四兽之力。”但后世有的学者仍袭用正统史说,把饕餮纹同“贪虐”二字相提并论,而不承认是蚩尤族的兽图腾崇拜。

结论:禹是禅让时代继尧舜之后的第三代王,是夏族的先祖;禹的父亲鲧,是苗族四凶之一;鲧之父颛顼是九黎三皇之第二位,釐姓苗民的先祖;禹之裔毛民国与三苗国(三毛国)是一个族;禹的西姜出自三苗。禹及其后代夏王朝与苗族有明确的族属关系。

 

八、帝喾及其后代商王朝与苗族有族属关系

可以说,商族与苗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光是商代本身与苗族有联系,凡是与商族有关的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和国家,都与苗族有关。诸如:早于商代的太皞、帝喾、帝尧、帝舜不仅与商族有关,也与苗族有关;晚于商代——春秋时代的宋国、卫国、鲁国和孔子世家,不仅与商族有关,也与苗族有关。

例证一,首先肯定:九黎三皇之一帝喾,就是商族的远祖。帝喾是商祖,史学界早已公认。同时,商祖帝喾之妃简狄,又是蚩尤族之女。

《史记的文化发掘》:“《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然而考察帝喾史迹,显然与东夷部族有密切关系。《拾遗计》:‘帝喾之妃,邹屠氏之女也。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女行不践地,常履风云,游于伊、洛,帝乃期焉,纳以为妃。’所谓‘行不践地,常履风云’,正与东夷部族以鸟为图腾相合。”

“邹屠氏”,是以地名代人名。准确地说,就是涿鹿混战以后,自主活动在河南伊河、洛河地区的蚩尤族有娀氏,帝喾妃人是有娀氏的女儿。“娀”音同松。娀是最常用的女性苗名,我小小苗寨就有三位苗族妇女苗名叫娀。

所谓“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纯属附会营造。3000至4000年前,东夷部族大范围活动在中原大地上。“前三代”都与苗族有族属联系。

商祖帝喾与苗族一样以鸟为图腾崇拜的关系,还多有例证:《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吕氏春秋.鼓乐》:“因令凤鸟天翟舞之,帝喾大喜”;《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离骚》:“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

上述诸例明确两点:第一,商族远祖帝喾与苗族一样以鸟为图腾的依据很充分;第二,直接明确商族近祖契,是帝喾妃子——蚩尤族之女简狄吞下鸟蛋后所生。这与前述:帝喾是九黎三皇之第三位,正好相互印证。

《史记.外戚世家》:“夏之兴也以涂山,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殷商族是蚩尤族有娀氏的后代。

例证二,早于商代的太皞不仅与商族有关,也与苗族有关。太皞又叫句芒,神话中的“木神”或曰“木帝之君”,姓风。《二十五史新编》:“帝喾以木德为帝。”因为帝喾和苗族同是太皞后代,所以苗族以木神——枫木(风族)为始祖图腾,帝喾则继承太皞木德,以木德为帝。太皞又名号“甲乙”,商族跟着太皞老祖宗以甲、乙、丙、丁作人名。

还有:尧是帝喾的儿子,舜是商祖,他们不仅与商有关,也与苗有关。

例证三,晚于商代的卫国、宋国、鲁国和孔子世家不仅与商族有关,也与釐姓苗族分不开。

冯克诚《中国通史全编》:“封降商贵族微子于商朝故都河南商丘成立宋国以代殷商之后;封武王少弟康叔于纣都,成立卫国,赐以殷民七族;封周公长子伯禽以奄国旧地,成立鲁国,赐以殷民六族。这样,殷商余民遂被分割,逐渐服从周朝统治。”这里特别提出:被黄帝后代周族分割统治的不止是上述三国。齐、鲁、宋、陈、郑、卫、燕、晋等凡是有苗族“釐公”或“釐侯”的上述各国,都是被周朝分割统治的周的仆从国。

商贵族微子,又叫开,“开”是常用苗名,微子是孔子的先辈。《史记.宋微子世家》:“厉公卒,子釐公举立。釐公十七年,周厉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商贵族微子的宋国,与釐姓苗族分不开。

《史记.卫康叔世家》:“顷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彘;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余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于釐侯......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卫国殷商七族及其釐侯,与釐姓颛顼苗族绝对分不开。

