蚩 尤 续 考
——再论“两极人物”蚩尤的评价问题
蚩尤是中国古史神话中的一个神秘人物,也可以说是一个“两极”人物。一方面，他是苗族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祖公”，在不少汉族古代文献中也把他记载为“战神”；而另一方面，在一般人心目中，蚩尤却是一个“好兵而喜怒”的“乱臣贼子”，几千年来流传不断。
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我写过一篇《蚩尤考》，考索了一些基本问题,如“蚩尤究竟是历史人物还是神话人物”?“他是一个英武的战神、伟大的民族英雄还是一个好兵的贪欲者、乱贼?”“蚩尤和炎帝是否同一个人?他和黄帝之间是否只是敌对关系?”“蚩尤和苗族历史和民族融合究竟有什么关系?他对苗族民俗有何影响?”等等。在此文中，想根据一些新的情况和资料作更深层次的研讨，追索一些历史因由和中华民族精神等问题。
一、历史冤案的缘由
对蚩尤的否定与丑化,是历史上的一大冤案。这个冤案从上古已经发生。从正统的史书《尚书》、《左传》、《礼记》、《史记》等等，直到后代的许多野史笔记,都尊崇黄帝而相应地把蚩尤看
成作乱的杀戮者而加以丑化。《尚书·吕刑》：“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民,罔不寇贼，鸥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令)，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元辜……”⑴《尚书》即书经，是最古的一本历史书，是记言的,对尧舜到商周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发言，都作了记录。这一篇传为周穆王的训话。一开始就说“若古有训”，申明这是古代一直传下来的说法，说蚩尤“作乱”，又以刑、法“杀戮无辜”云云。虽然蚩尤首先用“法”与“刑”，是一个创新，但却被看成是“暴虐无道”的证明。
再追索得远一点，甲骨文中即已有丑化蚩尤的记录。蚩尤二字，在甲骨文中作“量蚘”，皆有虫旁，这也是一种歧视与敌视的表现。再推向前就没有书面记录了。可以想见在口头传说中,这种对蚩尤的否定由来已久，可能在涿鹿大战前后即己产生。
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涿鹿大战的记述“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里的历史结论是为黄帝树碑立传的，同时把对立面蚩尤作了全盘否定，历代以此为“正史”，陈陈相因，又演化出许多否定蚩尤的记述。
最有权威性的当然是儒家孔子的言论。本来“蚩尤作兵”首先作铜的武器已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孔子却对他的一切创造都加以否定。《大戴礼记》“用兵篇”记孔子在回答“蚩尤作兵欤”这一问题时，回答说：
否!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蚩尤昏欲而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欤。
竟然蚩尤说太贪、昏欲无厌而不可能有任何创造,当然也不能创造兵器了。
把蚩尤说成是贪欲的“饕餮”，作为反面典型刻画在三代彝器上，由来已久。《路史后记四·蚩尤传》：“(黄帝)传战执(蚩)尤而殊(诛)之，爰谓之解。……身首异处，以故后代圣人著其像于尊彝，以为贪戒。”(罗苹注曰“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其状率为兽形,傅以肉翅,盖始于黄帝。”)
可见黄帝以来即多有此类丑化蚩尤之举。《左传正义》引《神异经》曰“饕餮，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文公十八年)这又使人想到”刑天舞干戚“的形象，刑天是神农炎帝之属，《路史后记三》曾记“(神农)乃命刑天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他又是以干戚武器“与帝争神”之人，所以刑天也可能即是蚩尤。而这里又记他“身如牛”，说他“食人”，就用古代图腾的动物形象来丑化他了。到周代更突出他大嘴贪食的形象。《吕氏春秋·先识》篇“周鼎著饕餮，有首元身，以言报更也。”本来“身首异处”，这里却“有首元身”只光光一个头，更神奇而恐怖了。
对蚩尤的否定，至今仍有强大而普遍的影响。
1997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播出十四集电视片《炎黄二帝》就是典型地否定蚩尤的作品。在此剧上映期间，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报《文艺报》用整整一大版的篇幅刊登著名人物的评论。其中，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文章比较有代表性。他说“蚩尤，是邪恶的化身，小学上历史课就听说这个神秘而恐怖的名字……他们是最早持刀带剑进行抢掠的中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刀剑在身，就不愁抢不到肉吃。蚩尤发明了铜的制作，他想到的是做杀人的刀；黄帝也发现铜的制作，他想到的是造耕地的犁，这就是炎黄二帝与蚩尤的分野，善恶冲突的根子也在于此。”这是历史正统观点的善恶二分法，全盘否定蚩尤。
无独有偶，《求是》杂志的一位副总编也说：“(此电视片的)蚩尤是个异于传说的新形象·…在他身上显露出阶级社会中得到充分发展的统治者的奸诈和狠毒。”⑵咱这就说明此片的改编又有了新的发展，用“阶级观点”把蚩尤写成“奸诈和狠毒”的统治者了。这个“新形象”对蚩尤形象作了更多的否定。
这也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只在一般群众中，而且在文人之中甚至在从事人文研究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中，对蚩尤的否定评价也是根深蒂固的，甚为突出的。当然，在电视、报刊、出版部门的专家乃至领导中间，其势头当亦甚为强劲。不然,如此的电视片和长篇评论文章如何得以三审通过。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2000年由新华社河南分社、中央电视台电视节目代理公司、湖南电视台光前影视制作社等单位合拍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釜山大结盟》又公映了。当然，一开始就遭反对而停演了。
这是一种历史的冤案与偏见,严重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更有损于民族的团结。所以《炎黄二帝》、《釜山大结盟》等丑化蚩尤形象的作品不得不中途停演，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造成很大的损失。这种失误实在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蚩尤被苗族民间作为自己的民族始祖、英雄，是一种常识，而一些苗族历史研究者也早已对蚩尤作出过肯定的评价。⑶
如果我们的文化人和专家学者，稍微具备一点民族学的基本常识，这类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作为专家学者和文化人，应该有一点民族学、人类学的基本知识，这是一种必备的学养。难道不是吗?
