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幸福院的“高塘模式”
近年来，特别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数量急剧增加，经济基础、生活环境、文化素质，医疗水平等方面都相对比较落后，远远不能满足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空巢化的趋势加剧，失能、半失能老年群体不断扩大，老年人对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精神文化等需求也日益凸显。如何解决农村空巢养老问题，也成为考验政府治理能力和管理智慧的时代命题。与时俱进的养老政策，仍旧赶不上社会迅速老龄化的进程。而现实中，由于农村物质条件、基础设施和配套制度均落后于城市，农村空巢老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状况非常令人不安。
施秉是个苗汉杂居的地方，全县有人口17.5万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有21888人，占总人口数的12.5%。农村幸福院是由村民委员会主办和管理，立足于、日间休息、休闲娱乐等综合性日间照料服务的公益性活动场所，也能同时让农村非五保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农村幸福院不同于现有的乡镇敬老院和五保村。农村幸福院建设资金筹措采取"集体筹一点、个人掏一点、政府补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办法。自2013年起，施秉县实施“农村幸福院”项目以来，全县共建21个幸福院。
本文就现实农村养老及“幸福院”建设问题，以施秉县杨柳塘镇高塘村为例，作一些探讨，其目的是努力寻求破解“幸福院”的新困境。
“幸福院”的现状
当下的“幸福院”其基本的模式无外乎是“找几间房子，挂几块牌子，有几张桌子，有两张床子，有几副牌子，制度上墙子，屋里面坐着几个老头子”，也就成了“幸福院”了。走近任何一个村子都是一样的，这似乎符合上级的“统一模式和标准”。如果是设在村委会里面，当然还有卫生室、图书室、娱乐场地等等。如果不是这样，其实活动并没有真正的开展的起来的。
在走近民族地区的“幸福院”调查中，我们发现上面给的东西不少、健身器材、床单床垫、麻将桌子，乒乓球拍，还是音响等等。这好像有了这些东西，其幸福院的里的老人“幸福感”就来了式的。其实不然，凡上了年纪的六十岁老人大多没有文化，他们和她们从来就没有接触过什么棋牌之类的东西，更不要说麻将了。特别是配的麻将，有的村子甚至十分反感，他们说“麻将是些游手好闲的人才打，拿来给我们？”这些“好事”仿佛讨好不得好。
现说那几间房子，其实有的地方是用村委办公室做的，平常里并不多开门，就是开门了，百姓还是不敢贸然进入。领导在办公，你去那里干嘛！现在村干也实行签到制，影响别人工作。而有的闲置房子虽然说可以利用，但都很破烂，加之无人管理，即使是办成了幸福院，也等于是个空壳子。这不怪谁，关键谁能去管理，村里干部也才三大头，管不到，也管不了，这种局面实在让人尴尬。
再观社区幸福院，我们总感觉幸福院也不过一张牌，其实就是麻将室。没事打点小麻将，娱乐娱乐，也算“幸福”一下。有次我们去搞幸福院调查，想拍一点资料，负责人就打招呼了“麻烦请不要拍，他们不是赌博，只是打点小麻将而已。”显得胆战心惊，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只是拍点资料，说明他们幸福院活动开展得好。这也就才打消他们的心虚念头。
我们这里想说的是，如何让幸福院产生幸福感来。下面是黄金屯组给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祝寿活动，诠释了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
一场祝寿宴的启示
早在半年前，黄金屯组的几个回乡青年便开始筹备起来，他们说要给老人们过寿。过寿还不简单，笔者在民政部门工作过，就知道，几包糖，一斤酒，送点钱，就这么简单。白明亮是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在贵阳开办一个公司，他是这次祝寿活动的发起人，他还邀约着村里的李有华、李有铭、雷天军、吴通银、傅万银、吴安祥、陈和应、李有政等9人，分别出钱2000元至20000元不等，共筹了五万五千多元。他们就用这些钱购买了衣服，每人一套，毛料的。按体量尺，做得十分的合身。发起人白明亮说：“我在外打工，现在有了点发展，我想起我们寨子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头朝黄泥背朝天的在做活路，一辈子辛辛苦苦。我们这些在外的打工仔应该记得他们，让他们有个快乐的晚年，为他们祝寿是我们应该做的。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人人都敬老，社会才更美好。”没有华丽的词汇，都是些朴素的话语，着实让人感动。或许这些年轻人并没有读过二十四孝的故事，然而年轻人敬老爱老的行动，把这温馨与美好的“孝”字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个村子没有建幸福院，而这里的年轻人则做出的事让老人们产生“幸福感”来。这给了我们的启示，那就是“幸福院”应该如何办才能让老人们产生共鸣。
幸福院的“高塘模式”
围绕加快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步伐，我们认为，农村幸福院应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原则。在这方面，施秉县杨柳塘镇高塘村做得很好，不失为开办幸福院的精典实践。
