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与“东蒙”伏羲太昊

 

“东蒙”伏羲太昊与苗族[1]

作者：石朝江

 

目 录

1、“东蒙”名称的由来；

2、“东蒙”为古苗人的考证资料；

3、“东蒙”为古苗人的民俗资料；

4、“东蒙”为古苗人的考古学资料；

5、炎、黄自上古西部“氐羌”的资料

司马迁《史记》以黄帝为起点记叙中国的历史，形成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其实，黄帝之前，中华民族还有一段可考的历史，即7000年前的伏羲太昊时代。

根据中国史籍资料记载、苗族心史传说、学人研究以及考古学资料印证，苗族源自上古的“东蒙”人即伏羲太昊部族。伏羲时代是苗族的启蒙时期，也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发轫时代。

 

一、“东蒙”名称的由来

林惠祥认为民族史中“着眼历史上民族”和“注意于现代民族”，这两种民族分类方法是并行不悖的。他说：“盖民族史内对于民族之分类应有一种历史上的分类，复有一种现代的分类。历史上之各民族混合分歧之结果便成为现代之民族，故此二种分类可由于指出其民族变化之线索而接连之，不致互相柄凿……民族史若不能将历史上之民族指明与现代民族之关系，则民族之演变终不能明。故民族史宜略偏重历史上之民族，就历史上民族而分类及叙述，但亦应顾及现代民族之分类，以及其与历史上民族之关系。”[2]

“太古之世，无所谓政治，亦无所谓君主，各分部落，不相统一。剥林木以为兵，用水火以胜敌，强陵弱，大吞小。不知经历若干之岁月，始就由众部而集中为大群。”[3]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如是说。

中国众多的文献资料记载，上古时期，在我国东部平原地带，就“始就由众部而集中为大群”，史籍将这个“大群”称之为“东方君子国”、“不死国”或“伏羲太昊部族”，专家研究考证时将这个“大群”称为“东方夷国”、“东蒙”，“东方夷族”或“东方夷人”。这与夏商周时才形成的“东夷”是有区别的。

翦伯赞、郑天挺在《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注曰：“君子国，不死国，相传是东方夷国。”[4]

王献唐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考证了蒙(苗)人的来源，他说：“伏羲亦作伏牺……蒙阴一带，初皆蒙族聚处之所……所居之地名蒙，所处之山亦名蒙……伏羲后裔，周有密须四国，为东蒙主……知东蒙一带，固伏羲子孙旧壤也。伏羲之后，有东蒙氏……东为方名，殆对宋国诸蒙在西者而言，又知蒙为伏羲族氏矣。族以蒙名，所居之地，故以名蒙。蒙在东方，故言‘东蒙’，合地名氏名以证伏羲，知伏羲为蒙族”。[5][6]苗族从古至今，自称为“蒙”，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太嗥是其中一族的著名酋长。太嗥姓风，神话里说他人头蛇身(一说龙身)，可能是以蛇(或龙)为图腾的一族。陈(河南省淮阳县)，相传是太嗥之墟。春秋时期，山东还有任、宿、须句、颛臾四个小国，说是太嗥的后裔。相传伏羲画八卦，按伏羲与太嗥向来被当作同一个人的名号，事实上伏羲是指远古开始有畜牧业的一个时代，太嗥则可能实有其人。”[7]

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则说：“太嗥，号伏羲氏。据说：‘伏羲作卦’，已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事了……传说太嗥是风姓，应同九夷中的风夷有更直接的关系。风夷在夷人氏族部落中居于首要地位，因而太嗥又是所有夷人想象中的祖先。”[8]

可以看出，翦伯赞、郑天挺认为君子国是“东方夷国”；王献唐认为蒙在东方，故言“东蒙”，伏羲为蒙族；范文澜，郭沫若认为伏羲与太嗥是同一的，是居住在东方被称为“夷族”或“夷人”的祖先，而不是华夏族的祖先。他们所说的“东方夷国”、“东蒙”、“东方夷族”，“东方夷人”，都是指向7000多年前的“伏羲太昊部族”，而不是指夏商周时才形成的“华夷五方格局”中的“东夷”，因为伏羲太昊时期还没有“东夷”的概念，还没有华夷的区别。“东蒙”的风姓一支最早进入中原，诚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说：“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9]华夏发祥于中国西部，黄帝后来打败蚩尤后才入主中原，夏商周时“华夏居中土，夷蛮处四方”时的“东夷”是上古“东蒙”人伏羲太昊的后裔，至春秋时全部融入到华夏族中去了。

在上述“东方夷国”、“东蒙”、“东方夷族”，“东方夷人”的四种称谓中，我们认为称“东蒙”最适合，苗族从古至今自称为“蒙”，“东蒙”即居住在东方的古苗人。

上古“东蒙”、“东方君子国”或“伏羲太昊部族”，是中国史籍记载最早的原始部落群团。该原始部族比司马迁《史记》以黄帝为开端的“炎帝、黄帝、蚩尤”早了2000多年。苗族源自“东蒙”即“伏羲太昊部族”，不是说苗族是“伏羲太昊部族”唯一的后裔，事实上，苗族只是上古“东蒙”人蚩尤与炎黄逐鹿中原的风姓集团那一支的后裔。上古“东蒙”即伏羲太昊部族也是后来华夏族即汉族的一个重要来源。

