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锹人”释考
“锹人”是指宋元明清时期聚居于靖州府与贵州省交界地区之黎平、锦屏、丛江、天柱等县的苗侗民共同体。至清初时，已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民族特征鲜明的种群支系。“锹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锹人”是从明代中叶开始，以靖州由一里、由二里、寨市里（统称三锹里）苗24寨为中心，以牛筋岭款场为总款场向湘黔边界数县广袤区域之苗侗族聚居区延伸组合成的一个巨大款组织——“三十三锹”，三十三锹实际上以“锹”命名的33个小款组织，而每个小款组织包括若干个村寨，这些村寨被叫做“锹”寨，生活于寨内的苗侗民们被称为“锹人”或者自称为“锹家”。受历史进程的影响，清雍乾时期“改土归流”的实施，朝廷加紧开辟苗疆，三十三锹中的相当部分锹寨民族结构发生了变化，有的向另外一些支系靠拢和同化，更有的则逐渐汉化为“熟苗”。至清末民国时期，三十三锹日渐式微。（详见拙文《三十三锹初探》）狭义上的“锹人”是指湘黔四十八寨——靖州锹里苗24寨和天柱、锦屏苗24寨，通道县锅冲乡、大高坪一带苗寨以及由靖州三锹里迁居至贵州黎平、锦屏、丛江、榕江等县，逐步繁衍且独立完整的数十个村寨。这些村落散布于崇山竣岭的山谷或山巅，以黎平大稼乡的乌沙、乌勒、卑嗟、岑堆和锦屏县平略乡、河口乡的岑悟、九佑、美蒙、高表为代表，大约2万人左右。在官方和民间资料中，被称为“三撬人”或者“三偢人”。时至如今，这些寨落中的苗侗民仍然顽强地秉持和保存着最原始最朴素的民族特性和故乡情结，并坚称自己为“锹人”、“锹家”，依旧保持着与周边地区不同的民俗和传统：讲“锹”话，唱“锹”歌，行“锹”礼，崇“锹”俗。1984年初，湖南靖州县、通道县以及贵州黎平县、锦屏县、丛江县等县数十个锹寨联合向国务院呈文，要求将其民族成分甄别为“锹族”。同年11月，贵州省民委派员调查后，确认“三锹”人的民族族源是苗族或侗族，属于苗侗分支，不具备独立的民族特征和条件，故国家未予批准。后来，这些村寨在填报民族成分有的填报苗族，有的填报为侗族，但无一人填报为汉族。
事实上，“锹人”均属于飞山蛮的范畴，而飞山蛮是包含苗族和侗族的。为深入了解苗侗族的历史和现状，有必要加强对这些苗侗支系作一些具体的研究，本文将着重对靖州锹人的形成以及从锹里地区迁徙至贵州省诸县的“三锹人”现象作一些粗浅的探讨和研究，以期获得更多的关注。
（一）
历史上苗族分布地域辽阔，形成了不同的支系。清陆次云《峒溪纤志》载：“苗人盘瓠之种……尽夜郎境多有之。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苗部所衣各别以色，散处山谷，聚而成寨”。黄元治《黔中杂记》云：“饮食起居，诸苗亦相告，惟衣裳颜色则各从其类，如白苗衣白，黑苗衣青是也”。靖州锹里苗族有“花衣”和“青衣”之分，“花衣”者衣裳斑澜饰以色彩，居于中锹和上锹，“青衣”者则以蓝色为主格调，居于下锹。
苗族内部主要支系形成时间，大约是宋元以后，湘黔交界之地则可能更晚一些。明朝时苗族生活聚居区的范围，就靖州来说是相当广泛的，几乎包括整个县域。《锹里地理歌》中载：“古一古二吃牯脏，三十三锹开茶房”，所谓古一古二里大致包括今飞山、铺口、横江桥一带，“吃牯脏”则为苗族最为隆重的祭祖仪式——椎牛祭祖。经过明洪武年间开始实行“屯垦”制度，特别是清代的“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苗区的社会结构变化是相当大的。苗区由“生苗多而熟苗寡”向“生苗寡而熟苗多”的格局转化，原先“吃牯脏”的古一古二里、寨市里等村落已逐渐变成“熟苗”区，除某些生活习俗、衣饰等保留苗族传统外，已经汉化，语言也逐渐过渡成靖州方言——“酸话”。纯粹的“生苗”区只剩下三锹里一带的苗区，即传统的锹里24寨。
湘黔桂交界处的侗族，其民族源流为古百越的后裔——“古骆越”的一支。宋代以来的汉史资料将南方地区各少数民族统称为“蛮”，有蛮僚、五溪蛮、武陵蛮、飞山蛮或泛称为“苗”。《靖州乡土志》云：“苗有峒家、水家、壮家……”总其大名皆其苗也。经过艰难的迁徙和跋涉后苗族和侗族杂居于锹里地区、互相通婚往来，互相影响，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苗侗二种语言通用，宗教信仰、生活生产习俗相同，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共同体——“锹”。