但是非常遗憾，已经出版的许多关于少数民族的书，在书店都成为几乎无人问津的冷门。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可以把少数民族忽略不计。他们写的文学史教材中没有少数民族文学，但却大言不惭地自称《中国文学史》。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原来曾想起名《中国诗律学》，后来改了，是名副其实的。而那种不名副其实的书名，也不只是名称问题，而是一种科学态度问题，这往往影响到它的科学结论。例如,一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概论》，在对整个中国文学作理论概括时，竟然说：“中国却没有民族史诗。”（４）如果有一点民族文学知识，就会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有许多宏伟的民族史诗，像藏族史诗《格萨尔》(又译《格萨尔王传》)有几十部、一百多万行，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都有一二十万行，比希腊的荷马史诗要长十倍以上，它们并称为中国“三大史诗”。这“三大史诗”早已引起外国学者的频频关注，而我国的文学史专家们对荷马史诗可能还有一些了解，但对中国的“三大史诗”简直茫然无知，视同无物。这种文学研究是不能说成功的吧，于此亦可见少数民族知识在中国学研究和文艺创作中确实是不可或缺的。要之，如果我们认识到以偏概全是不科学的,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
“不了解少数民族，就不可能正确了解中国!”
这该不是危言耸听吧。因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这句名言反映了一个事实，自古以来，各民族之间就是血肉相联、密不可分的，各少数民族是中国人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自私有制产生以后,民族矛盾是经常发生的，有的发展为战争，甚至“血流漂杵”，如涿鹿之战等等。这种现象，如何理解呢?
用民族学、人类学的观点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曾是一种普遍发生的历史现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初期，“掠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于是发生了部落之间的大战，同时也出现了赞美战争英雄的长篇史诗，人们就把这个时代叫做“英雄时代”，这就是荷马的时代，同时也正是黄帝和蚩尤争战的时代。
恩格斯的这部经典名著是在马克思晚年所写的《人类学笔记》的基础上写成的。马克思为了进行科学研究，阅读了许多人类学的书，对当时刚刚兴起的人类学调查研究成果给予了巨大的关注。他不光是阅读，而且进行认真的思考，写了不少笔记，只是读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即写了厚厚的一本书，此书早已译为中文出版（５）,可惜他未能写成人类学的专著，这个任务由恩格斯来完成了。可惜，马克思主义者重视人类学的传统未能很好地继承下来，值得我们深刻地反思。
其实，这种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知识，对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创作都是非常必要的。
摩尔根在进行长期的印地安人社会调查之后，联系世界上各种古代历史资料写成了《古代社会》一书，概括了原始社会的一些基本特点和社会发展的某些规律。他指出，原始人由蒙昧时代缓慢发展到野蛮时代，再由野蛮时代逐渐进入文明时代。而“从澳大利亚(土)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开始，继之以美洲的印地安人部落，而终止于希腊人和罗马人，这些部落为人类进步过程的六大期(即低、中、高级蒙昧社会和野蛮社会共六个阶段一一引者注)分别提供了最高范例”。而“荷马时代的希腊部落和罗木卢斯时代的拉丁部落为高级野蛮社会提供了最高范例”（６）。这荷马时代，就是荷马史诗所反映的英雄时代，这是由野蛮社会高级阶段向文明社会过渡的时期，是一个私有财产制度逐渐形成之时，各部落社群为了抢夺财富而不断进行战争，汤因比说“大规模的暴行是英雄时代的特征。”(《历史研究》)这是说战争往往在部落联盟之间进行，规模很大，像蚩尤的七十二或八十一个兄弟，黄帝的熊、黑、貌、豹、虎等图腾的部落联盟，打起仗来“血流漂杵”，足见参战人数之多。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掠夺财富和奴隶的战争，在当时是一种“正常的营生”，很难评判这种战争双方的正义与是非。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古人常以“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正统观来作历史的评价，这显然是一种世俗陈旧的偏见，往往违背历史的真实，因此需要用现代的科学成果来重新审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对蚩尤的评价问题上,许多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己做了不少工作，但是我们这些专家的研究成果，并未引起应有的普遍重视，以致不少人至今仍受传统偏见的影响而出现以上不应有的错误。