我们知道，大量史籍资料记载中国经历了“三皇五帝”时代。“三皇五帝”的说法很多，从古至今，人们倾向于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三皇时代距今六、七千年，五帝时代则在五多年前左右。东方“东蒙”人的祖先伏羲太昊为什么进入到汉文献记载的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战争促成部落联合，文明共享、文化通融的结果。炎黄蚩时期黄帝打败蚩尤，尧舜禹打败流窜三苗，春秋战国时秦国灭掉楚国，伏羲太昊的后裔绝大部分都融入到华夏族中去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随着华蒙族的交融与和合，上古“东蒙”人的祖先伏羲太嗥也纳入了中华的古帝系列。正如梁启超所说：“自黄帝迄今于舜禹，我族与苗族为剧烈之竞争，卒代之以兴。于是彼族之文明，吸收以为我用。”[10]

 

二、“东蒙”为古苗人考证的资料 

根据中国史籍记载，肯定苗族悠久历史的首推梁启超先生。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和“民族竞争”等新名词。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正式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他说：“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904年,他在日本写成《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一文,他说：“自黄帝迄今于舜禹，我族与苗族为剧烈之竞争，卒代之以兴。于是彼族之文明，吸收以为我用。刑法于是起焉。”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他认为中国民族从总体上可以分为9个派系，第一是华族，其他8个派系为苗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这些民族“皆组成中国民族最重要分子也。”“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9个派系中他把苗族列在华族之后，并强调“彼族之文明，吸收以为我用。刑法于是起焉。”

从上述可知，梁启超最先使用“中华民族”概念，他认为，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有华族、苗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梁启超虽把苗族列在9派系中的第二位，然他说：“齐，海国也。”海国即是上古“东蒙”人居住的东部沿海一带，齐鲁之邦。“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因为“东蒙”人居住在东部沿海边，才有海权思想。当然，上古时代的海权思想与近现代的海权思想不同，上古海权思想不是侵犯与掠夺，至多就是渡船迁徙，而苗族古史歌就有“海边边、造舟船”之句。梁启超说“自黄帝迄今于舜禹，我族与苗族为剧烈之竞争，卒代之以兴。于是彼族之文明，吸收以为我用。”这就充分肯定了苗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苗族先兴，我族(即汉族)卒代之以兴，后起的华夏文化吸收了大量先前的苗黎族文化，许多史学大家都是这样肯定的。

蒙文通先生在《古史甄微》中认为，中国“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他以地域分布称此三系为“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又以传说的“泰帝”(太昊伏羲氏)、“炎帝”、“黄帝”之名而姑且分称三系为“泰族”、“炎族”、“黄族”。他认为三族渊源不同,泰族祖居东方滨海地区(主要是渤海湾沿岸),黄族出于西北,炎族则在南方。三族之中,以风姓的泰族为最古,“中国大陆,古代人迹始居之地,可考见者即在九河(古代黄河在今河北境内的下游流域)”,而“上世华族聚居偏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实为汉族之故居。三族在上古时代更互为王,亦以泰族的兴起为最早。“遂古之王者,多在东方沿海一带”。“风姓之族先于炎、黄二族居于中国,当即为中国旧来土著之民,自东而西,九州之土,皆其所长(君长)”。他强调,三族文化有不同的特色：泰族兼营耕牧渔猎,因出入于海上而“富于研究思考”,“长于科学、哲学”,凡礼、乐、兵器、律吕、算法、医术乃至政令、图典、文字皆创自泰族,其族“俨然一东方之希腊”；黄族为游牧民族,故“强武而优于政治组织”,“长于立法度、制器用”,凡实用器物皆自黄帝始创,“颇似罗马”；炎族尚耕稼,一向“缺乏政治组织”,然“皆率神农之教”,又“崇幽灵、信鬼神”,“长于明妖祥、崇宗教”,故其俗“放旷浪漫”,“颇似印度”。中国文化即为三族所共建,而有先后主次之别,故谓“泰族者中国文明之泉源,炎、黄二族继起而增华之”,早期开化的大体过程是“起于渤海,盛于岱宗,光大于三河”。

从上述可知，蒙文通认为三族以泰族的兴起为最早，“风姓之族先于炎、黄二族居于中国”,以伏羲太昊氏为首的泰族，祖居于东方的滨海地区。泰族为中国文明之源泉,因出入于海上而“富于研究思考”,“长于科学、哲学”,凡礼、乐、兵器、律吕、算法、医术乃至政令、图典、文字皆创自泰族,其族“俨然一东方之希腊”，炎、黄二族继起而增华。这与我们在前面第一、二、三章的考察是相一致的。

蒙文通在他的另一重要著作《古地甄微》中说得更明白：“因疑苗族为中国文化之创始者……于是我东方璀璨之文化，滋与于斯，而展于三河。正所谓因天时地利，而文化之兴，固自非偶然之故也。”[11]他还说：“古之建帝都、封大国，皆自东而渐西，即汉族以外之民族。”[12]蒙文通说的“汉族以外之民族”，即苗族也。