众所周知，在封建统治时期，汉人集团对少数民族是极为歧视和排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锹里地区的苗侗民们为了争取人格上的尊严，除采取武力上的抗争外，还采取了诸如通过系谱等方式将自己的族源定为江西籍的汉人，同时积极拓展交流交往的空间，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在语言上努力接受和进行汉化，由于锹里地区腹背均为“熟苗”区，特别是生产生活交往较多的古一古二里寨市里讲的是“酸话”，因此，凤冲、地笋一带的苗族最先将酸话移植于本民族的语言中，巧妙借用、穿插和揉合，随着锹寨内部交往的频繁，汉语方言酸话逐渐为锹里各寨应用，因此，苗侗汉三种语言成为了锹寨中的通用语言形式，这种形式在国内少数民族群落中是不多见的。
“锹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除继承和保留了原来的传统外，还借鉴和移植了外来民族（特别是汉民族）以及其它部落支系的生产生活习俗，经过融合和创造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并与本民族共同体相适应的礼仪规章、服饰文化等制度，且不断完善和发展、锹里地区“锹人”最大的特色是讲锹话、唱锹歌、行锹礼、崇锹俗，数百来年，根深蒂固，并一直影响着以后锹里地区外迁的人群。
当然，这些习俗的生成和保留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明清数百年间实行的军事圈围、封锁、隔离，明清时期，锹里地区沿线有黄泥关、查塘关和零溪司，从另一角度看，这些封锁和隔离，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和阻止了外地“客民”（主要是汉人）大批进入苗区，预防和阻止了一些狡诘之徒对纯朴苗侗民进行欺压、掠夺和种种欺凌、盘剥。同治四年（1865）以及光绪十五年立于高营的两块碑中就明文规定不许外地客民滥入锹里，不得加派田赋等，这就为“生苗”区内的人民，保留和维持了一块尽管条件恶劣和狭窄，但相对稳定和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因而使这一部分历经屠杀、驱赶和种种劫难的弱势族群，不至于被灭绝，作为一个民族及其文化和传统，也得以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这当然也包含了苗侗人民顽强斗争的结果。
贵州黎平德顺乡黄柏屯寨
通道大高坪乡黄柏内寨
（二）
明末清初开始至民国时期，因战乱、瘟疫、天灾人祸等原因，居住在靖州锹里24寨中的苗侗民们陆续踏上向外迁徙的历程。这些迁徙者们有的是举家举族，有的是单个或数个邀约。而每个迁移者的身后有充满着苦难和悲伤。据笔者调查，外迁者以中锹九寨（六户、三排半）和上锹九寨为多。现黎平县大稼乡卑嗟、岑堆一带以潘吴二姓为主，来自风冲、菜地、黄柏一带，德顺乡的黄柏屯寨以黄柏寨外迁人最多，为铭记故乡，他们以故乡为名，上锹高营寨龙王两姓则迁徙广西，将寨名取为“高营洗马”，位于锦屏平略乡的岑悟寨来自于中锹地庙。传说康熙初年，一户陆姓人家烧田埂时不幸烧死一名妇女，为躲命案，全家人于腊月二十八日这天杀死鸡鸭煮食，提前过年，然后连夜出逃，辗转流离、最后栖身于岑悟，故岑悟陆姓将每年腊月二十八称为“过年”。在这些锹寨中，属于故乡的记忆多种多样，有记地名的，有留半边铁鼎锅，有留锅盖的，历尽辛酸和悲凉。
在迁徙进入新的寨落时，这些村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土著经济和地方政治势力，一方面土地已大部分为他人早已占有，后来者只能移居于半山腰和山巅，长期过着“老鸦无树桩、锹家无地方”的飘泊不定的生活；另一方面，移居到他地的锹人起初大都只能依附他人，处于“来人”的社会地位，长期遭受奴隶式的奴役和剥削，要么替人佣耕，有么租种别人土地以度日，生活艰辛可见一斑。仍以岑悟为例：清初陆姓先人逃难至今岑悟的邻村华洞给姜姓人种山度日，康熙后期，因不甘姜姓人逼其弃陆从姜，陆姓人遂用所有积蓄，向韶霭人在平展坡和九白冲买下一大片荒山作为栖身之地后，始而安身。陆姓先人向韶霭人买荒山历尽艰辛，因为其是毫无根基的“来人”，韶霭人以父卖子翻，兄卖弟阻等方式同一块山先后卖了多次。在至民因后期的200多年间，岑悟人以自己的积蓄不断向周围的平鳌、华洞、寨早等村寨购买山林田土，形成了现在的土地范围，岑悟人常说其所有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用血汗换来的。
经过数代人的艰辛和拼搏，终于在这些地方站稳了脚跟，逐渐繁洐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苗侗种落和共同体——“三锹人”。据1984年调查和统计，散布在黎平、锦屏、丛江等县的“三锹人”大约20000人左右。
（三）
