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三苗与古三苗考析

 

今三苗与古三苗考析

作者：石朝江

 

目 录

1、“迁三苗于三危”与西部方言苗族；

2、“叛入南海”一支与中部方言苗族；

3、“放罐头于崇山”与东部方言苗族

 

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三苗那时在江、汉之间，可能是三个部落。其中有一个部落的首领名罐兜，也写作罐头，因战败被放于祟山。后来随同武王伐纣的毛可能是这个部落的后人。另一个部落逃入西北方向的山岭中，因而有舜窜三苗于三危。”[1]侯哲安在《中国南方古代传说人物考》中也说：“三苗在江淮荆州反抗之后，一部分迁于三危，一部分则放之于南海，一部分留在江淮荆州，一个部落联盟分解为三。”[2]

顾永昌在《古代苗族迁徙问题初探》中引用大量史籍资料记载后说：“可以看出，原始社会末期，华夏族曽与三苗族发生过激然的斗争：古三苗是居住在今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其中心是鄱阳湖和洞庭湖一带；古三苗是南方的很大一个部落联盟。但是，后来三苗到那里去了呢？一部分被窜到西北的三危(今甘肃敦煌东边)，和其他族融合了。大部分被‘分’被‘放逐’，造成了后来一支留在原地，一支西迁，一支南迁。”他强调说：“苗族在远古时候是同祖的。据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把东、中、西三大苗语方言进行比较，同源的词还占23.96%，这是苗族同祖的有力证据之一。”[3]

苗语分为三大方言区，也就是三大支系，可能与苗族的历史遭遇有关。《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放罐兜于崇山……迁三苗于三危……。”《三海经》郭璞注曰：“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史籍记载的“放于崇山”、“迁于三危”和“叛入南海”这三大部分，可能就是组成“三苗国”的三大宗支苗人部族，即“古三苗”。现当代苗族也分为三大宗支，即“川黔滇方言”、“湘西方言”和“黔东南方言”。当代苗族三大方言区我们称之为“今三苗”。根据史料记载及民族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学者们认为苗族“今三苗”(三大方言)源于“古三苗”。即：川黔滇方言(西部方言)，源自尧“迁三苗于三危”的那一支；湘西方言(东部方言)，源自尧“放罐兜于崇山”的那一支；黔东南方言(中部方言)，源于舜时“叛入南海”的那一支。

燕宝在《苗族族源初探》中列举史籍资料记载后说：“看来，‘叛入南海’、‘放入崇山’和‘迁于三危’这三部分，就是组成‘三苗国’的三大宗支苗部族，即‘古三苗’。无巧不成书，今天的苗族，也分为三大宗支，即川黔滇方言、湘西方言和黔东南方言。我们称之为‘今三苗’。”[4]那么，“古三苗”与“今三苗” 有什么关系呢？

“迁三苗于三危”与西部方言苗族

如前所述，西部方言(又称川黔滇方言)：主要通行于贵州的中部、南部、西部、北部和川南、桂北以及云南全省。操这种方言的苗族人口最多，约400万人。国外苗族主要操西部方言。如果加上境外的苗族，操西部方言的人口超过500万人。

川黔滇方言(西部方言)的一支，极有可能是“古三苗”中被尧“迁于三危”的那一支的后裔。据甘肃省《永登县志》载：“县城西南十里许，有村落，名叫西坪，又名薛家湾。居民全系苗族……即世俗所称‘蛮婆子’……相传尧帝窜三苗于三危，道经此地，所遗留者。”章太炎亦说：“窜之三危，其遗种尚有。”遗种今何在？据专家们考证，操西部方言(川黔滇方言)的苗族就是迁于三危的那一支苗族的后裔。王慧琴经过考察研究认为，云南苗族的迁徙是西路迁徙线，是从今甘肃敦煌一带入青海而四川，后辗转贵州、云南的。[5]侯健通过西部方言苗族的迁徙歌、指路经以及芦笙曲、语言、习俗的考证后，得出结论说：“‘窜三苗于三危’后，其‘遗种’从三危南下巴蜀，西进川滇黔交界，由于湘黔交界地区苗族起义失败而波及，南迁滇南、滇东南，进入越南、老挝。”[6]