对于学界为什么称“东蒙”人为泰族，称伏羲为泰皇、泰帝？为什么历代易王要封泰山？王大友在《三皇五帝时代》中考证说：“伏羲氏以豫西山地和汝水、涡水、白龟山、鲁山、舞阳贾湖和泰山为中心居邑。泰山于中国，并不是特别高的峻岭，为什么历代易姓而王，非要封告泰山呢？管仲《封禅书》谓古易姓而王封泰山的有七十二家。泰山之所以如此重要，是由于中国的文明教化，起始于泰岱三区一带的羲皇，以泰山一带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盖中国原始民族起于东方，东方尤其泰、岱一带为其故土，木土水源，血统所出，泰山巍然，故凡得天下者，易姓而后，必告泰宗，示不忘本，犹其祭告宗庙之义。泰山者，若祖若宗之所自出，亦犹宗庙也。’封禅的场、坛就是祭祀天、地、人祖的宗庙。羲皇缘泰山而起，为泰地之皇，故又称泰皇。以泰山为祖国，泰地之君为泰皇。易姓封王，封吿泰山，旨在取得合法王天下的正统权：王者承认自己为羲皇的继承者，黎民或异族血统方始承认其政权。”[13]我们认为，王大友先生的考证，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中有一段精辞论述，他说：“‘《史记·六国表》：或曰：东方物所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此等方位地运之说，原不足信。然自汉以前，兴亡之迹，确系如此。”[14]我们认为，《史记·六国表》记载的“东方物所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是符合中国秦汉以前之历史实际的。

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说：“夷或曰东夷，以其居于华夏系之东也。《说文》：‘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东夷之种属至今未明。”[15]可看出，林惠祥没有把“夷”或“东夷”归于华夏系，或许是受到时代的限制，他认为“东夷之种属至今未明”。如前所述，我们认为上古居于东方的是“东蒙”伏羲太昊部族即古苗人，华夏族入主中原后，至夏商周时代被称为“东夷”的人们，是上古“东蒙”人的族裔，经历春秋战国，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被称为“东夷”的人们全部地融入到华夏族中去了，也可能有一些融入到百越或其他族团中去了。

杨娟、杨庆林等著的《中华民族通史论纲》考证说：“中华民族经历了上万年至数万年，这个发展进程从未中断，炎帝、黄帝、蚩尤时代并非起点，向上溯还有很长时期的历史，这段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是真正的中华民族起源阶段。当时(炎、黄、蚩尤时代之前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古人长期生活在华北平原、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他们尚处于未分裂的状态，我们将这些中华古人称为古苗人，将他们生活的那段历史时期称为古苗人时期……古苗人时期起始于古代伏羲时期……古苗人的栖息地是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些地区就是后来的古华夏的区域。”[16]

我们认为，杨娟、杨庆林等的考察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历史的：古苗人时期起始于古代伏羲时期，当时他们尚处于未分裂的状态。古苗人的栖息地是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些地区就是后来的古华夏的区域。我们还是重复用夏曾佑来说，“古时黎族散处江湖间，先于吾族，不知几何年。至黄帝之时，生齿日繁，民族竞争之祸，乃不能不起，遂有炎帝、黄帝、蚩尤之战事”。正因为遂有炎帝、黄帝、蚩尤之战事，古苗人的栖息地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后来才成为了古华夏的区域。王献唐所说的“东蒙”人伏羲时期，是中国可考的历史，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最早最大的一个源头。

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中则说：“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太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遗存；而太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一方面有一部分与来自黄河上游、中游的黄帝部落集团融合，构成华夏民族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泰山周围及其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诸部落，仍按其固有文化传统发展，即夏商周三代的东夷。先秦文献中的东夷，专指今山东省及淮河以北那些非华夏方国和部落，即分布在今山东、苏北、淮北地区。它们的文化直接继承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继承山东龙山文化发展的岳石文化一般即认为是夏代东夷的文化；它们的族源直接继承两昊部落集团，直到春秋时期，在今山东、苏北、淮北还留存着两昊苗裔仍称为东夷的许多方国。但不能反过来简单地称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为“东夷史前文化”，也不能简单地说两昊集团就是“东夷部落集团”，因为当时尚未出现夷、夏的区别，而且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两昊部落集团也是华夏民族的重要来源之一。夏与商均与三代的东夷有一部分共同的渊源关系。到秦始皇统一时，三代东夷的苗裔，都已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17]

王钟翰等肯定了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是太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遗存，后来两昊集团一部分与来自黄河上游、中游的黄帝部落集团融合，构成了华夏民族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最早融合的部分，应该是涿鹿大战黄帝打败蚩尤后的部分融合。在涿鹿大战之前，黄帝部落集团的势力，还没有到达两昊集团地区。我们特别注意到，王钟翰等认为，“泰山周围及其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诸部落，仍按其固有文化传统发展，即夏商周三代的东夷，它们的文化直接继承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它们的族源直接继承两昊部落集团。夏与商均与三代的东夷有一部分共同的渊源关系。到秦始皇统一时，三代东夷的苗裔，都已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正因为部族间的融入与文化的融合，不属于华夏系而又早于黄帝的伏羲太昊及其原始部族，才被中国史籍记载下来了。

如前所述，苗族属于上古“东蒙”人的伏羲太昊集团，在后来的少昊氏衰落后，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集团发展起来了。著名的涿鹿大战，黄帝打败强大的蚩尤，九黎部族部分融入黄帝族，没有融合的部分逃窜至长江流域，后来华夏集团的尧舜禹又不断征讨三苗，秦国灭掉楚国，上古“东蒙”古苗人的后裔，绝大部分都融入到华夏族即汉族中。正如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所说：“后来苗族子孙，有一大部份完全同化于汉族；其中不肯同化之一小部分，逐渐迁到中国西南各省(云、贵、广西、云南等地)深山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不肯与汉族杂居，不肯与汉族结婚，文化程度逐落后于汉族之后，到现在反成为不开化之民族矣。”[18]这就是苗族的历史。

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这样说道：“黎族……向疑其为神洲之土著……古时黎族散处江湖间，先于吾族，不知几何年。其后吾族顺黄河流域而至，如此者又不知几何年。至黄帝时，生齿日繁，民族竞争之祸，乃不能不起，遂有黄帝、蚩尤之战事，而中国文化，藉以开焉。”[19]

