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旧州考察时，多数的人承认旧州就是古且兰国故地。但就是说没有强有力的史料支撑。查百度百科，有记载为：“战国至汉初古国。在今贵州福泉、贵定、龙里、贵阳、黄平、都匀等市县一带。战国楚顷襄王遣庄蹻入滇，攻克其地。西汉元鼎六年(前111)伐南越，发南夷兵。《史记·西南夷列传》 载：“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以击南越之军还诛且兰君，平西南夷为牂柯郡, 于且兰地置故且兰县。”也就已说明了且兰就是旧州。

        在司马迁著《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条中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乔将兵循沅江上，略巴、黔中以西……。乃至南越反，上使驰义候因键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键为太守。”这是最有权威的最早记录。《后汉书》卷一百一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载：“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乔溯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琢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琢船牂牁处,乃改其名为牂牁。牂牁地多雨獠，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无蚕桑，故其郡最贫。”可见庄乔灭夜郎后，以且兰有琢船，而将且兰改为了牂牁，牂牁即为古且兰地。也就是说班固的《后汉书》延续引用了司马迁的史料无疑。最有权威的《汉书•地理志》诠释：“沅水出牂牁，东南至益阳入于江，过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无水首受故且兰，南入沅。”又《水经注•无水》载：“沅水出故且兰县，南流至无阳县，无水又东南入沅。”非常明确地阐明了潕水（无水、沅水）发源于且兰，第一个经过（首受）地且兰（即今天的贵州黄平旧州），这是存在着的事实。

        旧州，苗族叫“旺介”或“旺遮”，翻译成汉语为“皇城”或“皇帝居住之地”。那么，为什么又出现一个叫“且兰”的名称来？其实“且兰”和“旺介”或“旺遮”是同意语。“且”是苗语中所谓的“城”，比如，镇远城，苗语叫“且锡怨”，黄平城叫“且希用”。而“兰”呢？就是苗语中的“人”。“且兰”译成汉语也就是“居住着很多人的城”，简称“且兰”。苗族社会历史以来都是一个平等的“上无君主”的社会。你不看在榕江县的苗王庙，那里供奉的苗王，并没有穿着华丽的服装，而是一个穿着草鞋的老者。由此可以看出，且兰王所统治下的社会才可能是“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无蚕桑，故其郡最贫”的地方。

         我们这里说他是王或皇帝，可能都不妥。那个所谓的王或皇帝充其量是个寨老或巫师。只是说他在那个国度里威望和地位高点而已。旧州和偏桥（现施秉）是一河相连，相差只有几十公里，这在战国时，向为“滇前楚尾”。就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一个叫“旺间嘎”（汉名叫黄平街）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且兰统治下的一个村落十分可能。其左证是偏桥（施秉）发现了编钟。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近代，在中国云南、山西和湖北等地的古代王侯贵族的墓葬中，曾先后出土了许多古代的编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现的曾侯乙编钟。1978年，湖北随州南郊擂鼓墩的一座战国时代（约公元前433年）的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无独有偶，1992年下半年，黄磷厂职工宿舍在挖地基时，出土了两件文物是青铜器，它酷似编钟。与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风格一样。而与云南、山西区别太大。湖北为古楚地，能在施秉发现这样的文物实体，这在贵州是首次发现。它的出土，将施秉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的历史。同时，也证实旧州和施秉在汉之前曾为楚地，编钟是王公贵族权势的标志，那么，庄乔入黔并带来了编钟或是偏桥曾就是这个楚国的属地吗？可能性最大的是庄乔到来，这里才成为楚国属地或属国。或者，且兰本来就是楚国的属国或属地。

        我们知道，在明朝之前，施秉至黄平一带都是苗族居住，也就是郭子章所说的“四面皆苗穴”，明白无误的证实，这些地方在明代之前皆为“化外之地”。又因为是化外之地，其中原政府很难经过这些地方通达云南。我们所说的“五尺道”、“驿道”和“古通道”，其实都是一个时代前后的问题。秦有“五尺道”没经过这里，元代修“一线路”那也是零星把戏，没有正式通行，中原政府要去云南，多是走“僰道”，也就是从四川宜宾县再转向西南行。能通云南的捷径应该是明代，也就是奢香夫人以偏桥（现施秉县城）为中心的“龙场九驿”。 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贵州都指挥使马晔,执大汉族主义偏见,无端污辱袭贵州宣慰使职的奢香。奢香忍辱负龙场九驿残存路段和桥梁重，上京面见朱元璋，状告马晔。朱元璋召回马晔，定以“开边衅，擅辱命妇”之罪，将其下狱，并赏赐奢香金银及丝织品等物。奢香为报答朱元璋的恩典，愿刊山通道以给驿使往来。奢香回到贵州后，一面宣扬朝廷的威德，使人心安定，一面履行诺言，亲率各部，组织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披荆斩棘，开辟了以偏桥（今施秉县城）为中心的两条驿道：一条经水东（今贵阳东北）过乌撒（今威宁）达乌蒙（今云南昭通）；一条向北经草塘（今修文县内），六广（今修文六广镇）至黔西、大方到毕节二铺迢迢500余里，史称“龙场九驿”。