前述,《鲁周公世家》的“釐姓”、“釐庙”和《孔子世家》“釐姓”、“大人”与釐姓苗族或釐姓大人国也绝对分不开(鲁国基本居民是商(苗)六族)。

上述诸例,直接明确商族后代——宋国、卫国、鲁国和孔子世家与釐姓苗族有明确的族属关系。与“殷之兴也以有娀”是一致的。

例证四,商族与苗族居住地或活动区域完全相同

黄河下游环渤海地区山东、河北,是蚩尤族的主要根据地,也是商族的发源地。山东、河北两处早期龙山文化遗址是证据。河南、山西分布有早、中、晚期龙山文化遗址,也是蚩尤活动区域。安徽社科院宋霖研究员说:“我认同蚩尤为九黎首领;九黎生活在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以及安徽和江苏北部地区。”

《历史教科书》:“商族发源于黄河下游。”冯克诚《中国通史全编》“商族是黄河下游一个古老的部落,王国维论证商族早期居地‘商’‘亳’不是关中,是河南商丘和山东曹县。王玉哲《历史研究》从图腾信仰、‘商’‘亳’地望等五个方面并结合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考古资料,详尽地论证了商族起源于东方。最早的祖居地可能在山东。”

山东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是蚩尤的文化。王玉哲先生结合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考古资料,论证商族是发源于山东。山东是蚩尤、少皞九黎居地和鲁国殷商六族及商族后代孔子世家的家园。不论文化上或族源上,商苗都分不开。

商都安阳、颛顼苗族居地濮阳、蚩尤大墓所在地阳谷,这“三阳”成三角形分布于河南、山东、河北三交汇区域,是商(苗)大后方、中心区域。

例证五,商族与苗族宗教文化高度统一。

许多民族由最初都信神的共性,逐渐发展而形成各不尽同一的宗教文化个性。如:周族虽然有信神,也有占卜,也祭人鬼,但周文化总体上是“重史不重巫”。商族、苗族则相反:重巫不重史。

《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是上层统治者率民以祭祀鬼神。《二十五史新编》:“商族有专门的巫职机构和许多巫卜人员,神事笼罩一切,大小事都要进行占卜以定吉凶。”这与“九黎乱德,崇尚鬼神而废弃人事,一切靠占卜决定,家家有人当巫搞占卜,完全一样”。

例证六,前面是说九黎三皇之一(商族远祖)帝喾与苗族一样以鸟为图腾崇拜。这里是说商代:段宝林《蚩尤考》:“殷商是以鸟为图腾崇拜的。九黎兵败后被打散,不少人留居当地。山东一带的九黎,后来成了殷商这鸟图腾,古属东夷。”冯克诚《中国通史全编》:“首先,商族是东夷旁支,以鸟作氏族的图腾。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当由夷族鸟图腾推衍而来。商朝建立后,九夷基本上臣服,未见有大的征伐,这与商族是出自古夷人部落有很大的关系。”商族以鸟为图腾崇拜,起源于蚩尤族有娀氏之女筒狄吞下鸟卵后生下商族近祖契。

例证七,商族与苗族一样以兽为图腾崇拜。

前述,“蚩尤各族或颛顼之子使四鸟:虎、豹、熊、罴”;冯克诚《中国通史全编》:“从甲骨文字形看,俊字呈动物状而明显非人形……,是商族的兽形祖先,是个图腾。”

对商族青铜鼎上的兽面纹(饕餮纹),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蚩尤及其后代商王朝的兽图腾神徽。离开兽图腾本意,把饕餮纹说成是贪虐与淫逸无理的象征性符号,或属无知,或是恶意歪曲、诬贬,二者必居其一。

例证八,商族和苗族同用“多”字,作称谓前头的语气词。

商族有:“多父”“多母”、“多射”、“多册”、“多犬”、“多羌”、“多卜”、“多马”、“多亚”、“多服”、“多工”等。

黔中地区苗语:“多依”——布依族人;“多啥”——汉族人;“多侗”——侗族人;“多彩”——女孩;“多将”——男孩;“多幼”——小孩;“多娘”——儿媳妇;“多戊”——女婿;“多户”——当头头的人(当官叫阿主);“多工”——长工、家奴。

