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偏沅巡抚”
有人问我：为什么先有偏沅巡抚，后有湖南湖北？我也迟疑了一下。对！湖南湖北原为湖广，是一个行政区域——也就是当时的行省。湖南湖北分治，是在清代康熙年间的事情，而偏沅巡抚最早建于明万历年间，因而有这种说法。根据1997年版的《施秉县志》记载：“偏沅巡抚，偏桥历来为楚滇黔的交通要道，是战略重镇。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湖广总兵陈璘驻镇偏桥卫后，为提拨地方军务兼督理粮饷，同年即设置偏沅巡抚。二十八年（1600年）一月，朝庭委都察院右佥御史江铎为首任巡抚，先以偏桥为巡抚地，后有战事即驻偏桥，无战事则驻沅州（今湖南芷江）。清顺治元年（1645）复置。之后，清康熙初分湖广置湖南省，三年（1646）闰六月移偏沅巡抚驻地于长沙府（即湖南长沙）。雍正二年（1724）改为湖南巡抚，偏沅之名遂废。”从这则资料记载，我确实也才知道，“偏沅巡抚”原来就在施秉，而且所在时间前后达150年之久。
“巡抚”一职，初见于北周与唐初，也即中央政府派官到各地巡抚之事，系临时差遣，官阶不明。“巡抚”作为官名，应该始于明。根据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人沈德符所撰的《万历野获编》笔记（第二十二卷）载曰：“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太祖命皇太子巡抚陝西地方。巡抚之名。始見於此。以后渐遣尚书、侍郎、都御史、寺卿、少卿等官巡抚各处边腹。事毕报命。即停不遣。其名或云巡抚。或云鎮守。后以鎮守既有总兵。又有內监。以故文臣出鎮。不復有鎮守之称。但称巡抚。专制軍务有提督、有贊理、又重有总督。他如整飭边关。提督边关。抚治流民。总理河道等官。皆因事特设。”从此各省常设巡抚官渐成制度。巡抚初设，仅为督理税粮，总理河道，抚治流民，整饬边关，后遂偏重军事。嘉靖十四年（1535），始不分内地、边地，由九卿廷推。也有总督兼巡抚者，合称为督抚。明代，巡抚虽非地方正式军政长官，但因出抚地方，节制三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实际掌握着地方军政大权。同时，巡抚每年要赴京师议事，也体现了朝廷对地方统辖权的加强。清因明制，在各省设置巡抚。
其巡抚的设置则是根据需要设的。《明史（中）》（第75 页）载：“巡抚貴州兼督理湖北、川东等处地方提督軍务一员。正统十四年，以苗乱置总督，镇守貴州、湖北、川东等处。景泰元年，另設貴州巡抚。成化八年罢。十一年復设。正德二年又罢。五年又復设。嘉靖四十二年，裁革总督，令巡抚兼理湖北、川东等处提督軍务。”“巡抚偏沅地方贊理軍務一員。萬曆二十七年，以征播暫設，尋罷。天啟二年後，或置或罷。崇禎二年定設。”巡抚之设是根据地方的不同，设置的目的也有异，如巡抚貴州“以苗亂置”。巡抚天津“以倭陷朝鮮暫設”。巡抚安廬以“軍务”。巡抚偏沅“以征播”。
偏沅巡抚中的“偏沅”，是偏桥和沅州两地的合称。偏桥，也就是如今的贵州省施秉县城关，其名始于元代。偏桥，原指架设于河岸的简陋小桥。北魏 郦道元 《水经注·浊漳水》：“崿路中断四五丈，中以木为偏桥，劣得通行。”贵州省施秉县，在元代和明代称“偏桥”。据有关文物专家考证称，施秉县城附近的潕阳河上有古栈道，栈道一端插入岩壁，外部悬空，所以叫偏桥。其名废于公元1953年初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其名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爿小店“偏桥旅社”，后来人又才提起“偏桥”之名。沅州，在今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宋代设置，元朝升为路，明朝时先改为府后降为州，清乾隆元年（1736）又升为府。偏桥与沅州同时与苗区错杂，“夫楚南密迩荒服，故设偏沅巡抚，挈一州一卫，以命幕府重其地也”。该辖域的行政、军事管理机构以“偏沅”命名，表明“在明清时期，该地域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军事战略地位”。