由此可见，蚩尤历史冤案的缘由,主要是古老的偏见，“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传统观念以及儒家的正统思想的长远影响。而在当代思想更新和科学思维发展的过程中，对冤案的平反为何如此迟缓而困难呢?我以为，一方面，正统观念的强大惯性还在起作用，而主要原因则在于人们对民族学、人类学知识的欠缺，虽欠缺而又缺少自觉，对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不屑一顾，以致冤案长期未能平反。当然，我们的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的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我们要努力加以弥补的吧。
二、再说蚩尤
在《蚩尤考》一文中，我已经对蚩尤作为伟大的战争之神和苗族的民族始祖英雄的一些基本情况作了初步的考辨工作，在本文中，想根据后来又陆续得到的新材料，结合苗族民俗生活中对蚩尤的纪念活动，来看看蚩尤形象在各个方面的投影，其中包括一些国外的资料和新的调查材料，是比较珍贵的，有助于我们对蚩尤形象和历史地位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了解。
根据苗族古歌、传说的大量口碑文学资料和汉文献古书，可以肯定苗族源于东夷，他们的祖先居住在东方，其地域从江浙、山东、河南直到山西、河北等广大地区。而黄帝则是西北的游牧部落，后来向东发展才与蚩尤部落发生冲突。
如此说来，远古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浙江)乃至仰韶文化(河南·晋南)、龙山文化(山东)等等，都与苗族的先祖有关。事实上,当时的九黎蚩尤族己是农业民族，而黄帝族作为游牧为主的部落，比较起来是处于后进状态的。所以在开始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后来大约因为大大发挥了联合的优势，得到各种外力的支持才取得了胜利。
今河北涿鹿县仍有蚩尤城和黄帝城遗址，据空军遥感地图观测,发现“蚩尤城”的面积远比黄帝城大，城墙也比黄帝城厚。它依山傍水，地势险要，城中之南寨和中寨连为一体，可攻守呼应，有天然深沟可阻击敌人进攻。(7) 在涿鹿县矶山镇有蚩尤墓，高六米多，占地约2700平米，相当高大。在大墓旁几十米处，又有一墓稍小，据说墓中埋葬的是蚩尤的战马。(8)
既然蚩尤是在涿鹿被黄帝打败、杀死的，为什么还有这么大
的坟墓呢?很可能被打散的许多部下还留在涿鹿，也可能黄帝宽大为怀，“行仁义”而厚葬了蚩尤。
九黎部落联盟虽然战败，群龙无首，但许多余部还是集体南迁西去，在许多地方还保存着蚩尤的遗迹。
图一东夷集团蚩尤首领神像（江苏镇江出土南北朝画像砖）
在江苏镇江市，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块画像砖(见图一)，绘的是东夷集团首领蚩尤的神像，这是一个带有图腾色彩的画像：鸟头、牛角、人身，右手持弓，左手执剑，足为鹰爪，作战斗状。四周由正三角形图案组成边框如阳光之造型，这是尊崇之义。此砖经考证为南北朝时代所制，为苗族之祖神画像。苗族神话古歌中有大鸟鹡宇孵出了人类的故事，鸟图腾在苗族古代也是存在的。作为农耕民族牛图腾更为流行。《述异记》云“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囚目六手……”这是蚩尤后代对蚩尤神的祭祀，他的形象是牛蹄人身，还说秦汉时传蚩尤“耳有角”，同书所记“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这明明是角抵戏却要说是“蚩尤戏”，可见它是蚩尤族之图腾游戏，当更古。蚩尤族有牛图腾证据太多，不能一一列举，此记述所云“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不用牛头”，即是一种图腾禁忌。如今许多苗族地区妇女头上硕大的牛角银饰，更证明苗族牛图腾的广泛(见图二)。在蚩尤部族联盟内部，图腾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有了鸟与牛等复合图腾，这说明了其部族之多，势力之大。
苗族还有龙图腾，而且龙与牛关系密切。
图二苗族妇女头戴牛角银饰,走去尤族牛图腾的遗俗
如今苗女银饰牛角叫“干戈” (gib gob)，在西江，苗族妇女的头饰银角，形似半圆形已变了形的牛角。角薄而扁平，两角分别有头朝下的两条浮雕龙纹，两龙头中间有一圆形浮雕太阳纹或团花，形成“二龙抢宝”或“二龙戏珠”的图案。罗义群先生认为“牛角银饰，实际上是龙、牛的复合图腾标识。”(9) 又说：
苗族龙牛不分，苗龙头上长牛角，祭龙中的“赶龙下海”实际是“赶牛入塘”。龙牛复合的原因：一是龙主水、牛耕地，都与农业生产有关。按黔东南苗族的说法，苗龙有山龙、水龙之分。山龙居地上管庄稼，水龙居河海管雨水。二是牛龙均为“蝴蝶妈妈”所生，有血缘关系。(10)
从社会生产上说龙与牛有密切联系，都是苗族人民所特别重视的(见图三)。从历史渊源上说龙与牛均为远古神话中的兄弟,这种图腾神话反映了苗族丰富的图腾种类。
图三苗族的龙牛复合图腾标志