黔东南西江苗语:“达爸”——父亲;”达妈”——母亲;“达爸”“达妈”或“多爸”、“多妈”是一样的,声母“d”不变。各地汉语也有变音——贵州汉语“喝水”,江苏汉语叫“哈使”。

商族“司母戊鼎”,可看作“祠母戊鼎”。可能是“多戊”孝献的祭祀商王母的宝鼎。苗族女儿(女婿)对死去的外公、外婆要孝献一部分葬品和祭品。旧社会,苗族普遍使用的正方形饭盒,叫做“戊”。司母戊鼎,祭祀商王母的戊形宝鼎。戊形——象征有衣有禄。

例证九,商族人名与苗族人名普遍相同;

商族人名如:“汤”“纣(受辛)”、“太甲”、“祖乙”、“外丙”、“辛”、“丁”等等。

我寨一个人苗名叫“汤”。我爷爷苗名叫“受”,与商王纣(受辛)同名。古时,受、纣同音,并同用。我寨两位苗名叫“乙”,另两位苗名叫“丙”。大姨妈家一个小孩叫“辛”,另一个小孩叫“庚”。西江千户苗寨的两位近祖,一位苗名叫“寅公”;另一位叫“卯公”。苗族远祖太皞又名号“甲乙。”九黎先祖颛顼又名号“壬癸”。颛顼后代——“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呜,噎呜生了十二个以岁命名的儿子。”

还有很多单字苗名也很有意思。诸如:“唐”“玄”“荀”“许”“戏”“牺”“戎”“狄”“侤”“仲””尼”“里”“丽”“姬”“金”“景”“俊”“炀”“桓”“申”“平”“鼓”“兜”“汪”“芒”“毫(皞)”“康”“季”“江”“湘”“娀”“祖”“祝”“英”“云”“允”……等等。在夏、商、周、齐、鲁、宋、陈、卫、燕、晋、楚等古史书中多能找到同名。这是不可忽略的。

例证十,商祖帝俊与蚩尤一样头上有角。

前述,“帝俊呈动物状,明显非人形,是商族的兽形祖先,是个图腾”。神话学家袁柯说:“帝俊是一个长着鸟的头,头上有两角,猕猴身子的奇怪生物”。与蚩尤兽身人语、头上有角一样。

例证十一,商族、苗族同是巫术治病与药物治病两结合。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医学从巫术开始。刘向说苑,上古有人名叫苗父,向北诵十字咒,轻重病立即平复。这个苗父,就是苗黎族的巫师。巫治病,主要是用祈祷咒禁术,也逐渐用些酒草药。《山海经》有灵山,说巫咸、巫彭等十巫往来灵山采百药。咸、彭是商朝名巫。”范文澜把苗巫、苗药与商朝十大名巫采百药相提并论。事实上,商、苗确实分不开。

新中国成立后,苗族仍然巫风盛行。巫师既懂巫治病又懂用药治病。有的病人发高烧时惊恐地乱叫,说自己看见屋内有鬼。巫师来家祭鬼,把鬼送出门,送到三岔路口后,病人平静下来了,不乱叫了。再给点草药服,好了。

不正常的精神状况,本质是不正常脑物质(化学源、物理源电)运动状况。神治,起到精神治疗作用。

例证十二,商族,苗族在一定限制之外,同姓可以通婚。

“一定限制”是说:同姓的男女,疏远的可以通婚。黄帝后代周族,不论如何疏远的同姓男女,不能通婚。贵州汉族行周制,男女同姓,再疏远也不通婚。说黄帝是汉族祖先,与汉族行周制,使用周俗、周礼有关。但据我所知,北方汉族也是疏远的同姓男女可通婚,与商族遗风有关。

例证十三,商族、苗族同有衣着尚白的情形。

前说苗族崇尚黑色,商族祖先舜——有虞氏尚黑,怎么面又说衣着尚白呢?不能用单一、绝对的眼光看发展中的历史。比如,同一个族,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姓或国名(头人名字),形成一个族有多个姓。苗族支系很多,主要是崇尚黑色,从老祖宗太皞时代就如此。但有一些支族是尚白,不能说他们不是一个族。