前文提到，巡撫偏沅“以征播”。那么，为什么说巡撫偏沅“以征播”呢？这得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去进行考察。
读过《明史》的人都知道，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是靠“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方针下，一步步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的。
洪武帝是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要想进入云南，必须控制好贵州，而明初的贵州分属几个省管辖。而这些地方分属思州田氏、水西安氏、播州杨氏等掌控。这些地区，政治基础牢固，军事力量强大。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是很难控制贵州的。洪武帝以贵阳为贵州的军政中心，其韬光隐晦，旨在以贵阳“以便控制”贵州全域作长久计的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云南及水西土司霭翠部落，这成为明太祖当下巩固贵阳为贵州中心的主要战略。这战略，可从明太祖给征南将军傅友德的旨谕中得以反映，旨曰：“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正月甲午，比得报，知云南已克，然区划布置尚烦计虑，前已置贵州都指挥使司（由史可鉴，贵州军政机构政权的设置比云南早，笔者注），去云南尚远，今必置都司于云南，以统诸军。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使及府州县治之。其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约束渠长，留兵守御，禁民勿挟兵刃。至如霭翠，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二28页载）。朱元璋还在称吴王于南京时，二思二田就早已投附吴王，其开明政见之举先于土著水西罗鬼部落，这大概是明洪武在初取贵州时，不忧思播，而患霭翠，所以才有忧患于“至如霭翠，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的态势下，所以才发出了此段不容乐观的旨谕。
洪武帝既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底讨平云南梁王之后，于次年以顾成为使，发动了征讨贵州诸蛮的战争，历经十七年之战，“讨平诸苗洞寨以百数，皆诛其渠魁，抚绥余众，恩信大布，蛮人慑服”的。
但这位皇帝对于水西霭翠部落十足的放心不下。因为历史上，唐军二十万葬身于霭翠祖先的手里之事，还铭刻于洪武帝的心里。他在敕征南将军傅友德的旨谕中这样写道：“唐将不备，堕其计中，丧师二十万，无谋故也。今须预加防闲，严为之备”（《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二45页载）。也就是前面所提的“至如（水西）霭翠，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贵州通志》卷二28页载）。
贵州都督马烨，接到明太祖对水西部要“预加防闲，严为之备”的旨谕后，马烨以表示对明太祖献忠，于是将水西酋首奢香抓到都督府殿堂，脱掉官衣赤身裸打，想以此法激起诸罗罗反，只要奢香诸罗一旦行反，以作准备“须加防闲”的都督马烨就好一网打尽诸夷罗部，以流官取而代之。然，水东刘淑贞在被明太祖诏见之时，将所发生的事件呈诉后，太祖曰：“汝等诚苦于马都督乎？吾将为汝除之，然何以报我？”奢香叩头曰：“贵州东北间道（指思南）可入蜀，梗塞未治。愿为陛下刊山开驿传，以通往来，令（吾）子孙世世不敢生事”（《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二35、36、37页载）。当君臣之间达成了这样一个政治条件之后，明太祖 “召烨至，数其罪，斩之”。一次偶然发生在因贵州都督马烨裸挞水西酋长奢香夫人的事件，使明太祖终于获得了打开贵州西大门建立龙场、陆广、水西、奢香、金鸡、阁雅、归化、威清、谷里九驿站道通往四州云南的契机。作为洪武帝来讲，舍掉一个小小的马烨都督得到的是从贵州腹部经水西奢香辖地通往四川云南的战略通道。