由历代巫师演唱传承的苗族古歌(神话史诗)，记述了远古苗族祖先图腾的宗谱：首先是有了枫树老妈妈(老祖母)，枫树生下了蝴蝶妈妈，她生下十二个蛋，从蛋里出来龙、牛、雷公、老虎、姜央等十二个兄弟，又演化为苗族十二支系。(11) 这里有远古文化的遗存，这图腾相当原始，有动物图腾，也有植物图腾。值得注意的是最古老的祖先图腾是植物一一枫树。
枫木图腾与蚩尤关系密切。《山海经·大荒南经》说“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郭瑛注曰“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又《云笈七签》卷一百引《轩较本纪》：“(黄帝)杀蚩尤于黎山之丘，掷械于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其械后化为枫木之林。”这里把枫木、枫林看成是蚩尤之械枷所变的，有一定道理，说明枫木是蚩尤的化身，蚩尤是属于枫树图腾的。但未说明枫木在苗族的地位。民族学调查得到的民间文学资料一一苗族古歌、神话、传说给我们提供了苗族最古老的历史系列，原来枫树是苗族最原始的“老祖母”，枫树图腾是最古老的。枫叶是红色的，在原始人看来有神性，以它为图腾，为人类始祖母。由枫叶联想到蝴蝶，说枫树的树心生出了“蝴蝶妈妈”(苗族为榜榴一一妹榜妹榴，妹即母)，又由她生下了十二兄弟一一龙、虎、牛、姜央、雷公……。姜央为人祖，他用火攻战胜了雷公。蚩尤是他们的后代，所以和所有苗人一样是非常崇敬枫木的。至今枫木在苗族民俗中仍有巨大的神性，祭祀时神圣的木鼓是用枫木凿成的，据说“祖灵”栖息在鼓中。在古法、古规、古理作为法律“刻木为证”时，必须用枫木，让始祖女神作证。在苗族村寨前有巨大的枫树作为“寨树”、“枫神”定期祭祀，在1958年大炼钢铁砍树烧炭时，满山的树都砍了，却不能动大枫树一枝一叶。于此可见对枫树的图腾意识是多么牢固。
汉文记载说枫树是蚩尤的械枷所变，只看到蚩尤与枫树的关系，并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关系，所以把这种关系弄颠倒了。事实上，很可能是，黄帝知道蚩尤九黎苗人崇拜枫树图腾，就专门用枫木做了械枷来束缚蚩尤，目的是使他就范，不敢逃脱，更不能东山再起。而械枷变为枫林，则体现了蚩尤部族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及其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表现了传统的枫木图腾崇拜的观念。(12)
苗族祭祖必祭鼓，最隆重的节日祭典是“鼓藏节”，十几年才举行一次，礼仪极其盛大。此节最重要的活动是杀牛祭鼓。牛是苗族神圣的祭祀牺牲，杀牛祭祖便成为苗族崇拜祖先的最高礼仪。为什么要杀牛呢?这和图腾有关。苗族作为农耕民族，古代较早利用耕牛，按古代神话思维的规律，征服了牛的人常常被看成“牛首人身”的神，蚩尤的形象正是如此，己如前述。牛是苗族敬奉的图腾，把牛的形象作为苗族的标志也是正常的，至今苗族妇女的头饰还有巨大的牛角银器，而幼儿戴牛角帽的习俗也是如此。(13) 《述异论》说“太原村落间，祭蚩尤不用牛头。”这也是一种图腾禁忌，但牛心牛肉则是可以吃的，其目的是为了得到祖灵的保佑，类似远古的“腹葬”，认为吃了先人的肉就会得到先人的英魂和血脉。当然也有禁食图腾动物的民族，各地风俗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如摩尔根《古代社会》所指出的“在各个不同的部落中，有一些氏族禁食本氏族名称所代表的动物；但这种禁忌不大普遍。”(14)
在苗族牛与龙是常常不分彼此的。龙的形象在苗族的服饰上丰富多彩，而且许多龙的形象是非常古老的，我曾和中央民族大学苗族教授吴德坤同志在一个苗族饭店吃饭，饭店里就挂着龙的绣品，吴教授说这些都是龙，有鱼龙、牛龙、蚕龙、猪龙……等等各种动物的龙。我看这些龙都和龙在原始发生期如红山文化的玉龙、甲骨文中的龙字(蛇长了角)非常相像。《述异记》：“汉武帝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龟足蛇首。”这实际即是玄武龙的形象。苗族传说蚩尤的妻子是一位龙女。有人认为“蚩尤的父族为牛图腾，其母族为龟蛇图腾，因而蚩尤部族乃有双重的图腾标志。”(15) 在一个部落、部族中，往往有多种图腾，这些图腾往往互相拼成为复合图，龙就是最典型的复合图腾，它从不断的民族(部族)融合中发展起来。这种复合同别的国家由大族图腾完全灭掉小族图腾而形成一统的情况不同。我认为这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突出体现。我曾写过一篇《论龙的精神》，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16) 可以参阅。
孙作云先生遗作《蚩尤、应龙考辨》(17) 认为“蚩”字从虫虫声，虫就是蛇。从训话上看，这是对的。他又说蚩与鸱同音，屋脊上的鸱尾龙，即是蚩尾，是保护房屋安全的吉祥标记。他认为蚩尤是东夷太昊伏羲氏的后代，也是夏部族的祖先，他们都是龙族，他甚至明确地说“夏部族是蚩尤之后，鲧是蚩尤的儿子，禹是蚩尤的孙子”。
至今苗族的龙图腾标志与活动还是很多。祭鼓唱词传说枫树根是吸取“龙水”而得到营养的。龙也是十二兄弟之一，苗族的盘瓠崇拜本来是犬图腾的，但是，“盘瓠图腾应为复合图腾，而不是单一的‘犬’图腾，其中含龙图腾的成分可能相当大。”(18)汉文古籍《风俗通义》、《后汉书》、《魏略》、《搜神记》等都记载了盘瓠神话故事，这是一个图腾故事，说盘瓠氏族源于他和高辛氏之女的婚姻。高辛氏即是炎帝，在甲骨文中犬与尤是相通的。(19) 故曰蚩尤为炎帝之后代。如今南方畲族仍有犬图腾，但不说犬而说“龙犬”，这是有历史依据的吧。