夏先生所说的“黎族”，即指蚩尤统领的九黎族，九黎族之前即是伏羲太昊、少昊氏部族，蚩尤之前的“两昊”集团即是上古时期的“东蒙”古苗人。“神州”即中国本部，“之土著”即最早的居民。“吾族”，即指华夏族，“先于吾族，不知几何年”，即说苗黎族的历史要比华夏族的历史还要早得多。“其后吾族顺黄河流域而至，至黄帝时，遂有黄帝、蚩尤之战事”。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黄帝、蚩尤之战事”，我们在第二编来研究叙说。至于说“而中国文化，藉以开焉。”这是受《史记》以黄帝为开端的影响。其实，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明言：“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司马迁明确告诉后人，他只写“上起黄帝，至于麟止”的历史，之前还有伏羲作《易》八卦。鲁迅曾评说：司马迁“终成《史记》一百三十篇，始于黄帝，中述陶唐，而至武帝获白麟止。”可见，司马迁认为黄帝之前还有伏羲作《易》八卦的时代。

关于伏羲与女娲源于苗族的《洪水故事与兄妹结婚》，我们在本编第一章已经引用了诸多学人的考证，因为编幅所限，一些知名学者的研究考证资料，我们只能放在本章来引用叙述。

刘起釪在《古史续辨》中考证说：“在华夏族的神话传说里，原来并没有伏羲，只在战国末期的传说里，出现了一位熟食之神，称为庖牺；女娲则原是男性神，后来关于他的传说主要只有补天奠地以泥土造人的故事。而伏羲、女娲这一对则是苗族的始神，相传他们的族是在洪水之后由伏羲、女娲兄妹结为夫妇诞生出来的。此说由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牲女娲的话传》始倡之，闻一多的《伏羲考》盛赞其说并详加证成之，应是可信的。由于古软唇音读重音，‘庖牺’ 与‘伏羲’二者读音相同，经过民族的交往，于是苗族伏羲的故事就完全依附到华夏族庖牺的身上了，从此伏羲、女娲兄妺结为夫妇传衍人类的故事，就并入汉族的古史传说而盛行汉代了。”[20]

伏羲女娲的传说之所以在战国时期比较盛行，与当时的民族融合形势和百家争鸣的学风有关，这一时期学术文化有较大的发展，人们要求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大量搜集民间传说，纪之于书。伏羲女娲不是无稽之谈，而有所本，从民间传说反映到历史文献中来。《庄子》记载伏羲女娲传说，最为详细，《人间世·大宗师·缮性篇·田子方篇》都提到伏羲。庄子是楚人，《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陈太皞之虚也”，说明伏羲在楚，所以伏羲传说最先或最普遍地保留在楚国境内各族人民的记忆中。而春秋战国时期，苗族正是楚国的主体居民。所以马长寿说：“中原神话中的包羲与女娲原为楚籍，系楚中苗族创世之祖。”[21]

伍新福在《中国苗族通史》中考证说：秦汉以前的文献史籍均肯定太皞即伏羲，直到清代才有人提出异议，认为伏羲非太皞。但无论两者的关系如何，以伏羲氏为东夷集团的始祖则是一致的。这同苗族关于始祖的传说和崇拜也恰好相吻合。各地苗族都流传着有关洪水漫天和兄妹结婚繁衍人类的古歌传说，内容大同小异。据说，远古时洪水泛滥，淹没了地上的一切，只有兄妹俩个坐进一个大葫芦瓜里，才幸免于难。洪水退后，兄妹通过对山滚磨盘等方式，遵循天意，成婚生子，使地上重新有了人类。闻一多《伏羲考》认为，“伏羲”即“葫芦”，女娲即“女葫芦”。伏羲女娲，正是苗族所崇拜的繁衍人类的始祖神兄妹俩。如清初陆次云《峒溪纤志》载：“苗人腊祭曰报草，祭用巫，设伏羲女娲位”。所谓伏羲女娲，在苗族民间又俗称“傩公傩母”。至今苗族地区举行“还愿”祭典时，仍于中堂设傩公傩母的木雕衣装神像。又据《世本·作篇》等史籍记载：“女娲作笙”，“以为生发之象”，即纪亾念人类繁衍之意。宋代朱辅《溪蛮丛笑》记载，苗族仍以葫芦为笙。现在苗族的芦笙虽已改用木制的斗，竹管数目也有减少，但喜欢吹芦笙的古俗依然盛行于苗族之中。这同崇拜伏羲女娲显然也有联系。此外，史籍还记载，伏羲氏和东夷，以凤鸟为图腾，加以崇拜，而苗族的古歌说，是凤鸟孵化“蝴蝶妈妈”生下的l2个蛋，生出了虎豹、蛇虫和人类。[22]

法籍耶稣会士，神学家兼著名汉学家戴遂良牧师，1903年著有《历史文献》，1919年著有《历代中国》。他在《历史文献》中说：“史前期在中国出现的野蛮人被叫做‘夷’。”而在《历代中国》中则改变说：“他们则叫做‘苗’。”他还强调说：“有三个人的名字，可以用来概述中国的史前历史—伏羲、神农、黄帝……相继经过人类发展的三个文明阶段后，就到了中国古代帝国的时期。”[23]