在东部，朱元章立即开始着手对“贵州东北间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的黔中田氏施行调虎离山之略。黔中田氏和十大姓汉军集团，是一个历经隋、唐、北宋、南宋、元直至洪武帝自己执掌的明朝时，这个集团已在黔中繁衍栖息了数百年。对这样一个根深叶茂的强宗大族组成的集团军，当洪武帝统朝下的军政势力一踏进贵州，就对这个军政核心的田氏施行圈定分治，并离间二田。因“永乐平田事件”，明朝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以五万军队围剿思南（今地）宣慰使田宗鼎（二十七世），围剿思州（岑巩）宣慰使田琛（二十六世）之史事时，历史将宣告结束黔中十大姓汉军之首，主宰黔中八百三十一年（582年——1413年）的以思为中心的军政集团，从而结束了十大姓以黔南路创建黔省贵州三百年（1119年——1413年）的统绝权。
明末万历、天启、崇祯间，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叛乱，攻占重庆、遵义，水西宣慰同知安邦彦诱挟宣慰使安位响应，攻占毕节、安顺、贵阳及云南沾益(今宣威)，杀明贵州巡抚王三善。明王朝调聚川、滇、黔大兵进军水西，奢崇明、安邦彦战死，安位因年幼得免，被迫献水外(鸭池河以东)六目归降。明遂改贵州宣慰司为水西宣慰司，仍以安位为宣尉使，并规定其不得干预军民两政，安氏辖区和势力大为缩小。清初，水西宣慰使安坤纳款请附，并屡助清兵剿灭踞守水西的明军余部，对清王朝统一西南起了很大作用。康熙十二年(1678)，吴三桂反，安坤遗腹子圣祖得彝族各部支持，在威宁起兵，助清兵平叛，先后收复大定、黔西、遵义各地，安圣祖得复任水西宣慰使。三十七年圣祖病死，乏嗣袭职，清政府乘机改土归流，至此，水西土司在黔西北的统治结束。也代表了水西当地土司势力的灭亡。
设立巡抚偏沅，其主要是发端于播州杨氏之乱。明初时，在播州设立宣慰使司，驻地相当于今贵州遵义市。隆庆五年（1571），杨应龙世袭了父亲杨烈的播州宣慰司一职。万历十四年（1586），杨应龙升任都指挥使，因从调有功，加封为瞟骑将军。万历十四年，因向朝廷进献大木美材七十棵，受赐飞鱼服与都指挥使职。杨应龙主政播州时期，播州疆域南抵黔南东坡、烂桥，东南至清平（今凯里），东止龙泉司（今凤冈县）境，北倚重庆府，西北靠永宁（今四川叙永）、西迄沙溪城（今金沙县境内），这个杨应龙也太不会攻关，只听命于四川布政司和朝廷，贵州布政司在杨龙眼中根本不算老几。贵州布政使（巡抚）、巡按管辖地域虽小，但也是一方诸侯，岂能容人小视？万历十八年，贵州巡抚葉梦熊向朝廷举报杨应龙“凶恶诸事”，巡按陈效历数杨应龙“二十四大罪”，欲置杨应龙于死地而后快。谁知四川巡按李化龙要调播州杨应龙家兵去松潘平定土著民族动乱，奏准朝廷“暂免勘问，俾应龙戴罪立功”。只言片语中略露杨应龙的罪恶为“用诛罚立威，五司七姓不堪其虐”。“五司七姓不堪其虐”，指的是杨应龙没收治下播州长官司（今遵义市红花岗区、汇川区、遵义县）、白泥长官司（今余庆县白泥镇）、余庆长官司（今余庆县敖溪镇）、黄平安抚司（今黄平县）、容山长官司（今湄潭县）、草塘安抚司（今瓮安县猴场镇）、真州长官司（今道真、正安二县）不受节制的长官和庄主的官庄、田地、房舍、女人，赏赐给湖广、贵州两地逃难到播州的苗民，也即凡不服从官府统治者，都在李化龙惩治之列。
朝廷诏命黔蜀两省会勘，杨应龙赴蜀而不赴黔。二十年，杨应龙赴渝受审，依法当斩。时倭人进犯朝鲜，杨应龙请求献金赎罪并带兵征倭，朝廷允准。继任四川巡抚王继光坚持严提勘结，杨应龙抗命不出，朝廷下令进剿。二十一年，王继光会兵进剿，抵达娄山关。杨应龙诈降，暗地遣兵据关冲杀，官军大败且死伤过半，王继光被革职。二十三年，兵部侍郎邢玠命重庆知府王士请令杨应龙至秦江听勘。杨应龙缚献黄元等12人抵斩，并请纳银四万两助采木赎罪。朝廷允准，以子杨朝栋代其职、次子杨可栋留渝作人质。不久，杨应龙闻次子死，拒缴赎金。二十四年，杨应龙派兵袭掠余庆、大呼、都坝，焚劫草塘二司及兴隆、都匀各卫，围黄平，戮重安长官家。二十五年，流劫四川江津、南川诸邑，袭击贵州洪头、高坪、新村诸屯，并侵扰湖广48屯，朝廷震怒。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贵州巡抚江东之等率兵3000进剿。杨应龙令其弟杨兆龙、子杨朝栋至飞练堡迎战，官军无一生还，江东之被革职。也就是那一年，明朝援朝抗倭战事已经结束，万历皇帝决心平定杨应龙叛乱。