西部苗族古歌、传说等，反映出西部苗族不同于中部、东部苗族的迁徙路线。西部苗族的迁徙路线经历过雪山、冷山梁，遇到“骆驼”和“牦牛”。英国传教士克拉克著的《在中国西南部落中》记录了一段西部苗族的《指路经》：“现在我们送你到祖先那儿去，在路上，你将闯过许多难关，当你走到蜈蚣岭时，上面布满了许多蜈蚣，但你不要害怕，只管前进。当你爬雪山时，也不要怕冷。到了天国大门，守门的老头会拦住不让你进去，你就告诉他，你是谁，以及你祖先的名字，他就会放你进去的，进入天国，你父母及其亲属，都会来喜接你，你将同他们一起幸福生活。”[7]贵州织金一带苗族的《指路经》说：“你去到嘎扭雪山，婴儿幼女在那里搓雪团，婴儿幼女缠你，你说你老了你去的。”[8]云南马关苗族的《指路经》说：“你走到祝诺老的冷山梁，猪一样大的冷毛虫使你毛骨悚然，祖先要你穿上鞋，你就掏自己的鞋穿上，才能跨过冷毛虫越过冷山梁。”[9]而老挝、泰国苗族的《指路经》说：“现在，你走到祝诺的冷山梁，大虫小虫蹦乱跳，你赶紧把鞋穿，你穿上你的鞋，才去见到祖先。你走到险峰峻岭，怪石张嘴想吞你，你用麻线将它拴，怪事嘴巴才合拢，你才能去见祖先。”[10]《西部苗族古歌·格自则力刀》说：“大地形成时就有格间地，/格间地有格自则力刀生息。/……/格自则力刀喂养着绵羊（yangx ncad），/格自则力刀喂养着牦牛（niux ncib）；/牦牛（niux ncib）骆驼（niux ncad）放满格间坝，/棉花种满格间坪。/沙蹈爵氐敖见了眼睛红/沙敖派兵来掠夺；/格自则力刀实难忍，/他只好寻路外迁走。/……/迁到笃直崇山岭，/没住好久又迁出。/迁到辅处出水洞。/兴隆河从西边淌过来，/……/迁慕自老和崩崩自老辖地来，就在慕、崩自老地住下。格自则力刀问慕、崩自老：/你们的山岭能否给我放牛羊？/慕、崩自老商议回答道：/在此放牧能否分点牦牛（niux ncib）骆驼（niux ncad）给我们？/格自则力刀开口答：/同意分些牦牛（niux ncib）骆驼（niux ncad）给你们。/慕、崩自老答复道：/这样你们住下来，/住在辅处、兴隆两河沟，/住在牛吃水河谷。”《西部苗族古歌·泽嘎老的故事》则说：“泽嘎老吆赶背上有峰的牛渡河，/泽嘎老吆赶长毛的牛渡河。/背上有峰的牛不会耕田，/它只会吧种子驮到地边。”西部苗族《指路经》和《西部苗族古歌》迁徙所经历过的雪山、冷山梁，遇到过“骆驼”和“牦牛”，在中部苗族古歌、史诗和《焚巾曲》中没有见到，在东部苗族的古歌、古老话《指路经》中也没有。这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说明西部苗族的迁徙路线经过了西北部的雪山、冷山梁，遇到过“骆驼”和“牦牛”。所以，在古歌、指路经中才留下了痕迹。