在迁徙和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三锹人”依然不抛弃、不放弃自己的个性特征，始终在传承和保持着自己的民族传统。“三锹人”在贵州黔东南一带被历史和社会所关注，正是因为这个共同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保持着与周边村寨迥异的习俗和文化，而这些文化和习俗又是与靖州锹里一脉相承的。
讲锹话，语言是区分民族属性的首要标志，二三百年来，“三锹人”一直在用“锹话”作为语言交流工具，所谓“锹话”实施上源自靖州锹里一带苗侗民的独创，是苗侗汉三种语言的融合体，这种语言形式在全国绝无仅有。
唱锹歌，所谓锹歌，是一种多声部音乐艺术，集茶歌、酒歌、饭歌、山歌、担水歌为一体。这种艺术被誉为“中国民歌中的活化石”。进入21世纪后，被一些苗族学者改名为苗族歌鼟，2006年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锹寨中，锹歌是随处可见的，它贯穿于锹人生产生活的始终。笔者在作田野调查时有深切感悟。
行锹俗、崇锹礼 这些习俗和礼仪主要体现在婚姻、服饰、饮食上。在服饰上，基本和锹里地区着装一样，女子装扮与锹里完全相同，尤喜织花带。饮食习惯异于周边村寨最大的就是“三锹人”嗜油茶，清早须先煮油茶吃然后出门干活，再回来吃早饭，下晚收工回家还要吃上一碗油茶，一天两顿油茶。客人进屋更是先以油茶款待，吃油茶时不用筷子，称为浪浪杯，或者只放一只筷子，意为尚有饭餐在后面。婚姻习俗上最大的特色是，实行“近疏远亲”的婚姻制度，只与“锹家”通婚，因各“锹家”村寨间相距多为三四十里，年轻后生找姑娘玩山均得包饭，到姑娘村寨后，男女青年在茶棚互相以歌传情，往往一玩即七八天，英俊有礼的后生会受到女方合寨的热情款待。聘礼少不了有六斤盐。有“六亲客”上门迎亲，新娘出嫁时，房族和“六亲客”要唱歌，要讲十二皮古方言，因路途遥远，新娘得有男子持刀持枪护送；新娘到郎家，要吃三天三夜的酒，唱三天三夜的歌，还要用苗侗汉三种语言讲婚礼吉言，三天内，新郎新娘不同宿，三天后回门，实行“不落夫家”制。老人去世，得杀猪宰牛给他（她），为让他们得到，猪牛杀死后，需用一根绳子一头拴住猪牛脚，另一头则拴连死者的手（男左女右）并交代他们将猪牛往湖南老家方向赶去。1990年后，婚配范围有所扩大，不再局限于“锹家”寨内通婚，某些习俗有些改变和淡化。
（四）
封闭而又艰难的环境，苦难的经历，造就和锤炼了“三锹人”的坚强性格和乐观精神，数百年来，他们勤劳、善良、勇敢、直面困难，同自然和社会作顽强的抗争，获得某些价值观的认可。“锹人”最大的精神特征一是看重土地，对土地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因而对土地的耕耘和庄稼的培管是非常上心的；其二是具有深厚地故乡情结，在这些村寨中的传说和歌词中，故乡锹里被描绘成一个近乎完美的世外桃源，是水草丰美，稻足鱼肥，和谐相生的一片乐土。在锦屏河口乡的美蒙寨，寨中的人们是从大同（腮）迁来的，而大腮又是从靖州迁居的，美蒙人操侗语，自称“锹家”，行锹礼，唱“锹歌”，在他们心中，美蒙仅为临时栖身地而已，大同、稳江、龙霭、甚至靖州锹里才是其永远的故乡，总有一天会回到故乡去的。这种深厚的故乡情结是令人感叹不止的。
（五）
长期的经济发展滞后和不平衡，使居住在这些村寨的锹人们很难形成较大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势力，未能形成相当程度上的政治权威，再加上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致使这些村寨一直到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低下，锹人大多受治于人，一直是处于被统治和奴役的地位，其困苦的局面是可想而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发展民族经济、改善落后地区生产生活环境，加强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锹人”在法律意义上真正获得人格的平等和自由。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更进一步地发展锹寨的面貌和锹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改革是前所未有的。但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发展进程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