高塘村是一个典型的苗族行政村，全村有四个自然寨，主要是有翁兵、蛇昌坪、中夸和高塘四个自然寨，共有14个村民小组，689户，3565人，全是苗族人口。在这些人口中，吴姓占99.99%。六十岁以上的人口有445人，占总人口数的12.5%。高塘村是个风景秀丽，民族风情浓郁的地方。这里有高塘湖泊，中国最大的捉鱼节——高塘卯节，因其体现原始社会集体劳作的场景而受到人类学民族学家的肯定，评价为“原始共产主义的活化石”；这里有遨郁河谷风光，其喀斯特沉积岩，钟乳石形态各异川洞，早在乾隆年间就入《镇远府志》；高塘河谷里的水车从明代开始就已转动，至今天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垮自然寨至今还保存着一千多年的消防习俗，一年一度的“驱鬼火”节，让这里五百多年建寨以来，不曾发生过火灾；这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刻道》的申报点，古歌文化传承人有几十个之多。这里的苗族人十分重视文化的发展，仅在民国的同一时期，一个只有不到百户人家的村子，建设有私塾三个，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贵州省老省长王朝文同志就曾在此读过五年的私塾，所读的课本至今还保存在村寨里，也正因为如此，王省长还给家乡人题写了寨门……如此等等。
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力进城务工、经商，中垮自然寨也存在着“空壳”化、“空巢”化、人口老龄化、生活贫困化问题、养老隐性问题。作为苗族地区，这里最突出的是“一小一老”问题。小的是在老一代人的扶持下读书，而更老的一代七八十岁了，则成为生产劳动的主力军。很难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等问题。在这个小村“所养”问题不算大，苗族人都有家庭赡养的传统习俗，，但“所乐”“所为”就很少了。
2015年8月，县老龄协会选择了该组作为幸福院的点。先是成立了老年协后，老年协会都是由一些老村干、老党员、退休人员、医生、老教师等组成。于是，又腾出了几间房间，名就叫“幸福院”。组织几个人，然后挂一个牌子就“幸福”起来了？当然不是。先是一套套的规章制度挂满了墙壁，不几天货就送来了。有桌子椅子、饮水机、床、图书、音响、电视、电脑、麻将桌、羽毛球，还有一些休育器材等等。这下我们才知道，县老年协会是办实事的。不过，看到拿来的东西，大家高兴不起来。为什么？老人们回答：有书我们不认识，有麻将我们不会打，有球拍现在学来晚了……怎么办？幸福感出不来呢！
高塘村民族文化十分丰富的地方，这里流传着古老的古歌古词，苗族大歌、酒歌、古词等等，这得靠口传心授。这里也是芦笙文化的传承地，芦笙词就有是上百首之多，也得有人挖掘和传承。民族地区有民族地区的特色，要想把这所乐所为的事做好，就得结合当的实际情况。当麻将桌搬进幸福院的时候，老人们是有想法的：“学好不学，要我们学坏？”我们不能说老人们的话是错的，在高塘村你确实找不到打麻将的人。老村干吴玉和说：没关系，我们有这个架子搭起来了，有个地方给我们摆摆门子，吹点芦笙，唱点苗歌也还不错，大家来幸福院玩玩也是好事。这仿佛提醒了大家。于是有人提议：能不能给几面鼓，给几支芦笙，能不能给个放录相的功放机，能不能给几条板凳……因为这对于对于传承民族文化比较重要，而且他们的快乐是在他们所喜欢的娱乐上。确实如此，幸福院就是要让老人们玩出“幸福感”来，幸福院的设备也得根据情况给予配置。县老年协会考虑到了这些，他们给老年人们购买民芦笙一组（五只），购买了皮鼓，铜锣（当然有的没有到位），这让老人们感到满意。吴龙金是芦笙文化传承人，他说，给我们一块场地好得多，吹吹芦笙还可以摆摆门子。
施秉县苗学会会长，原县人大副主任潘家相同志听说这里老年幸福院办得好，有唱的有跳的。潘会长以“文化扶贫”的名义，七十八岁了，非要携老夫人跑到这里来，来做什么？来做文化传承。他一住就是几个月半年不回家。现在培养有自己的板凳舞队、刻道歌队、古歌队等等。今天到这里来的好多老人就是他的队员。
吴玉海（已过世）亦已八十七岁了，他把放在床头柜里的《刻道》歌书翻了出来，教授年轻人。每到幸福院里一坐就中半夜鸡叫才回去。
要说这最努力的还有一个老人，那就是耇龙金。他七岁学吹芦笙，十一岁敢到芦笙场上亮相了，凯里、黄平以及施秉等地，大大小小的芦笙场里混过，得了不少的奖励，也成就了一个芦笙师的地位。他那支队伍从来不缺席过任何一个芦笙会。然而，对吹芦笙感兴趣的年轻确很少。他通过在幸福院里和老人们交谈，一些老人又回家对子女作动员，现在又有人学吹芦笙了，队伍发展到十八人，他终于缓了口气似的：我现在又有接班人了。
举以上这些例子，目的主要是我们认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很重要，没有幸福院老人们组织不起来，老人们无法交流感情，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就无从着落。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然而，在所谓的外来文化以铺天盖地的气势滚滚而来，威胁着民族文化的延续与生存，这促使我们必须对民族文化作出反思之后新的反思，并且作出理性的选择。而我们的一些村就是以幸福院为依托，既能给老人们带来了幸福感，又能将民族文化传承下去，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我们的上级民政部门、老龄协会，应多从实际出发，配置一些更适合老年人们的器材和设备，发挥老年人们的余热，增强老年人们的幸福感。
施秉县民政局 吴安明 吴安贵
二0一七年九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