唐善纯先生在《青鸟之所栖》中考证说：《尚书·舜典》“窜三苗于三危”，没有涉及民族关系问题。到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于“迁三苗于三危”后，增加了一句“以变西戎”，可以理解为“变其形及衣服”，也可理解为“改变了部分西戎风俗”或“变成了西戎”，《后汉书·西羌传》甚至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但苗与羌是两码事，苗不可能是羌的祖先，西羌与三苗在民族特征上没有什么共同点，而且西羌范围广泛，历史悠久，出于三苗当不可能。三危山是远古“三苗”、“有苗”的流放地，也是今天川黔滇西部方言苗族祖先的发祥地。《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为苗民。”郭濮注：“三苗之民。”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三苗部落曾在西羌地区生活过……燕宝报道：黔西北和滇东北地区的苗族传说，“古时，苗族战争失败，迁到三危地方，后又战败，从北向南，被敌人追赶，渡过大江河，穿过大平原，翻越大山岭，最后来贵州西北高原，投靠水西土司，为其耕山种地，牧放牛羊”。[11]我们认为，唐善纯先生的研究应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三苗的一支被迁至西北的三危山是事实，但“以变西戎”和“西羌之本，出自三苗”是不可能的，西羌人与古苗人一样历史悠久，西羌与苗黎在民族特征上没有什么共同点，西羌范围广泛，出于三苗是不可能的。结合西部苗族的迁徙歌和指路经看，被窜于三危的这支三苗，可能在三危山生活一段后，又南下四川、贵州和云南。

燕宝先生也考证说：“今三苗中的黔西北这一支，就是古三苗中被迁于三危哪一支的后裔。从其迁徙史歌来看，其迁徙路线都是从北而南的。他们每一次举族南迁，都是在经历一次大的战争失败之后进行的……从整个战争和整个迁徙过程来看，他们一开始就是男性的酋长统率指挥，不见妇女在其中起过什么作用。从迁徙史歌叙述的情况看，他们那时候不但会种农作物和水稻，而且会建筑城池与造酒，有自己的历法，还四处游历以观天时。这一支古三苗部族能与父权制早已巩固了的尧舜禹相抗衡，就是他的发展水平相近的缘故。看得出来，他们是古三苗的强宗和主体，居于部落集团的君长地位……如今，黔西北威宁地区汉姓杨的苗族，其苗族姓氏就是‘孟蚩’，以‘蚩’为姓，并直言不讳地说蚩尤是他们的祖先，这绝非偶然。”[12]

侯健认为云南苗族并非直接“自湘窜入黔，由黔入滇。”他说：“笔者通过多年的调查表明，云南苗族并非都从湘、鄂两省直接迁入，特别是川黔滇次方言苗族，就当代云南苗族的语言、文化习俗来看，也尚未发现与湘、鄂地区苗族文化有相同的痕迹……从今天云南苗族的文化习俗和整个川黔滇方言区苗族的分布格局来看，他们无疑是被“迁于三危”的那支“古三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笔者在马关、屏边县苗族地区调查，与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交谈时，他们偶尔提到“骆驼”（lox tox）、“牦牛”（maox nyox）之类的词汇，当我问及他们为什么知道这些动物和是否见过时，只听祖辈所说，并不知道是何动物。可见，作为沙漠之舟的骆驼和高原动物的牦牛在苗语词汇中出现，决非偶然。可以肯定，这些词汇绝不是现代汉语借词。”紧接着，侯健列举了几则西部苗族在给死者超度亡灵时的《指路经》，亡灵所经过的路径都有“雪山”、“冷山梁”等地方。从今天云南苗族的文化习俗和整个川黔滇方言区苗族的分布格局来看，他们无疑是被“迁于三危”的那支“古三苗。”侯健还认为，云南苗族并非都是从西北迁来，民国《马关县志·风俗志》载：“……其先自湘窜黔，由黔入滇，其来久矣。”文山州富宁县花甲坡背后村的“红苗”之吴姓苗族对本家族的迁徙作这样的描述：“家族原住黔省火红盘纱县石岩村，清朝玉封为云贵二省都相，受福后至天星告退迁至广西西宁县红甲寨，只因民困诬临，大事曾比在于红尘三日未满逃到云南花甲管辖之者哈村老屋基乐羊存日。”马关县还有从河南、江西迁来之说……苗族迁入云南是由不同时期、不同的迁徙路线汇集而来的，因被“迁于三危”的这支苗族占多数而导致其他少数迁入云南的苗族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这支“三危”苗族的文化习俗，形成了操川黔滇方言苗族居操其余两个方言苗族之首的缘故。[13]我们认为，侯健的考证应该是符合云南苗族或西部苗族历史实际的。这支苗族只有从西北的三危往南迁徙，才可能遇到“骆驼”、“牦牛”等动物，才可能经过了“雪山”、“冷山梁”等地方。