苗族有“接龙祭”习俗，每当大丰收、大喜庆之年的二月或十月，都进行接龙活动，由龙师(祭师、巫师)主祭，设龙座，敬龙神的祖先。龙神有东方来的青龙，南方来的赤龙，西方来的白龙，北方来的黑龙和中央来的黄龙等五位龙王。龙王之多，说明许多部族中都有龙图腾，这图腾的融合标志着民族的融合和认同。
苗族的龙舟文化非常盛大。据清代《苗疆闻见录》(徐家干)记载：“(苗民)好斗龙舟，岁以五月二十日为端午节，竞渡于清水江宽深之处，其舟以整木刳成五六丈长而就，前安龙头，后置龙尾，中能容二三十人，短桡激水，行走如飞。”从这段记载来看，苗族龙舟不只规模很大，龙舟很长(能容二三十人)，而且它还十分原始，确系远古遗存。中国的端午节源于“天中节”，时间并不在五月初五而在夏至，因夏至的日期每年都变，所以后来才改为五月初五的。而苗族的五月二十则与夏至的日期更加接近，显得它更加古老。龙船用“整木挖成”，完全是原始人的独木舟，这就更加古老。如今虽然全是木头拼制的龙船，没有独木舟了，但其形制仍然存古，而规模更加盛大，每年五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台江、凯里、黄平、施秉、镇远、三穗、剑河等地两、三万人，穿戴节日盛装，云集在台江、施秉交界的清水江边欢度为期四天的龙舟节。从原始的龙舟节来看，大约是龙图腾祭祀节日的一种群众活动，是龙族各支系的一种竞赛活动。但苗族传说这里的赛龙舟和分龙有关，所以有些地方又叫“分龙节”。分龙就是分龙肉，传说有条恶龙为害人民，一位叫保的苗人带着火镰火草潜入龙洞，乘恶龙熟睡时将它烧死，人们在江边分食此龙之肉。胜秉寨的人最早发现龙。就分得了龙头。所以如今他们最早过龙舟节。施洞去晚了，分得龙尾，别的寨子也分得了龙肉。传说此龙改邪归正，托梦给人说“我愿保你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只要你们用杉树仿照我的身躯在清水江、小江河一带划上几天，就像我活着时一样，我就能兴云布雨……”人们看到龙被降伏了，于是便造了龙船来划。各寨都做，按分龙肉时间的早晚顺序过龙舟节划龙船。为避过农忙时间，节日定在五月下旬，胜秉寨为二十四日，塘龙为二十五日，榕山为二十六日，施洞得龙尾，为五月二十七日过龙舟节。虽然有此恶龙传说，但在赛龙舟前却要祭龙舟。由寨老对着下水前的龙舟念诵祖源歌，叙述龙的起源。而苗语把这个活动叫“地戛哈”，意为祭山神，据说为的是祈求山神保佑龙舟的安全。这些说法可能是后起的。就其古老的意义来说可能还是一种龙图腾的活动。划船手在龙舟上吃饭时，只能用于抓，不能用筷子，这也表现了它原始的一面。(20)恶龙云云，可能指不同部族中的龙图腾部落，其实各部中都有龙族，所以龙舟节时给龙头挂彩，以鸡鸭鹅猪羊肉挂在龙须上或龙头前举行“接龙”仪式，对龙是非常尊敬的。
苗族的图腾是相当多的。作为东夷后裔，苗人还有鸟图腾。《苗族古歌》枫木歌说蝴蝶妈妈生下十二个蛋，但是她不会孵,由jib (鹊)鸟来孵，才把十二兄弟龙、牛、虎、蛇、雷公、姜央等孵化出来。所以jib鸟也是古代图腾之一。据苗族学者唐春芳先生研究，河北简称“冀”，就是jib的音译（冀即《禹贡》九州之一，地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西中南部)。苗族上古时代祖居黄、淮、下江平原，叫“阿吾坝”，河南简称“豫”，安徽简称“皖”，以及江南的“吴”等等，都是苗语祖母wuk的不同音译，表示是苗族的祖居之地。此苗族祖居地一一广大的“阿吾坝又叫“蚩尤坝”这是由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转变的结果。(21)他们认为蚩尤是苗族进入父系社会后的第一个苗王，是众多苗民部落联盟的首领，其地位正如华夏族的黄帝一样。
“九黎之君”为蚩尤，其后代为“三苗”，而“苗民”、“有苗”则更加古老。他们的后代即今之苗族，故苗民关于蚩尤的口碑文学是很多的。1989年8月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蚩尤的传说》，由潘定衡、杨朝文主编。书中收集了民间流传的蚩尤传说,这当然只是九牛一毛而已。但从中亦可看到蚩尤作为苗族的人文始祖，几千年来对苗族人民的生活、心理具有深远的巨大的影响。
贵州关岭县龙洞乡、安龙乡的苗民中流传着一个《请日月》的故事，说蚩尤是给人类带来光明的人。故事这样说：太阳、月亮为逃避追杀，躲到山背后去了，在山洞里藏了七年，人间也黑暗了七年。蚩尤出主意，让动物大比赛，看谁能把太阳喊出来。公鸡一叫，太阳月亮就出山了，所以鸡吃米。而狗喊不出日、月,只好吃屎认输。从此，人们都很感激蚩尤出主意给人们带来光明。(22) 在苗族民间传说中，蚩尤是勇敢和智慧结合的典型，《蚩尤智斗饿虎》等篇把他说成是一个智打恶虎的英雄。作为一个英明的领袖，蚩尤文武双全，仁德爱民，带领苗家男耕女织，制造精良武器，保卫国家过太平日子。
关于涿鹿大战，苗族口碑的记载和汉文古籍迥异。认为蚩尤一方是被侵略者，是正义的。其对立面雷老五(“黄帝以雷精起”为主雷雨之臣)则是反面人物，他假意与蚩尤结成兄弟，骗得神斧，利用蚩尤的仁慈，搞得他家破人亡。三次大战，最后蚩尤因胜而骄，战败被杀。在云南花苗地区，1950 - 1952年间曾记录下一首古歌《涿鹿大战》(夏阳记录)，是用古苗语演唱的，比较古老。内容是“格蚩爷老”等三位长老领导苗民保卫家乡之事，入侵者卡尧(意为华族)要占据苗人的大平原，经过七年苦战，三老先胜后败。“格蚩爷老像老虎一样勇猛……打得敌人无法抵挡，敌人的死尸堆积如山……”但是，卡尧用计造了“冲天大炮”，把苗兵打败。“三位长老的事记在汉人的书上”，同时也“绣在苗族的衣服上”。古歌唱道：
在万国九州的中间是罗浪周底，
我们的先人就住在那里….