同年五月，李化龙再度出山，奉命节制川、黔、湖广三省军务，主持平播战事。杨应龙于官军集结前率兵八万陷案江，纵兵血洗秦江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初春，明军各路兵马陆续汇集播州附近。李化龙持尚方宝剑，主持讨伐全局，坐镇重庆；郭子章以贵州巡抚坐镇贵阳；明军分兵八路进剿：总兵刘珽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4余万人。八路大军中，刘珽绰号刘大刀，是平倭名将，夙有威名，所部骁勇善战。綦江在播州的北面，杨应龙也以重点屯兵于此，以其子杨朝栋亲领苗兵数万进行防守。然而，苗兵畏惧刘珽，一听“刘大刀至矣”，往往不战而溃。罗古池一战，杨朝栋差点被俘。刘珽率军一直攻到了娄山关下。娄山关是杨应龙老巢海龙囤的门户，与海龙囤并称天险，易守难攻，但是，却被刘珽在四月至六月两个月内连续攻破。六月初六日，杨应龙见败局已定，与爱妾周氏、何氏关门自缢，儿子杨朝栋、弟杨兆龙被俘。战役前后历时114天，斩杀杨应龙的部队2万人。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二月，李化龙班师回朝，并将杨朝栋等69人押解到京师，磔于闹市。至此，平播一战以完胜结束。
偏沅巡抚，在万历二十七年初设时，因“以征播暂设”。《明史》之“李化龙传”又曰：万历二十七年讨杨应龙，“帝以楚地辽阔，又擢江铎为佥都御史，巡抚偏沅。湖广设偏沅巡抚自铎始也。”《神宗实录》卷344，万历二十八年二月乙亥（1600年3月15日）：“以川、黔用兵，偏沅添设巡抚，上用江铎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偏、沅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十月壬辰，兵部复湘、桂会剿皮林叛苗，宜令抚臣江铎暂驻偏、沅进剿。”……这些记载都说明了，为什么要设“偏沅巡抚”，首任巡抚是谁，以及设偏沅巡抚之迄始设时间。
据有关资料载：偏沅巡抚是由一个叫萧重望人最早提出来的，萧重望，字剑斗，明朝贵州思南府（今贵州思南县）人。明神宗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举人，次年成进士。初任河南阌乡县知县，调祥符行取，再拜云南道监察御史。告养归，服除起官，进都察院佥都御史，不竟其用，卒于官，时人深感惋惜。萧重望操行严正，学问高深，在河南作官时，多有政绩。任御史时，曾四次奉命巡视，上疏奏章数十起，所言皆是国家要事。告养归时，仍疏安边五事：请置偏沅巡抚，复云贵总督，设思南府同知、建印江县学，增置安化县等。偏沅巡抚就是这萧重望建议设置的。
当杨应龙之叛平定后，仍令江铎暂驻偏沅，以便“会剿皮林叛苗”。《明事断略》述及嘉靖时曾在辰州开府设官镇压诸苗之事后称：“治苗之法，剿抚互用可也。呜呼！开府辰州，虽一时权宜，然三省苗徒不时蠢动，提督军务，必不可少。后来偏沅巡抚之设，仿此事而行之者欤。”从这里又说明，偏沅巡抚之设除了“征播”外，还有一项就是针对“苗事”而设立的。但播已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被征”了，偏沅巡抚的设立，那绝对是基于对苗民用兵的需要了。其职责当有改变，当然就要偏重防苗。据《镇远府志》（乾坤）说：“土人所在，多有在施秉者，多思、播流裔。”施秉、偏桥之地，还蛰伏着没有被消灭了的“思、播流裔”，稍不加防备，思州和播州的这些“流裔”会蠢蠢欲动，一旦烽烟再起，后果不堪设想。