苗青也认为，西部方言这支苗族经过了由北而南而西而西北而西南的大迁徙路线，他说：“他们从北方大平原里出发，大约经过了现今的河北、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陕西等省的有关地区而迁到甘肃，也许到了青海。后来，他们由甘肃折回，又翻山越岭过四川或过重庆。随后又爬山涉水到贵州。黔西北是这支苗族的一个集散地。他们从水西和乌撒分散迁入周围各处，而后迁入云南，少部分又迁入川南和川西。最后，他们以乌蒙山为托天之顶，以金沙江为纽带，以滇东北为中心，散居于黔西北、滇东北、滇中、滇西一带，少部分散居于川南和川西以及其他地方。”[14]侯哲安也考证说：“其西北一支与羌人融合，故有‘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后汉书·西羌传》)的误传。但也有未与羌人融合，保持原有部落者，今贵州黔西北苗族中，一部分认为他们从西北迁来，可能即是由三危南下的一支。”[15]

侯绍庄、史继中、翁家烈著的《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中说：尧乃“窜三苗于三危”，或说“投三苗于三危”。三危或说在今川西北一带，或说在今甘肃祁连山一带。据《后汉书·郡国志》陇西郡注引《地道记》，“有三危，三苗所处”，以及今川、滇、黔边区的苗族，关于祖先从北方冰天雪地，渡过“涅江”(意为浑水河)南下的传说来看，当以后说为当。三苗中的这个部分，在迁往遥远的西北后，又经过长期跋涉迁徙，形成今黔西北苗族的先民。[16]

翁家烈在李平凡、颜勇主编的《贵州世居民族迁徙》(苗族篇) 中说：“三大方言苗族中，以西部方言苗族的迁徙最为频繁，为时最长，散布面最广……西部方言苗族属于‘迀三苗于三危’这部分‘三苗’的后裔。三苗原居住在‘左洞庭、右彭蠡’一带。他们后来尽管过草地、爬雪山的陆续南下，后又逐渐迁居贵州，有的又从贵州不时地迁往云南，居住地不断发生变化，但老祖宗‘三苗’发祥地洞庭湖、鄱阳湖始终铭刻在这批西迁苗族子子孙孙的心目当中。洞庭湖作为老祖宗居住的故土的象征，人死后亡灵须回到故土与老祖宗们团聚已成为丧仪中不可忘却、不能改变的定式。在川南时如此，进入贵州亦如此，再迁往云南后依旧如此。”[17]

覃东平在《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苗族卷)的绪论中说：“当时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联盟居住在今天的东至大海，西至华山、吕粱山脉，北至燕山，南至淮河一带地区。由于与黄帝部落战争的失败，九黎部落联盟开始南迁，到尧、舜、禹时期，在今长江中下游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三苗，并与北方的华夏集团发生了多次战争，失败后一部分被驱逐到西北的三危，南后又南迁，进入今天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发展成为川黔滇方言的苗族。”[18]

综上述，我们认为，苗族川黔滇方言(西部方言)极有可能是尧“迁三苗于三危”的那一支的后裔。迁于三危的这一支三苗，在三危生活一段时间后，又从三危南下巴蜀，西进川滇黔交界。我们同意侯健先生的调查，认为云南苗族并非直接“自湘窜入黔，由黔入滇。”特别是川黔滇次方言苗族，就当代云南苗族的语言、文化习俗来看，也尚未发现与湘、鄂地区苗族文化有相同的痕迹。西部这支苗族的长期迁徙造就了自身坚强、豪爽的民族性格和适应环境能力最强的民族，因为迁徙文化长期地支配着苗族的整个文化行为，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渗透，保留了比东部苗族和中部苗族更完整的古老的习俗文化和道德规范，但这种文化行为恰恰又制约着苗族自身文化的进步与发展。