郭克煜等著的《鲁国史》中考证说：“在古史传说中，曲阜一带属古夷人(应为古苗人或东蒙人)居住地，有关东夷人的最古传说是太昊的事迹。太昊或作太皞，因为他曽作网罟田渔以备牺牲，故又称为伏羲氏，又作庖牺氏，即发明熟食之人的意思，他是继燧人氏之后的上古‘帝王’，是八卦的创立者……其后春秋时有任(今山东菏泽东北)、宿(今山东东平境内)、须句(亦今东平境内)、颛臾(今山东平邑境内)等小国，皆在今曲阜周围，由此可以推测太昊也是生活在曲阜一带的。”[24]

杨万选在《贵州苗族考》中说：“据典籍所载，中国土人，实为苗族……苗族为中国最古人种。”[25]

南宋大儒朱熹，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举要历》和胡安国《举要补遗》等书，编篡出《通鉴纲目》，列出中国早期历史纪年表：伏羲游牧时代——公元前4477年；神农农业时代——前3217年；黄帝建立帝国半史时代——前2697年。可见，上古“东蒙”人的伏羲太昊时代，是中国可考的历史，是上古“东蒙” 古苗人时期，也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发轫时代。

 

三、“东蒙”为古苗人的民俗资料

苗族与上古“东蒙”人伏羲太昊部族的渊源关系，我们还可以用人类学的田野材料来加以说明。人类学的田野材料主要来源于苗族的心史记载与习俗。

在中部方言区，流传在黔东南的苗族古歌《跋山涉水》这样唱道：

 

来唱五支奶，来唱五支祖，

歌唱远祖先，经历万般苦，

迁徙来西方，寻找好生活。

 

从前五支奶，居住在哪里？

从前六支祖，居住在哪里？

 

从前五支奶，居住在东方；

从前六支祖，居住在东方。

挨近海边边，天水紧相连。

波浪滚滚翻，眼望不到边。

 

古歌是苗族最古老的歌，从歌词中可知，苗族祖先原居住在东方，挨近海边边，天水紧相连，波浪滚滚翻，眼望不到边的地方。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著的《苗族文学史》中说：苗族“《跋山涉水》把苗族的老家称为‘东方’……历史学家说：卵生的神话是古代东方民族的传说，苗族认为祖先是从十二个蛋中生出来的。苗族认为伏羲是他们的祖先，但这个伏羲也正是古代东方民族的太昊。”[26]

《苗族史诗·溯河西迁》这样唱道：

来看看五对爹娘，

六对西迁的先祖，

在那生疏的年代，

祖先住地在何处？

祖先住在欧整郎，

波光激滟与天连；

大地平坦如晒席，

像盖粮仓的地盘。

……

在那遥远的年头，

你我共的一个祖，

同个妈妈来生出。

共用一盆洗身水，

同包一块青蓝布，

祭祖神肉共一份，

敬鬼敬神一串肉，

分居分了成村寨，

人丁多了变生疏。

一朝你我得相遇，

说起往事摆起古，

嘴巴甜甜如吃蜜，

一谈开了就难收。

“祖先住在欧整郎”，欧整郎是什么地方？苗语意译是水与地相平的地方，也就是“波光激滟与天连”的地方。

《迁徙史歌》也反复唱到：“从前老家乡，就在海边边”。苗族最古老的祭祖歌《吃牯脏歌》，反复7次唱到东方老家乡：“水牛乘着河浪走，水牛到海水日出处，富裕海边老家乡。”黔东南苗族说自己的祖先来自日出的地方，在13年一届的杀牛祭祖时，未把牛砍死以前，必须把牛头扭向东方，表示祭祀日出地方的祖先。《迁徙史歌》唱到他们祖先是“翻过水山头，来到风雪坳”，先后渡过“河水黄央央”、“河水白生生”、“河水稻花香”的三条大河南下，然后又“沿着稻花香河”西进，“经历万般苦，迁徙来西方，寻找好生活”。歌中以很长的篇幅，表述了他们的祖先南渡黄河和西进的历史过程。

据广西社科院过竹先生调查，广西苗族口传神话云，居住桂北地区的苗族原先是居住在东方的大海边，后来人口繁衍多了，住不下了，就往西南迁徙，沿途而来，十族一百支人一路走一路留下：古足古浩部落在“乌嗨乌里”(大河沿岸之意，疑为海河地区) 住下；戈约响谢部落在“芬榜培留”(大平地之意，疑为华北平原)住下；迎相迎通部落在“乌叟乌溜”(很大的浊水河，疑为黄河)住下；伊吉尹闹部落在“乌吉阿叭”(大的江水之意，疑为长江)住下；榜舍榜科部落在“芬巴芬桑”(雪山地带之意，疑指秦岭、大巴山地区)住下；高遮高郭部落在“芬光芬雍”(陡峭的地方之意，疑指武陵山地区)住下；抵未抵助部落在“左翁扭溜”(大塘大湖之意，疑指洞庭湖)住下；古卡古模部落在“芬党芬诺”(崇山峻岭之意，疑指贵州高原)住下；芒刀芒努部落在“芬败芬那”(丘陵地带之意，疑为南岭地区)住下；兄耶兄抗伊吉尹闹部落在“培乌培佳”(荒坡地方之意，疑为桂北大苗山)住下……由于上叙的分散过程相当早，因而各地的苗族在不同的地理、历史、社会条件下发展了各自的文明，呈现出内部支系的多条状和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27]

在西部方言，黔北苗族《芦笙古歌》这样唱道：“从前，黄河十二岔，我们苗家十二支，六支住在银大坝，六支住在金大坝……天不热，地不寒，雨不多，水平静，山青翠。庄稼若箐林，牛羊布满山，苗家有吃又有穿。”