在直立密底大平原，
老五、老梨都是好地方，
红稗小米不曾缺少，
高粱稻谷样样齐全，
还有黄豆赛过鸡蛋。
这是在北方大平原，生产小米、高梁和稻米的地方。最后被华族人(卡尧)占了，三老非常悲伤：
他们只有把这些景致做成衣衫，
把这些衣衫拿给年轻妇女穿。
她们统统穿起来给老人看，
穿起来叫男女老少看：
衣衫上的花纹就是罗浪周底，
围裙上的线条就是奔腾的江河。
他们又想起住过的楼房，
又把它们做成了披肩，
拿给青年男子穿，
他们一左一右拔起来，
拔起来给男女老少看。... ...
让人们看到开垦出来的田地，
让人们看到那些修筑起来的楼房，
他们把这些当作永远的历程。
苗族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靠口碑文学一一传说故事、神话古歌、民间歌谣等等流传下来，同时，在绣花的衣服上，也描绘着他们祖居地的景物，寄托他们对远古历史的记忆。
苗族人民把蚩尤尊为“祖公”，苗族东部方言区叫他为“倍龙”(phon you) ,中部方言区为“起尤” (gend yul)、"嘎尤" (ghab yiuk)，而西部方言区则叫"尤赐" (yem chik)，含义都是“尤老祖公”。“起尤”则是“最早的老祖公”之意。(23) 在上述古歌中的“格蚩爷老”更是“伟大的蚩尤长老”的意思。
三、蚩尤部族与民族融合
蚩尤部族是非常强大的。在部族内部即有许多不同的图腾，说明这是一种由氏族、部落的不断兼并联合而形成的巨大联盟。在涿鹿大战时蚩尤有“八十一个兄弟”，铜头铁额，非常厉害，多次打败黄帝部族。按照一般的民族学原理，在部落联盟的内部往往是有共同的语言和一些共同的习俗文化特征的。
蚩尤族原居江浙、山东、河南、河北和山西中南部等广大地区，经多年的部落兼并已逐渐形成一个整体，在父系社会开始阶段形成了自己的强大部族联盟，有了自己第一个国王蚩尤,是与黄帝并列的一帝。
同样，原居西北的黄帝部族，也是集合了众多图腾氏族和部落而形成的强大集群。他们要向东发展，必然与蚩尤族接触，其间也有友好交往，甚至传说还有联姻之事。(23) 远古的族外婚习俗，形成联姻的关系，使胞族部落之间的联合不断扩大。但为争夺财富和生存资料而进行的战争，则是这英雄时代的主旋律，这种以强凌弱、以大吃小的战争是经常发生的。最初的战争俘虏大多是被杀死作为人祭的牺牲的，但后来就作为奴隶加以利用，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势力。
这样，在涿鹿展开的大战，就是规模很大的部族决战了。经过长期的攻守战斗，黄帝族依靠大量联络和利用外力(这种外力被神化为九天玄女、女魅、应龙以及虎豹熊黑等族之力)，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黄帝四面”使子贡很疑惑，黄帝会有四张脸吗?他向老师请教。孔子说“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祸，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25) 孔子说是黄帝派四人去治理四方。这太理想化了。在战争频仍的英雄时代，黄帝为了战争的需要，派人到四面八方去招兵买马，广泛联合各部落的力量，这大约是黄帝之所以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的先民，在战争中看到联合的重要，主张“协和万邦”(26)、“和为贵”，又发展到“行仁政”的“王道”，认识到政治的重要，团结协同的力量，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主要特点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
战争当然有杀戮，会形成对立和仇恨，但同时也为文化交流、文化融合提供了契机，如果处理得好，是可以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昌明的。
故而我们对涿鹿大战，不只要看到“文化碰撞”，同时也要看到“民族交融”，汉民族之所以不断壮大、繁盛，最后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人口上十亿的民族，其原因即在于汉族华夏先民的“和合文化”在起作用。
在涿鹿大战中，黄帝擒杀蚩尤之后，蚩尤的部落联盟被打散。一部分向南方撤退，由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到贵州、云南乃至老挝、越南、泰国、缅甸，形成苗族，这是主体；也有一部逃往西方，成为西羌，一部分到山西、山东，一部分留在河北，这些蚩尤余部后来虽然还曾保存着苗族的某些文化传统，有“蚩尤祠”、“蚩尤冢”祭蚩尤，有“蚩尤大旗”、“蚩尤血”的传说遗迹，有“蚩尤村”、“蚩尤戏”(角抵戏)的娱乐，有“蚩尤环”的佩饰，有"蚩尤像“的饕餮纹彝器及画像砖、画像石等等，但这些族人后来都成为当地汉人的一部分。在这种苗汉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必然有过种种矛盾，许多俘虏是作为奴隶而存在的，但也可能有些投降的部族得到优待，可以祭祀蚩尤。汉族祭蚩尤为神，其中有猎神：“田狩但祭蚩尤”(《通典·礼·出征类》注)，这是天子诸侯都要祭的。有雨水之神，“夏求雨……其神蚩尤”(《春秋祭露·求雨篇》)。有“百工之神”，“蚩尤……司百工”（《逸周书·尝麦解》)。有去邪驱疫之神，“蚩尤……主疫，其(汉代)结遂为立祠”(《述异记》)。从一些汉文古籍中，还可以看到黄帝不仅收容了蚩尤余部，甚至还曾让他们做大臣(“兵主”相当国防部长)、“天道当时”(管天文历法)，和“治金”的冶金部长。因蚩尤族在文化上更为先进，在力量上非常强大，黄帝要完全剿灭他的势力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不仅在整个斗争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利用他们的各种文化成果，来丰富自己,甚至在战胜以后，为了安抚天下人心，还“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使“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伏。(27) 万邦皆伏，才有天下太平，这是黄帝在政治上的极大胜利。于此亦可见蚩尤之巨大的感召力。