“叛入南海”一支与中部方言苗族

中部方言(又称黔东南方言)：主要通行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贵州安顺地区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部分苗族中。操这种方言的约有320万人左右。

《三海经》郭璞注曰：“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黔东南方言(中部方言)一支的苗族，极有可能就是“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的那一支的后裔。古代的所谓南海，是指长江下游的浙江、江苏以及江西鄱阳湖一带。

燕宝先生考证说：“今三苗”中的黔东南(等地)苗族，就是“叛入南海”那一些“古三苗”的后裔……黔东南苗族的先民叛入南海后，到春秋时代成为吴国的主体居民，战国时代吴被越灭，越国统治者带着复仇情绪，进行野蛮屠杀与掠夺，有一部分苗民为了逃难，冒风浪之险，漂洋过海逃到日本，这在苗族民间传说中也有珠丝马迹可寻。其余的大部苗族，由于丧失土地和家园，人口又多，难于生存，便陆续向西迁徙，最后来到黔东南定居。这在其“迁徙史歌《跋山渉水》”中有反映……黔东南苗族这一支“今三苗”，自其先民叛入南海以来，似乎一直处于母系社会，这从迁徙史歌可以看出。在决定迁徙与否的问题上，起作用的主要是“奶奶”和“妈妈”，只有在徙的长途跋涉中，才有“熊公”、“熊札”和“东勇”等几个男性参加指挥和统率，这说明最后一次向黔东南迁徙的时候，这支苗族还处于母系向父系过渡的阶段，因而比较贫弱。所以吴太伯几乎不费什么力，就轻而易举地把吴国建成男性统治的父权制国家。吴太伯就是第一个外来统治者。[19]

燕宝所说的吴太伯，即《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仲雍奔荆，在隆重地完成断发文身的仪式后，终于与当地的荆蛮人实现了文化认同。他们建立的以鱼为图腾的勾吴国，被载入史册，成为吴文化（鱼文化）的始端。而在太湖流域，当时确是一片荆蛮之地。所以燕宝说“吴太伯就是第一个外来统治者”。至于说一部分苗民漂洋过海逃到日本，这也是有一定依据的。李廷贵、酒素说：《汉书·地理志》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后汉书·东夷传》载：“中元2年(公元57年)，倭奴国王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人之极南也。光武赐以印绶。”这可知汉时倭人与中国有关系。《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载：倭人“其风不淫，男子皆束发，以木绵掐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晋书》记载：“倭人……自谓太伯之后。”“其服饰，男女衣裙襦……跣足，垂发。”也就是说其人在晋时已自称是太伯之后，是在周代后由中国迁去的。如前所述，《史记》记载了太伯、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因太王欲立季历，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的故事。“《峒溪纤志》所记载之古苗文，日本学者藤原真斡以彼邦鹿岛神社所藏曲谱古文与此相肖，认为系苗人东渡日本后所书。”[20]

李国璋在《苗族古歌记载西迁地名与时间考》中考证说：“通过对苗族古歌数个板本及相关资料的研究，得出苗族从东方迁徙到黔东南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水陆相间路，即从太湖流域，经天目山、昱岭、白际山西麓、环玉山东麓、仙霞岭西麓、武夷山、九连山、青云山，也就是沿着长江与富春江、瓯江、闽江和珠江之东江、北江的分水岭迁徙，进入珠江之北江上游后，下到珠江口，溯西江及沿岸而上，进龙江、大环江到达驯乐，翻越月亮山、太阳山到达榕江县城后分居黔东南各地……另一条是水路，即从长江口、钱唐江口一带沿海岸西南而下，到达珠江口后沿西江而上，直达榕江方先……迁徙动因是吴越战争，吴国灭亡。”[21]