冯克诚《中国通史全编》:“商族有用甲骨占卜、杀人殉葬和衣着尚白的习惯。”苗族中的白苗、大花苗、小花苗及榕江县的海坝苗(不该写作哈爬苗)也是衣着尚白。海坝苗说,他们是从遥远的海边迁来的,女上装背部有一个大海螺样表记如图:(((8))).其裙上半部全兰,像大海的兰,下半部全白,像海边沙滩带的亮白。“遥远的海边”,与苗族根据地、商族发源地环渤海地区也是相合的。

结论:商族远祖帝喾或帝俊,就是九黎先祖;“殷之兴也以有娀”,是蚩尤族有娀氏之女筒狄吞下鸟卵后生商族近祖契。鲁国殷商六族和孔子世家,既是商族后代,也是釐姓苗族的后代。

 

九、楚国和滇王国是釐姓颛顼苗族的后代

《史记。楚世家》:“楚之先,出自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称”是苗名,音“寸”。“祝融”不是固有人名,是褒义之称。重黎和他的弟吴回,都在帝喾手下任火正官,能光融天下,被帝喾褒称祝融,是继颛顼之后楚国苗人的祖先。

颛顼是河南濮阳人。前述,濮阳、安阳、阳谷地处河南、山东、河北三省交汇区。“三阳”地区是苗族(商族)的大后方,大本营。楚国是颛顼濮阳人(简称濮人)的后代。“百濮”是量词形容,众多之意。江汉苗族多支系,形成以支族为单位聚居而长期互不统一的群落状况,故又被称作“群蛮”,与“百濮”是一个意思。

到了熊绎时代,始立国而号“楚”。熊绎后代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以中国之号谥。”

《史记。西南夷列传》:“庄桥者,故楚庄王苗裔也。釐至滇池,地方三百里,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这里明确了楚国大将军庄桥是釐姓颛顼苗族的后代。

在云南玉溪抚仙湖发现的滇王国都城遗址建筑面积很大,比已经发现的一些古代大都城的建筑面积还要大。该遗址出了很多非常精美的青铜器,它同楚国的青铜编钟共同表证了最光辉灿烂的苗族青铜文化。  

春秋后期,楚国苗人向西南地区扩展霸业,使西南苗族人口达到较大规模。把云贵苗族都看作是从中原大逃迁而来,显然不妥。许多变动,都与黄帝后代周族灭商(苗)有关。黔东南清水江流域多处战国时代遗迹,与湘楚文化密切相关,也可以说明这一带苗人可能来自湘楚。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春秋时代,淮水流域很多小国说是皞陶后代。”又说:“苗族的楚国统一南方。楚在春秋时吞并45国,疆土最大。楚国君臣自称蛮夷。前334年,楚威王取越国浙江以西土地,又遣将军庄桥率兵入滇。楚国地大,北至中原,。。。西有黔中郡,。。。南有苍梧,。。。东至海滨。在广大国境内,有苗族、华族和许多其他小族,居民相互交流文化,产生以巫文化融合华夏文化为基本的楚文化。楚辞是巫官文化的最高表现,其特点是想象力非常丰富,为史官文化的诗三百篇所不能及。”

春秋时代,当楚国苗族向云贵扩展霸业时,淮河流域的苗族——以地名称为“淮夷”或“九夷”,并没有移动。他们仍然以支族为单位聚居,各群自立山头,互不统一,形成所谓“很多小国”。他们与中原华夏各国苗族的“釐公”或“釐侯”们一样,留居当地,接受了周文化(黄帝文化)。今天,淮河流域的汉族称打水鸟的鸟枪为“铳”。铳就是苗语对汉语鸟枪的称谓。

范文澜说的“以巫文化融合华夏文化为基本的楚文化”,准确地说,就是楚苗的巫文化融合部分周文化。熊绎的先祖叫鬻熊,以鬻熊为首的部分苗族投奔周族。鬻熊很有才,为周文王师。楚苗受周文化的影响,当始于鬻熊。后来,鬻熊定居湖北秭归,不断兴旺起来,到熊绎时代建立楚国。湘西和黔东南苗族称本族为“果熊”,可能与鬻熊有关。

楚国不仅与苗族同为巫文化,还与苗族一样以鸟为图腾崇拜。2006年,湖北人在春节联欢会上演诵“湖北佬,九头鸟;九头鸟,出英豪......。”楚苗远祖颛顼玄冥是人面鸟身;颛顼后代“共工的臣子叫相柳氏,它用九个头吃九座山的东西。”(《山海经》)《山海经》又说:“有山名曰北极天柜,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由此可知,湖北人说的“九头鸟“,就是九首人面鸟身的楚祖——九黎先王颛顼玄冥。