        那么，“庄乔溯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琢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又是怎么样一回事？《史记·西南夷列传》：“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也就是说，庄蹻是楚庄的后代，是个苗族。到了楚威王时，派庄蹻去西南攻打夜郎。他是溯沅水而上的，到了且兰之后，他把船停放在且兰这个地方，然后去攻打夜郎国的，后来灭了夜郎国后，去到滇池，并在那里建立了国家，自己当上了滇国的皇帝。《史记》的语句写得十分的简洁，也十分的明确。庄蹻到且兰显得十分的平静，他的军队把船停放在且兰国领地，且兰国王没有一点意见，这就说明且兰国王和庄蹻明显有某种关系。从族别来说，他们均为“苗裔也”。否则，浩浩荡荡的楚军压境，并不损一船一舸，而且还放心的去攻打夜郎。如果不是这种“苗裔”关系，能办到吗？至于又有且兰被灭而建成犍为郡，那是后来的事。也就是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的“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那件事。

        关于“牂牁”。有人说是乌江，有人说是盘江，还有人说是蒙江，更有人扯得远点，广西右江也加入了“牂牁”的行业。很多人都是拿出了自己的证据加以证实，并且都说证据都“无懈可击”。一条小江，能引起大家“众说纷纭”，充其量是想把自己地方的历史拉得长一点，以满足“历史悠久”的心态罢了。

         说“牂牁”是乌江，最早见于清康熙时的贵州巡抚田雯所著的《黔书》上，田雯十分肯定“牂牁江即今乌江”。清嘉庆年间进士张澍在他的《续黔书》也跟着打呵声：“牂牁江即乌江西无疑”，他们的根据来自于《华阳国志》中的“改且兰为牂牁”而定牂牁即乌江之说。其实他们的说法，就是源于明嘉靖年间思南知府洪价的《思南府志》和万历末年浙江宁海人王士性的《黔志》。但他们都没有读《史记》所说的“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概念。

        蒙江说的理由，是明万历间贵州巡抚郭子章所著的《黔记》，因书中有 “定番（即惠水）有牂牁江”的说法。他们不知道“沅水”的流向，水系都弄错了。

        而广西右江说，根据来自于明高辑的《三江源流考略》和清周作楫主修的《贵阳府志》。高氏说：“牂牁江，源出云南土富州，入四川境，到剥塞市合泗城江，下四州、奉仪，至合江镇与交趾江合”，《贵阳府志》亦云：“郁水为今西洋江”。和前“说”一样，均犯了同样的错误。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了牂牁江的水道情况。《水经•郁水注》条下说：“郁水即夜郎豚水也。豚水东北流迳谈藁县东，迳牂牁郡且兰县，谓之牂牁水。”这里说到了“且兰”，也说到了“牂牁”。既然都认可了且兰，为什么不认可牂牁的存在呢？

         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暑朝议大夫、镇远知府蔡宗建就曾对“夜郎、且兰、牂牁”进行过考辨。他认为“夜郎、牂牁，名称不一；城域、治所，亦无确据。然自偏桥以西，镇远以东，辰、沅以上皆其地。”理由是“沅水源于潕水”。潕水就是舞阳河，又称无水，源于黄平旧州之都凹山，与瓮安之清明山诸溪水合流。《水经注》云：“沅水出牂牁且兰县，为旁沟水是也。”只有在这条河才可能有“椓船处”。应该说，且兰当在镇远、黄、瓮之间。然则，且兰之名先于牂牁，而夜郎乃统属之称，故有夷州之夜郎、珍州之夜郎。当时称夜郎的地方很多，夷州之夜郎、巫州之夜郎、播州之夜郎、龙标之夜郎。夷州，则思州、石、思皆其地；珍州，则正安，桐梓、蜀之綦江皆其地；巫州，则辰、沅、靖皆其地；播州，则平越、遵义皆其地；龙标，则黎平、铜仁皆其地。人们只知播、蜀之为夜郎，而不知镇远以东，辰、沅以上皆夜郎也。其上述所说的“夜郎”是为郡县，非“夜郎”国。虽然秦汉而来，全国都建立了郡县制，但那时的夜郎不是郡县而是国家。所以他的结论是：“然【夜郎自大】，恐未内附，何得而郡县之？或如今之交趾，缅甸郡县而不属之内地耶？”由此，将乌江作为“牂牁”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荘豪遡沅水至且兰，椓船于岸而名牂牁”的。沅水不通于乌江。乌江也就不是牂牁江。现在大家用的史料都是根据《后汉书》云：“楚将荘豪，循沅水至且兰伐夜郎，椓船于岸而名牂牁。”这些史料《华阳国志》、《黔书》、《续黔书》、《思南府志》、《黔志》等等，但每一种志书都有意无意将“循沅江”或“泝沅江”三个字去掉。贵州的水道只有几条，它们或入于蜀，或入于楚，可入于粤。入蜀入粤的与且兰无关。只有能入楚并与且兰扯上关系的舞阳河，才可能是真正的牂牁江。

        黄平旧州是且兰故地，牂牁江就是潕阳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