流传在黔东南的苗族迁徙史歌《跋山涉水》、《溯河西迁》，都是讲述苗族先民是沿着河流由下游向上游迁徙的。

吴一文、覃东平在《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中考证说：据《苗族史诗·溯河西迁》记录，苗族的祖先西迁是从一个叫“江西果”（Jangb Xib Gox）的地方动身——爹妈住在东方的江西果，就从江西果动身。顺着沙滩往西行。然后是槽子岭→碎石山→党耶蒙→展巴山→南萝→南支江→南坳→南希河→南腊→南泽→展该坪→深水潭→镰刀滩→断崖脚→荆棘林→贡雄汪→方玖桑，最终到达党告坳，再分散到黔东南各地居住。这些地方，有的可能是真实的地名，有的也可能是某地的特点，而并非地名。

吴一文、覃东平认为，“江西果”（Jangb Xib Gox），按，“江西”（Jangb Xib）疑与汉语“江西”同，但并不是江西行省的音译。隋唐以前，习惯上称长江下游北岸淮水以南地区为江西；有时又泛称长江以北包括中原地区在内为江西。这是因为长江在今芜湖至南京间作西南南——东北北走向，秦汉时曾是长江两岸来往的重要通道，中原来的人视渡江为往东，而不是向南，视这处长江两岸为东西岸，故把这一线以东称江东，以西则称江西。《史记·项羽本纪》“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可为证。“果”（Gox）有山石、礁石之意。今安徽、湖北、河南交界一带有以大别山、霍山、张八岭等组成的淮阳丘陵，正好在芜湖至南京长江一线以西，即古之“江西”。另据著名历史学家赵光贤先生考证，《战国策·魏策》引吴起语“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中的衡山并非今日湖南衡山，而是安徽的霍山，又名潜山、天柱山，汉时南岳在此。因此，古歌中叙述的苗族西迁的出发地可能就是这一带地区。[22]

《溯河西迁》一篇中谈到迁徙时使哥哥的芦笙乐曲和母亲的纺车遗失在老家，这似乎就是对苗族迁徙（社会大变动）带来的文化失落的比喻。古歌中举出的仅仅是“芦笙乐曲”和“纺车”，但是它们是在迁徙中失落的大量的文化的代表，几乎三大方言区的苗族，都传说他们原来是有文字的，是在迁徙中把文字丢失了。

黔东南《苗族古歌·跋山涉水》(《苗族史诗》译为《溯河西迁》)，说人们为了溯河西迁，“公公锯树干，奶奶砍树枝；公公造船舱，奶奶造橹桨；造了十三天，造了十三夜，造成百只船，一船百个舱；雄公登上船，双手撑篙竿，马上就开走，大家快上船；奶奶摇浆橹，公公撑篙竿，一划过三湾，三划上九滩。”这与西部方言苗族迁徙遇到“骆驼”、“牦牛”等动物，经过“雪山”、“冷山梁”等地方全不同，说明中部方言苗族是沿河流由下游向上游迁徙的。

黔东南《苗族古歌·跋山涉水》说，苗族先民沿河迁到“松堂坳”后，便分成九大支：一支住方先(榕江)，一支住方尼(台江)，一支住者雄(雷山)，一支住希陇(黄平)，一支住春整(凯里)，一支住兴久(施秉)，一支住兴林(镇远)，一支住旺展(黄平旧州)等，分开过生活。。

贵州从江县城原名叫“丙妹”，是个苗语地名称谓。“丙妹”来源于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两位老妈妈，是两姐妹，各带一群儿女，由都柳江上来，抵达现今从江县城关，看到这里山好水好，就决心定居下来。姐姐住在河的对面，妹妹住河的这边(即从江县城关)。后来两位老妈妈死了，河两边女儿为了纪念老人，就把河的两岸起名为bib mais，音译“丙妹”。“丙”即我们，妹即妈妈，表示永远怀念带领大家迁徙来这里定居的两位老妈妈。后来，为了有所区分，大家便把河对岸称为bib maif，音译“丙梅”，两者只是音调稍变，其义相同。[23]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部方言这支苗族，很可能就是古三苗中被叛入南海那一支的后裔。

“放罐头于崇山”与东部方言苗族

东部方言(又称湘西方言)：主要通行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黔东北的松桃苗族自治县，湖北的恩施、宣恩、来凤、咸丰和重庆的秀山、酉阳、彭水等县。操这一种方言的约有250万人左右。