中国有“协和万邦“的传统，仁义与威猛并施，完成统一大业，但在统治巩固之后，为了建立正统，又会用“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唯心史观，去解释历史，造成许多历史的冤案。我们今天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蚩尤平反昭雪，不但尊重他为“中华三祖”之一，而且还要广为宣传，使这段历史深入人心，这是我们光荣的历史使命。
许多有识之士，已做了许多工作，但只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中，我们要弘扬他们的研究成果，使广大人民都提高认识，清除历史的偏见，真正做到同心同德，共建多元一体的伟大国家。
蚩尤部族“叛入南海”，后来又迁到世界上许多地方，其国际影响亦颇大。
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在日本文化中有苗族古文化的内容而提出“贵州苗族是日本人的祖先”。日本古建筑专家桑原稔先生多次到贵州苗寨考察民居，发现苗家“吊脚楼”的房屋结构与日本天皇皇宫的建筑结构有许多相似之处，他提出日本天皇的祖先可能是贵州苗族。这类见解也同许多日本学者所主张的“贵州苗族是日本人的祖先”不谋而合。日本《渡部义通》中有一段话，说在日本学者中：
多数人认为，弥生后期，中国南方的苗族人民，从中国南部或中部到长江流域，然后从长江口驾着小舟，冒风浪之险,渡东海、黄海，直接由海路进入日本列岛中部，即畿内一带，以后再由那里扩展出去。
这段话是值得重视的，汪向荣《邪马台国》一书曾加以引证。正是苗人带去了水稻文化成果和古苗人的许多习俗，如今在日本尚有不少遗存。如著名学者伊藤清司就认为，日本神判(捞油锅)即是同水稻稻种一起传入日本的。苗族学者燕宝在日本访问时，对中日民俗作过长期研究的直江广治先生听说苗族唱“蝴蝶妈妈”的歌不能随便唱，要杀鸭祭供后才能唱，苗族一贯认为蝴蝶是人的灵魂，因此，都不捕打蝴蝶之后，即说“哎呀!我们日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蝴蝶是人的灵魂……”(28)
无独有偶，韩国也有人认为韩国人是蚩尤之后代，可能是从陆路东去的吧。
2001年8月23 - 24日，韩国蚩尤学会沈博博士一行14人，到中国进行考察，他们在河北涿鹿寻根问祖，仔细考察黄帝城、蚩尤城遗址，他们认定，韩国人是蚩尤之后，在蚩尤坟家之前举行了隆重的祭祖仪式，并表示要为蚩尤坟的修缮、保护捐资出力。(29)
有一种资料认为，蚩尤族之鹳兜部落在5500年前到达美国。在北美圣埃米格迪亚岩画上，在加里福尼亚州humash岩画上，有鹳兜氏族徽图腾、三苗、九黎、羲和、常羲的徽铭。美国印第安人的太阳历上,有羲和(olelbis)作蝴蝶载日飞行状。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贝雕上,有伏羲女娲和蚩尤、鹳兜造像，其形状与山东武梁祠之画像如出一辙。……蚩尤作风、鹏、蛇、牛整合的“疏首”羽蛇状，持大弩与铜剑等兵器。③当然，这些材料还需继续仔细考辨，但美国苗人对蚩尤和苗族文化的崇拜与传承则是可以肯定的。
苗族移民吴万里先生在法国任历史学教授，1994年寻根问祖来到黔东南雷山县西江镇，他是天主教徒，但仍保持着祖灵信仰，在西江羊排寨的祖神枫树林圣地举行了祭祖仪式。他点燃香烛，在四方烧上纸钱，然后向四方叩首，声泪俱下地呼唤“抱(奶)尤(公)啊!抱尤!我叫吴万里，在法国日日夜夜都在想念你们，苦苦地寻找你们……请你们老祖宗随我到法国，在那里日夜庇佑我们。”这种对蚩尤的祖灵崇拜是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他虽然己成为法国公民，但其强烈的感情并未稍减，甚或更加强烈。
如今对蚩尤的研究已取得许多重要的成果，我的研究正是在学习、吸收了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以为，对于史前文化的研究，要同时开发三个资料库才能奏效。袁珂先生的神话研究主要是开发“第一资料库”一一古文献资料，而“第二资料库”一一考古发掘的地下文物也很重要，学者们已开始注意河姆渡、良渚、大汶口文化遗存与苗族的关系，如杨培德引证王大有《中华祖先拓荒美洲》一书后说:
三苗之苗，古音“毛”。苗与冀，本同反写“艹”同“北”皆羽毛状，与翟同义。苗与背、苗都是头戴飞鸟形凸玉冠,首见于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多年)，发达于良渚文化(前6500一前4200年)一一大汶口文化(前6500一前 45(0)一一龙山文化(前4500一前4000)的陶器、玉器上，尤其集中在玉圭、玉斧、玉冠上,这揭示蚩尤九黎三苗民族是由长江流域逐渐北迁进入河南、江苏、山东、河北，并统治该地区，所以称“御宇少吴”，蚩尤九黎及其后裔三苗，始发祥于良渚文化所在的长江流域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出土刻有神人兽面纹神徽的玉环，被史学家称为“蚩尤环”。
图四春秋(公元前770-前475)刻有头插羽饰划龙舟者, 1976年浙江鼻县出土
此说有一定道理，可略备一说，尚可深入探究。按此处原为古越人所居，有崇龙习俗，春秋时在当地(宁波地区)出土的铜钺上刻有头戴羽冠划龙舟之数人形象(图四)，与今苗族地区流行的划龙舟相似。
考古文物无疑是史前苗族历史的重要佐证，值得重视。但只是这两个资料库，是远远不够的。众多的苗族学者，发挥自己的优势深入苗区民间进行民俗考察，搜集了许多口碑资料(如神话传说等等)和民俗文物(如衣、食、住、行及婚丧嫁娶的物品)，作出了许多成绩，许多有份量的为蚩尤翻案的文章，正是他们写的。由此亦可见开发“第三资料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苗族将军陈靖于1995年根据苗族专家的研究成果，向李瑞环(时任政协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上书，希望正确评价蚩尤，应把蚩尤作为中华民族三祖之一加以尊崇。
涿鹿县人民摒弃历史偏见，把蚩尤和轩辕、炎姜并列奉为“中华文明三始祖”，修建了一座“三祖堂”。此堂之修建不是偶然的。