英国牧师塞缪尔·克拉克在《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中说：“鸦雀苗的兄妹结婚传说中，哥哥的名字叫伏羲，妹妹的名字叫女娲……有些作者把伏羲称为中国的诺亚，在鸦雀苗的传说中，伏羲即是他们的诺亚。”[28]

据王万荣调查，云南文山苗族有尚东的文化习俗。祭祖尙东：文山苗族的族祭，是通过一年一度的“踩花山”这一节日活动来进行的。在这一节日活动中，从立杆到祭杆都体现了苗族的尚东文化。立杆要将杆顶从东方立起，因为苗族的祖先起源于东方。祭祀者要面对东方，站立于杆前，烧香化纸，一祭天地，二祭蚩尤，三祭列祖列宗。婚俗尙东：文山苗族的婚姻习俗，当男方的接亲队伍将新娘接到新郎家，必须从东方进家。若男方家没有路从东方进家，新辟路径也得照此规矩办事。丧葬向东：文山苗族的丧葬为仰身直肢葬，死者头部向东。在苗族的观念中，苗族是太阳之子，其祖居地是太阳升起的东方，死后要将头枕东方，才能回到祖先的发源地，与列祖列宗一起团聚。[29]

贵阳市高坡一带的苗族，老人去世要请巫师唱《焚巾曲》，操度其亡灵回东方老家与祖先团聚，死者亡灵回东方故地要经过32段路程。巫师在一切安排就序后，就对死者说：

“死者，现在我同你讲，你去会祖先的路不是一般的路啊！那是一条坎坷难走的路，一条艰难重重的路。要经过32段路程：

第一段路，你首先走到一个三岔路口，你须记清楚，一定要走中间那条路，这是苗家走的路，你才能找到老祖宗；

第二段路，你开始爬坡了，这坡叫‘寸把寸地’，很难爬，你要咬紧牙关爬过去；

第三段路，你要经过一个光坡坡，那坡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

第四段路，你要穿过一片竹林，那里有很多竹笋，若喜欢吃，可摘一部分带走；

第五段路，你将走的一个藏粮村，这村叫‘嘎斗嘎对’，那里有粮食卖，你要买点带着走；

第六段路，你走到鼓架和停木鼓的地方，你要停下来，敬鼓后再走；

第七段路，你走到牛圈和马厩，你要用草喂牛喂马，把它们喂饱后再走；

第八段路，你走到存放木鼓的地方，你要击鼓敬祖宗后再走；

第九段路，你走到一个名叫‘密马密斗’的地方；

第十段路，你走到一个名叫‘嘎所噶基’的地方，这两段路都很险要，你要挺身走过去；

第十一段路，你将走到‘谷燃不绕’，看到姨妈姐妹们在那里哭丧，这是她们来送你的，你莫伤心，要继续往前走；

第十二段路，你要翻越一座大山，那里山高路滑，走路要小心；

第十三段路，你要路过阳雀村，那里阳雀很多，听到阳雀叫你别伤心，停下来休息一下再走；

第十四段路，你将走到布谷鸟村，听到布谷鸟叫，别人插秧，你也要插秧；

第十五段路，你要经过毛虫寨，那里毛虫很多，不要怕，鼓起勇气往前走；

第十六段路，你要经过老虎林，那里老虎很多，很凶猛，你必须勇敢地走过去，有祖宗保佑你，不要怕；

第十七段路，你要走到对面的丫口，那儿有一棵大树，根深叶茂，树上开着各色各样的花，红花是金花，白花是银花，黄花是铜花，黑花是鬼花。你可摘红花、白花、黄花，但不能摘黑花，务必要记清楚；

第十八段路，你要走到一个路口，名叫‘岔蒙蒙必圣’，这是你去西方世界必经之路，要注意莫走错；

第十九段路，你走到了人们穿衣打扮的地方，你要在那里休息一会，要收拾打扮后再走；

第二十段路，你要走到一个有男有女，相互交换手镯、银器的地方。你到了这里，交换了银器再走，过了此地，就找不到银器交换了；

第二十一段路，你走到马郎坡，你可以停下来休息，与你喜欢的人儿谈情说爱，可别忘了继续往前走；

第二十二段路，你走到吃午饭的地方，看到别人吃饭时，你也要把自己包的饭拿出来吃，再往前走；

第二十三段路，你走到洗嘴巴的地方，你看到别人洗嘴漱口，你同样把嘴洗干净了再走；

第二十四段路，你走到寒水洞，那里水很凉，不要喝生水，当心感冒；

第二十五段路，你走到一个人们换衣服的地方，你看到别人换衣服，你要把红绸袍换上再继续往前走；

第二十六段路，你走到了阎王坝，那里有大蟒蛇蜈蚣，还有鬼吹芦笙、跳舞等。鬼叫你跳舞你不要跳，叫你向相反方向跳你也不要跳，你要朝正的方向跳三步，这样做了，阎王才让你过去；

第二十八段路，你要经过一个卖布卖绸的场坝，你可停下来休息，买点需要的布料再走；

第二十九段路，你要路过卖糖的场坝，你要买一些糖去阴间哄小孩送亲友；

第三十段路，你走到一个丫口，有鬼叫你用口含泥，你不要含，坚持往前走；

第三十一段路，你走到了天盖头地盖脚的地方，注意不要迷失方向，只管向前走；

第三十二段路，是最后的一段路，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抬头看，白雪皑皑，一片银色世界；低头看，春意盎然，白花尽开。这时你自然不知去向，但不要担心，会有一个白胡子老人来给你指路，你务必按他指的方向走去，就到达了东方祖先们团聚的地方。那里有着你的许多亲人。不要难过，不要悲伤，放心的走吧，去和祖先们一道生活。