《尚书·舜典》载：舜“放罐兜于崇山”。《史记·五帝本纪》也有舜“放罐兜于崇山，以变南蛮”的记载。湘西方言(东部方言)的一支，极有可能是舜“放罐兜于崇山”的那一支的后裔。现东部方言苗族说罐兜是其英雄的祖先。这一支苗族春秋战国时成为楚国的主体居民。正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在楚国立国800年中，‘有苗’的一部或大部，逐渐融入楚族(或楚族融合于苗)，在苗巫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文化，遂成为‘苗的楚国’。”

燕宝先生考证说：“今三苗中的湘西方言这一支，就是‘放罐兜于崇山’那一支古三苗的后裔。而从湘西苗族也说罐兜是其英雄祖先。这一支苗族后来成为楚国的主体国民。由于这支苗族吸收了中原的华夏文化，使之与其固有的苗巫文化合流而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灿烂辉煌的楚苗文化。从目前看，湘西苗族在今三苗中受汉文化影响的痕迹，确实要比其他两支明显得多。比如妇女出嫁要自己的胞兄背着(出门)或上轿，这在其他两支苗族是没有的。特别是，湘西苗族中如今汉姓龙的人们，其‘子祖联名’的苗族姓氏为‘芈’，与(楚王室)屈原同姓；湘西苗族都自称为‘熊’(苗语)，这又与楚立国的君王同姓。”[24]

伍新福在《湖南民族关系史》中考证说：作为三苗集团的成员罐兜族，在苗、瑶民族中也留下不少遗迹。如古代即是“苗蛮”聚居地的今张家界市永定区(原大庸县)有崇山。据记载，罐兜墓在崇山，舜放罐兜于此，死后遂葬于山上。崇山绝顶有巨垄，相传为罐兜冢。又据传说，大庸崇山还有“罐兜庙”、“罐兜鼎” 等遗迹遗物，目前尚缺考证。在至今仍为苗族主要聚居区的花垣县，也有崇山，明代曾于此设崇山卫。在湘西苗族中姓石的支系，苗姓叫“仡罐”，其中大石的苗姓更直接叫“罐兜”，他们奉罐兜为自己的祖神。[25]

蔡盛炽在《论苗族开发川东南的贡献》中说：“1985年，彭水郁山发现有罐兜‘人面鸟喙，杖翼而行’的画像砖，它证实了郁山盐丹的开发，与被放逐于崇山‘以变南蛮’的罐兜部落有关。将有罐兜图像的画像砖砌成墓室，不仅证明墓主人系罐兜部落的首领，而且也证明苗族先民们由于开发了郁山盐丹而变得进步和强大了……罐兜是尚红的部落，他们流入川东南后，开釆丹砂。丹砂作为一种矿物染料，它的红色远比‘染以草实’的红色鲜艳、持久。因此，川东南成为红苗的发祥地。《郭清螺文集》云：‘考红苗蟠踞楚、蜀、黔三省交界，即古三苗遗种也。’《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说：‘红苗……其族甚繁，东至辰州界，西至四川平头、平茶，酉阳……皆其族居之所’。”[26]

侯绍庄、史继中、翁家烈著的《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中说：“三苗中的另一部分，在首领罐兜的率领下，被放于崇山。崇山据唐杜佑《通典·州郡》，明邝露《赤雅》，以及清顾禹《读史方舆纪要》，在今湖南大庸县西南。”[27]

翁家烈在李平凡、颜勇主编的《贵州世居民族迁徙》(苗族篇) 中说：“东部方言苗族源于放逐崇山的罐兜的部众及其后裔发展而成的武陵蛮或五溪蛮，以盘瓠为图腾……操苗语东部方言的苗族在贵州主要聚居于松桃。他们分别由巴境所属之酉阳、秀山及湘西的花垣、泸溪、麻阳等地迁入，而以后者居多。”[28]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东部方言这支苗族，很可能就是古三苗中被“放罐兜入崇山”的那一支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