1995年9月，在河北涿鹿曾举行“三祖文化学术讨论会”，参加研讨的专家学者一致认同“中华文化三祖并列”符合历史实际，也有利于民族团结,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
在此之前，1995年6月，陈靖将军、美籍侨胞吴邦宗等人还到蚩尤陵墓行拜谒大礼，其影像资料在美国和贵州《南风》月刊发表后，引起了巨大反响。
为修建“三祖堂”，新加坡籍华人周颖南先生在1994年捐资百万。1997年美国苗胞吴邦宗把美国苗人的捐款也献给了三祖堂，并对三祖行拜谒大礼。贵州省苗学研究会献上了楹联条幅：
轩辕祭天，炎姜击壤，蚩尤扬威，五千年文明肇始
釜山合符，江汉开拓，东南辉煌，三百代子孙传承
台江县敬献苗绣壁挂《战神蚩尤图》。堂内蚩尤塑像由苗族画家杨培德设计，征求各方意见，并在苗学研究会通过。
如今“三祖堂”已接待众多游人，成为人们了解五千年中华历史的圣地之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这是“龙的精神”的一贯传承，是“协和万邦”政治观念的光辉体现。各民族之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始终处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之中，几千年来总是合多分少。虽然在阶级社会中民族矛盾和斗争是激烈的，但广大人民总是盼望和平与友谊的，中华文化的“和为贵”传统使文化的融合与斗争的结果，总是维系了多元一体的大国体制。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值得我们引以自豪。各兄弟民族的友好团结，共创了中华文明，也必将为中华腾飞、世界和平、人民幸福提供重要的保证。因此，我们为蚩尤翻案，澄清历史事实，是有极大的科学意义与现实意义的，其影响亦将是非常深远的吧!
(陈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民间文学、民俗学专家)
(1)《尚书易解》第289 - 290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
(2)《文艺报}1997年2月。
(3)参见伍新福、万伯亚著《苗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曾获国家图书奖。专文更多，如江泽《九黎、三苗与苗族》(《苗侗文坛》1994年第2期)、唐春芳《论蚩尤在历史上的功绩与地位》(《民间文学论坛》1996年第1期)等等。
(4)《中国文学概论》第1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版。
(5)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6)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7)杨培德《对电视剧本〈源鹿大战〉的研讨意见》，载《苗侗文坛》1997年第3，4期第96页。
(8)伍略致《部鹿大战》作者黄谷子的信。
(9)罗义群《论苗族头上的图腾文化》，见《苗侗文坛》，《贵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10)罗义群《论苗族头上的图腾文化》，见《苗侗文坛》，《贵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11)参见过竹《中国苗族文化》第104 - 106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12)参见过竹《中国苗族文化》第107 - 109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13)参见张启成《蚩尤新探一一汉苗蚩尤神话传说之比较》，《贵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14)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72页。
(15)参见张启成《蚩尤新探一一汉苗蚩尤神话传说之比较》，《贵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16)参见段宝林、梁力生主编《中国龙文化与舞龙艺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13页，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
(17)孙作云《蚩尤、应龙考辨》，《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1期第71-75页。
(18)过竹《中国苗族文化》第113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19)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上册，释繇八叶上。
(20)吴通发《清水江畔的龙舟节》，见潘光华编《中国苗族风情》，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4 - 29页。
(21)唐春芳《尊重历史事实，维护民族团结》，《苗侗文坛》1997年第3、4期第116页。
(22)潘定衡、杨朝文主编《蚩尤的传说》，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16页。
(23)唐春芳《尊重历史事实，维护民族团结》，《苗侗文坛》1997年第3、4期。
(24)见张启成《蚩尤新探一一汉苗蚩尤神话传说之比较》，《贵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25)《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尸子》。
(26)《尚书·尧典》。
(27)《龙鱼河图》，《太平御览》卷七九引。
(28)燕宝《苗族族源探》，《蚩尤研究资料选》第256 - 261页。
(29)《河北文化》2001年第5期第60页。
(30)《南风》1997年第2期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