英国牧师塞缪尔·克拉克在《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说：苗族“出殡由巫师开路，巫师先告诉死者如何进行一次抵达东方祖先处的长途旅行，他念到：现在我们送你到祖先那儿去，在路上，你要闯过很多难关，当你走过蜈蚣岭时，上面布满了许多蜈蚣，但你不要害怕，只管前进，当你爬雪山时，也不要怕冷。到了天国大门，守门老头会拦住不让你进去，你就告诉他，你是谁，以及你祖先的名字，他就会放你进去的。进入天国，你父母以及其他亲属，都会来迎接你，你将幸福也同他们一道生活。”[30]

苗族从远古走来，其文化巍然保存。无论是中国的苗族或迁徙到海外的苗族，族中老人去世要请巫师或歌师唱古老的焚巾曲、指路歌，指引其亡灵按照祖先迁徙的路线，一步一个地名地返回东方故地投祖，然后从那里升天，到天上去与死者的众祖先亡魂团聚，而后过着犹如阳间一样的温馨、祥和的生活。在苗族人的观念里，死亡被认为是一次美妙的、通往生命之源的旅行。当然，暴死者或者死得太年轻的人，是没有资格回东方老家与祖先团聚的。

在东部方言，清初陆次云在《峒溪纤志》中说：“苗人腊祭曰报草。祭用巫，设女娲、伏羲位。”湘西苗族流传的史诗《休巴休玛》，记录了苗族先民不断迁徙的历史。当他们还定居在“占楚占菩”（江汉江淮流域）的年代，“繁衍如鱼如虾，收获堆积如山；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坚；生活越来越好，树屋盖瓦砌砖；女的戴银戴金，男的穿绸穿缎；牛马满坡满岭，猪羊满栏满圈”。后来遭到恶鬼“枷嘎”“枷狞”的破坏，被迫离开富饶的平原，迁往“高戎霸凑”（武陵山区边缘地带），在泸溪峒重新建设新的家园，“男的又来立家立业，女的又来积麻纺线”，“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炊烟绕过九十九岭，歌声响彻万里长天”，不料恶鬼追赶而来，“祸害遍及九十九岭，世上人间住不成家”。苗族七宗七房反抗失败，只得像“河里的鱼逆水而上”，从大河边被赶到小河边，从小河边被赶到小溪边。一次又一次的创业，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向更贫瘠的地区迁徙。

我们知道，还傩愿是东部方言苗族对傩祭、傩仪和傩戏的统称。张应和在《湘西苗族还傩愿源流考》中说：“傩祭、傩仪和傩戏崇拜的始祖神叫‘傩公傩母’， 按苗族民间传说，他们是伏羲女娲的俗称……这进一步说明伏羲女娲当是苗族的始祖，还傩愿正是苗族祭祖的一大宗教活动。”[31]周明阜在《湘西巫傩民俗探微》中说：“凤凰苗傩主要流行于凤凰、吉首、泸溪和怀化的麻阳等县市，傩公傩母与大庸高傩、花垣苗傩、保靖堂郎苗傩一样，皆源于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的故事。”[32]

苗青在《战争与西部苗族大迁徙》中考证说：在那悠悠昊天的东方寰区，在那茫茫旷世的大地中间，有两条河，一条叫浑水河，一条叫清水河……很久很久以前，大约距今有数千年以上时间，浑水河和清水河流域一带，早就有人居住了。那个时候，人们是一个群体一个群体和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地驻扎在大地上。他们相依为命，日出而猎而耕，日落而归而宿，最早是以游牧为主，后来才发展为农耕氏族或民族。据苗族先辈的老人们代代相传下来，最早住在浑水河和清水河流域大平原里的，是一个叫“蒙”(hmongb)的大的部落部族。这个大的部落部族，居住地域方圆数千里，各地的音略有不同。其中的“蒙(hmongb)”与“卯(hmaob)”只是一音之差……这“蒙(hmongb)”的名称算是最古老的了。[33]如前所述，王献唐考证说：“蒙在东方，故言‘东蒙’，知伏羲为蒙族。”

 

四、“东蒙”为古苗人的考古学资料

如前所述，上古时期东部“古苗人”和西部“古羌人”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来源。中国56个民族，除少数跨国而居和个别后来才迁居中国的民族外，都与上古时期东部“古苗人”和西部“古羌人”有着亘接或间接历史的渊源关系。从史籍记载和史家稽古来看，伏羲太昊氏、少昊氏、蚩尤氏属于古苗人集团，炎帝神农氏、炎帝榆岡氏、轩辕黄帝氏属于古羌人集团，古苗人居于东部，古羌人居于西部，伏羲太昊氏早于炎帝神农氏约1000多年，“东蒙”和“西羌”是中国文明中华民族的两大源头。

从我国考古发现来看，上古“东蒙”即伏羲太昊部族文化，从距今约9000年前的贾湖文化起，历经后李文化(距今约8300年)、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年）、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良渚文化(距今约65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000年）等，都是上古时期“东蒙”即古苗人所创造出来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保护区面积 5.5万平方米，是一处规模较大、保存完整、文化积淀极为丰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从1983年至2001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经过7次发掘，共揭露面积2700平方米，清理房基53座，陶窑13座，灰坑336座，墓葬445座，瓮棺葬32座，出土文物4700多件，主要是反映贾湖先民生产生活的陶、石、骨以及反映农业特别是稻作农业起源的碳化稻米、植物果核等。