关于神话传说,应这么看:问题不在神话不神话,也不在于是不是史学权威说的,而是在于,所说是孤证的呢,还是能与各个方方面面都有联系的。比如:鸟崇拜是神话传说,但它不是孤证之说,它与正史记载、野史传说甚至民间习俗以及埋在地下的古文化遗迹都有联系,就不能说它没有历史学术价值。事实上,古人就是把万物神话的。明明是一棵普通的树,今天仍然有人对它烧香磕头。

苗族文化大师屈原在辞作中反复多次地使用“凤凰”“玄鸟“二词,绝对不是偶然偏好,是与楚人鸟崇拜有关。《远游》:“凤凰翼其承旗兮,遇蓐收乎西皇。揽彗星以为旂兮,举斗柄以为麾”,“蓐收”,就是九黎先祖少皞。

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有类似彗星的“蚩又旗”(蚩尤旗)。屈原自比为凤凰,展开双翅承接用彗星作的蚩尤旗。他也要摘取彗星作自己的旗帜,举起北斗斗柄将旗挥扬。

楚人与苗族祭祖的方式是一样的。如:屈原祭东皇太一(伏羲)辞:“吉日兮良辰,穆将愉兮上皇。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瑶席兮玉镇,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籍,酋桂酒兮椒浆。扬枹兮拊鼓,舒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

苗族大祭时,也要择吉日良辰,恭恭敬敬祭祖;也要手握长剑,把剑轻微挥动;也要在祭席上祭酋酒肉菜肴;也要扬枹兮拊鼓——高阳鼓棒点击大长鼓;也要唱巫歌——一人领唱众人合,此音落,彼音起节奏舒缓;也要吹笙(竽),偏去斜来舞翩跹;五音纷兮繁会,祖欣欣兮乐康。试问:在中国,还有哪个族也像楚苗,祭祖时竟然手持大刀、打大鼓、唱巫歌、吹笙(竽)、把舞跳。

结论:楚国和“釐至滇池”建立的滇王国,是釐姓颛顼苗族的后代。问题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凿的。

 

十、周族、华族、汉族与苗族

——周族

周族是黄帝后代,是肯定的。但周族不是纯血统的黄帝后代。周族与苗族存在婚姻融合关系。冯克诚《中国通史全编》:“根据《诗.大雅》,周自远祖以来的婚姻氏族是姜族;根据《书.吕刑》,同时还存在有苗族和重黎之族。”

姜族、苗族、重黎族,实为一个族。“禹兴于西姜”;“西姜之本,出自三苗。”禹本人、禹的西姜、禹的后代夏王朝,全部都与姜姓蚩尤分不开,不是孤证。由此可知,周苗两族婚姻融合程度不小。

——华族

“华”是褒义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凡遵守周礼尚赤的人和族,称为华人或华族,通称诸华。”“诸华”是多元一体的概念,单是黄帝后代周族,不能称作华族或诸华。

华族的形成,自周灭商(苗)开始。此前,是苗族的尧舜禅让制时代和苗族的夏代、商代。前述,所谓“鲁周公”——周伯禽,不仅强迫少皞九黎居地的鲁国殷商六族(苗族六个支族)“变其俗、革其礼”,还强迫商(苗)人跟着“周公”同姓姬。

中原黎民或苗族的“釐公”、“釐侯”都接受了周礼、周文化(黄帝文化)以后,得称为高一等的华族或诸华。也就是说,是黄帝后代——陕西的周族与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的中原黎民(釐姓颛顼苗族)共同融合成最初的华族——华夏族的初步基础。

如果有人不赞同上述说法,请不要忽略下述基本存在:

山东、河南、河北、山西,是蚩尤九黎活动区域;是蚩尤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密集分布区域;是苗族的尧舜、夏、商及春秋时华夏各国“釐公”、“釐侯”或“釐夷”的活动区域。黄帝的红色彩陶文化(仰韶文化)系统大多分布在西北部,周灭商之前是活动在陕西。