《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八年七月戊辰（1600年9月27日），兵部复：偏沅巡抚江铎守制回籍，“其添设巡抚衙门，贼阮藩平，宜如原议。允之。”则偏沅巡抚初无衙门，至此方设。也就是说，在设立偏沅巡抚的1599年，这个偏沅巡抚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的，是在设立的第二年，才由江铎打报告给朝庭，第二年才建立巡抚衙门的。那么这个巡抚衙门置于何地，《镇远府志》和《施秉县志》均没有记载。《施秉县志》（民国稿）只记载有县署和千总署。据载：“县署，在城内。明代未设有署。清康熙二十六年，知县杨懋德以官田易土官李文慰大门东门内朝南住宅为署。”说明其地点在现县政府宿舍。咸丰六年（1856）年，该衙署毁于战火。同治十年（1871），知县任祟儒以马家沟马姓绝产地址重建，也就是现在的县政府所在地。志又载：千总署，在县城北门内街后王家坡下。也就是现县委的后面坡脚。
其实，与这两个县署和千总署不相关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当地人叫老衙门，苗话叫“荡亚楼” ，苗语写作daix ngax lul。上世纪八十年代，仅有九户苗族人居住。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会被称作“老衙门”，我想：这里既然排除了县署和千总署所地在，这个叫老衙门的地方确信就是偏沅巡抚所在地了。
张廷玉等.《明史》卷六中说说得清楚“巡抚偏沅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其规范性名称表述是“巡抚偏沅地方赞理军务”。这个偏大沅巡抚管理的范围有多大呢？有的史料说“偏沅巡抚，挈一州一卫”。明史无明确记载，我们不知道偏沅巡抚辖区。《国榷》卷96：崇祯十年七月己巳（1637年8月22日），“陈睿谟为右副都御史，提督偏沅军务，巡抚湖南、湖北”。据勒润成先生考证：初应为明嘉靖二十七年“湖广贵州四川总督”直辖之地，估计应含湖广常德、辰州二府，四川夔州府东部地区，四川酉阳宣抚司，平茶洞长官司，湖广施州卫，永顺宣慰司，保靖州宣卫司，靖州直隶州及贵州东部地区，并推测贵州思州府、镇远府、黎平府亦属偏沅巡抚管辖，这就不仅仅“挈一州一卫”了。
清顺治元年，当明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进入北京，爱新觉罗•福临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三年（1646）正月，清军南下入湘。次年，陷长沙、湘阴。至六年八月，清军定湖南。清朝建立后，承袭了明朝中叶以来已经制度化了的地方督抚制度，偏沅巡抚亦予保留。
清军南下入湘的前一年，即顺治二年七月初十（1645年8月30日），朝廷即“以高斗光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抚偏沅”，仍驻节沅州。又，《陶密庵先生年谱》顺治十年二月条记载，“清偏沅巡抚金廷献得先生……夜，集鞫于真武庙。按：长沙巡抚行辕左侧，旧有玄武庙，亦号真武庙”。则偏沅巡抚又当时常外出，长沙即曾作为其暂驻之地，设有行馆或办事机构。时湖南北均属湖广行省，偏沅巡抚、湖广巡抚并立。康熙三年三月十二日（1664年4月7日），清廷对两湖的行政辖境作了明确的划分，“以湖广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州、荆州、襄阳、郧阳八府归湖广巡抚辖，长沙、衡州、永州、宝庆、辰州、常德、岳州七府，郴、靖二州归偏沅巡抚辖”，并“增湖广按察使员缺驻长沙府”。依照自然地理形势划分后的两湖行政辖境，使偏沅巡抚辖有湖广行省的南境，洞庭湖以西以南和五岭以北的广大地区成为一个有机的行政整体。四月初一日（4月26日），朝廷命湖广右布政使移驻长沙，辖长、宝、衡、永、辰、常、岳等七府，郴、靖二州。[25]闰六月十二日（8月2日），命偏沅巡抚自沅州移驻长沙，事在周召南任内。雍正二年（1724），以官名与地不相符，偏沅改为湖南，事在魏廷珍任内，“偏沅巡抚”之名遂废。
偏沅巡抚远去了，我这里旧事重提，主要是让人们了解一下施秉偏桥曾经的历史罢了。
参考资料：《明史》（张廷玉等 著）、《明清两朝偏沅巡抚试探》（杨锡贵 著）、《神宗实录》、《贵州通志》、《镇远府志》、《施秉县志》、《明会要》（王世贞著）、《明代儒臣朱英家族户籍考》（陈靖华 著）
二0一五年三月十七日于偏桥古镇
作者：贵州省苗学研究会 吴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