——汉族

汉族是在华族基础上,又加上接受了黄帝文化的非中原人,主要是长江人。如果把汉族看作是发祥于中原,那它就是基础于周苗混合成的华族。

夏、商、周时代还没有“汉族”。汉族与汉代同名,是多元汉王朝国民的总代称。汉高祖刘邦是汉族多元一体的缔造者,是汉族的高祖。不光是周族的远祖黄帝是汉族祖先,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太皞、蚩尤、炎帝、少皞、颛顼也是汉族的祖先。

《史记.封禅书》:“高祖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

后世汉族都认黄帝为祖先。汉高祖确不认黄帝为祖先,而是认赤帝(炎帝)为祖先。是他背叛汉族祖宗吗?不是。刘邦是东夷大后方江苏沛县人,沛县在苏北与山东、安徽三省蚩尤大汶口文化圈内。他不认西北方的黄帝为祖先,下述例证证明他是清醒的行为。汉高祖得天下后,他反对黄帝后代周族全面恶毒地诬贬蚩尤的做法,而重新确定祭祀制度,不把黄帝放在第一最尊崇的历史地位,偏要把被周族诬贬得全身都是罪孽的蚩尤放在第一最尊崇的历史地位:诸多祭祠中,独将蚩尤祭祠雄立于大汉王朝都城——“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黄帝祠则放置在政治中心以外的晋地。

汉高祖过后,他的汉族为什么逐渐变为最尊崇黄帝了呢?根本原因在“文化”。占统治地位的黄帝文化没有妥协性,其自动促融合的能量是不可抗拒的。是“文化”注定了汉高祖尊崇蚩尤的主张不能持续;是“文化”注定了儒家要以文化始祖黄帝为中心;是“文化”使使用黄帝文化的人或族必然要认黄帝为祖先。如果是蚩尤文化占统治地位,情况是会自动地变为不同的。

——苗族

“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就是说,苗语“昧(mei)”——即汉语的“苗(miao)”,是起源于4000多年前的少皞后代颛顼玄冥昧族(苗族)。这与“颛顼生驩兜,驩兜生苗民”相合。“三苗”在颛顼之后,三苗是苗族中的强大一支。正史把三危地区、江淮地区、江汉地区等各地苗族通通称作“三苗”,错误地把三苗与九族八十一支苗族完全等同。尧舜苗族王室四重臣:共工、驩兜、三苗和鲧这四人中,正史只承认“三苗”是苗族。这是值得注意的。

所谓“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三分法是不准确的。炎帝与蚩尤的密切程度——炎帝蚩尤关系多由许多具体史迹说明,而炎黄关系主要是由“炎黄同为少典子”这个孤独的结论性说法来说明。把炎黄称作“炎黄集团”或“华夏集团”是不准确的。如果“华夏集团”包括中原华夏各国的话,那它也就 包括了华夏各国苗族的“釐公”、“釐侯”。“东夷”、“苗蛮”等族。

由上可知,周族、华族、汉族与苗族都有联系,特别是华族和汉族。周本是小国,族不大。华族是大族,汉族更大。华族、汉族与黄河中下游蛮夷和长江中下游苗蛮都分不开。我们看黄河史,不能离开尧舜夏商和周;不能离开黄河中上游的古文化遗迹状况和黄河中下游的古文化遗存状况而只盯住《史记.五帝本纪》一系列子孙说。不能唯心。唯心的本质是唯我,归根到底,“我”是谁也搞不清楚。

中国皮肤纹理科研成果:首先是中国南方汉族大群与北方汉族大群的肤纹不同;其次是北方汉族大群中各小群(各地区)的肤纹也不同,“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一来,就只能这样结论了:相对而言,南方汉族大群不是黄帝后代;由于北方各群体之间肤纹不同一,北方汉族不全是黄帝的后代。学术应是实事实说,服从实事。

我们一方面要正确理解古人的古头脑、古眼光;一方面要坚持科学认识观、科学发展观,不能总是古眼光。中国是中华各民族生息、繁衍的根,一切都属于这块大地上的人们。蚩尤史也就是华夏族的历史。

誓为华祖鸣冤屈,破一洞见五千秋;

十载力审千古案,我以我血正蚩尤。


补充说明

    对无文字记载时代的古史研究,只有三种依凭:一是民间传说。古人本来就是把万物神化的。不该用现代的认识观去否定古人神化观的存在,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一概否定神话传说的学术价值。学术的真实程度,不在神话不神话,不在是不是大权威说的,是在于所提证据是孤独的呢,还是与方方面面构成系统联系的。司马迁一句结论话:“颛顼是黄帝孙子”。全方位考察颛顼史迹,证明颛顼是苗族,结论是推不倒的。二是依凭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古史资料和史学界积累的成果,古史资料不是全都可信,但其中有许多可取的说法,即具有广泛联系的说法,不论是谁说的,都是可取的。三是依凭考古成果,比如讲黄河文明、中原文化不能空空然,把它简单归于黄帝,黄帝的仰韶文化系统(红色彩陶文化系统)大多数分布在西北部陕甘地区;黄河文明中心区域—河南、山东、河北、山西主要是集中分布着蚩尤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虽然该地区杂有其他文化,但蚩尤文化是占主导的地位。

整个论文前后各题之间都是互相联系、形影不离、互为因果的,黄帝没有打败蚩尤,所以才有尧舜禹商与苗族的族属关系,才有民族融合、繁荣发展的光辉前景。

值得一提的是,汉文即方块字对民族融合起着重大的作用,许多部族或民族都是通过学习和运用方块字(汉文)变成了汉族。有的学者语言,五千年以后,世界上可能就只有汉字和英文了,那时的民族也就只有“汉族”和“洋族”了(或称为“东方人”和“西方人”),文化丰富多彩,风情各有所爱,饮食各有所好,配件各有所需,科技日趋一致,交通日趋一致,享受日趋一致......,和谐盛世、世界大同、自得其乐的高尚环境让人心旷神怡了。

 

注释:

安徽省社科院宋霖研究员引用孙中山为合肥阚维雍将军家谱作序的话。下面是孙中山序文前半部分:

合肥阚氏重修谱谍序

合肥阚氏,古蚩尤之后裔也。蚩尤姓阚,中国第一革命家。首创开矿铸械之法。因轩辕氏夺其祖神农氏之天下,乃集其党徒八十一人,精究战术,能为风雨雾霾以助战,与轩辕氏血战多年,至死不屈。轩辕氏既灭蚩尤,实行帝制,称蚩尤为乱民,加以不道德之谥号,然心畏蚩尤之神异,民心之思念,乃令人图画其像,建祠祀之,至今四千余年,大河南北,祠宇尚多有存者。

蚩尤子孙,有以蚩为氏、尤为氏者,有仍以阚为氏者。历代多好义尚武之士。如齐之阚、后魏之阚爽、唐之阚稜,元之阚文兴及吴越钱氏之阚璠,旨特起草莽,铮铮史册。即文学昭著之阚泽、阚骃、亦多赞襄武功。之朝之事,皆能不失其远祖蚩尤氏雄迈忠实之流风焉。

中华民国九年四月上澣南海孙文叔于沪上行馆

(序文前半部分,基本上都是颂扬蚩尤。是孙中山这位心灵高洁的伟人,对蚩尤崇敬之情的流露)

‚鸱义奸宄,夺攘矫虔

鸱chi,凶恶的样子。奸宄jiangui,内外作乱,在内为奸,在外为宄。攘:窃取。矫虔:诈骗。“鸱义奸宄,夺攘矫虔”,是黄帝后代周族对蚩尤族的诬毁。

惟天不畀允罔固乱

畀bi,给予。允罔固乱:善于说谎而又胡作非为。

④爰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

爰yuan,于是,何处;劓yi,割鼻子;刵er,割耳朵;椓zhuo,割男人生殖器;黥qing,用刀刻面,涂上黑色;越兹:从此以后;丽:施行。

⑤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不歆xin:不受的意思。

主要参考文献:

⑴《中华帝王》,作者邓诗萍,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⑵《二十五史新编》,作者汪受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⑶《中国通史全编》,冯克诚等主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⑷《史记的文化发掘》,作者王子今,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

⑸《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作者范文澜,1949年9月出版,1965年12月再版。

⑹《中国民族史》,作者王桐龄,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4月版。

⑺《中国古代史》,作者夏曾佑,岳麓出版社2010年1月版。

⑻《湖南苗史述略》,作者盛襄子,民族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⑼《楚辞全译》,作者梅桐生,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版。

⑽《蚩尤考》,作者段宝林,《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第四期。

⑾《说蚩尤》,作者田晓岫,《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