发现珍贵文物标本3000余件。器形种类主要有：陶鼎、陶罐、陶壶、陶碗、陶杯、骨鱼镖、骨镟、骨针、骨锥、骨刀、杈形器、骨笛、石磨盘、磨棒、石斧、石镰、石铲、石凿、石刀、石钻、石砧、砧帽、石环等。发掘出了碳化稻米及石磨盘、磨棒、石铲等农具，有反映稻作农业起源的大量炭化稻粒、豆粒等植物种子，及石磨盘、磨棒、石铲等实物资料，以及各类鱼、鳖、龟、鹿、猪、狗等动物骨骼。还发掘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可演奏乐器—骨笛，经研究已具备了四声、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被专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吹奏乐器。还发现了具有文字性质的甲骨契刻符号，刻在龟甲、骨器、石器、陶器上。

据测定，贾湖文化存在的年代为距今9000年至7800年。贾湖遗址发掘出来的实物，与中国史籍记载伏羲太昊的一系列创造发明基本吻合。从地理学上看，贾湖遗址距伏羲都陈(淮阳)不远，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据直接的证据，但贾湖文化是上古时期“东蒙”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从发掘物来看，有许多东西在伏羲太昊之前就已经发明了。如前所述，我们绝不能低估了祖先的智慧。

2001年6月，国务院将贾湖遗址确定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确定为20世纪全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并被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显要位置，垂青史册。

后李文化因首次发掘山东淄博市齐陵镇的后李家村而得名。该文化分布范围主要在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地带。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主要有临淄后李、潍坊前埠下、张店彭家庄、章丘小荆山、西河、邹平孙家、西南村、长清月庄等。经碳十四测定，其年代大约距今8500—7500年之间，前后延续约一千多年时间。遗迹主要有房址、壕沟、灰坑和墓葬等。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居住面有的经过烧烤，多发现灶址和一些陶、石器等生活用具。墓葬流行长方形土坑竖穴，排列比较整齐，个别挖墓室，均未见葬具。死者头向多朝东，有的向北。葬式多单人仰身直肢葬。多无随葬品，少数放置蚌壳，个别见有陶支脚。陶器以红褐陶为主，红、灰褐、黑褐、青灰褐陶次之。制作工艺为泥条盘筑，器表多素面，器形以圜底器为主，仅发现少量平底器和圈足器。器类主要有釜、罐、壶、盂、盆、钵、碗、形器、杯、盘、器盖和支脚等。后李遗址所在地是上古“东蒙”人活动的地方，后李人死者头向朝东埋葬与现苗族老年人寿终正寝时头向东，唱《焚巾曲》指引亡魂，返回东方故地投祖。《焚巾曲》所说的东方，亦指太阳升起的地方，即指“东蒙”人之古地。

北辛遗址的发现和北辛文化的命名，揭示了七八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此定居并繁衍生息的生活情形，为中华东方文明找到了渊源。一、从出土的石铲、石斧、石磨盘、石磨棒、鹿角锄、蚌镰和窖藏的谷物来看，当时的农耕生产从耕作、播种到收割、加工已有一套较为完备的工具，原始农业已初具规模。二、通过出土的家猪型动物骨架和鸡、狗等动物遗骸来看，当时的家畜驯化已经开始，畜牧养殖业已近雏形。三、从出土的陶网坠、鱼镖来看，当时的捕鱼技术已相当高超。四、从出土的骨针、石纺轮来看，当时开始用野生纤维和动物绒毛进行纺线或编织，北辛先民由身披兽皮过渡到穿衣的文明阶段。五、从出土的骨器、牙器、蚌器来看，当时的生产工具中截、劈、削、刮等器物已初步成型，制作石器、陶器已有专门分工，手工业已较为发达。六、从出土的盖鼎、红顶钵、指甲印纹钵、红陶壶来看，当时的制陶烧陶技术已比较先进，这些器物不仅讲究生活的实用性，而且还讲究审美的艺术性。特别是红顶钵，据考古学家说，为东方的彩陶找到了渊源；在一件陶器的底部还发现了一对酷似鸟足的刻画符号，被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誉为“文字的起源”、“文明的曙光”。因此说，北辛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文明。

北辛文化已形成完整的聚落，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墓葬流行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无葬具，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骨、角、牙、蚌器十分发达，制作工艺以磨制为主。一般认为北辛文化的年代在距今7300—6100年之间，早期约在距今7300—6800年，中期距今6800—6400年，晚期距今6400—6100年。

河姆渡文化是中国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文化，1973年第一次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因而命名。它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经科学的方法进行测定，它的年代为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300年。它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村落遗址，反映了约7000年前长江流域氏族的情况。遗址发掘出了距今7000年前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各类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以及丰富的栽培稻谷、驯养的猪、狗、水牛和捕获的禽兽的骨骸以及榫卯接合等工艺成熟、建筑结构复杂、有廊有柱的干栏式分间房屋等。专家们研究发现：河姆渡先民建筑住房时，先在地面打下密密麻麻的木桩，然后在上面架设地龙骨，再铺设地板，然后立柱架梁盖顶，构成底层高于地面的住房。这种既可防潮又能防止野兽侵袭的干栏式建筑，至今可在我国南方特别是民族地区看到它的传承，成了苗楚文化中独著特色的艺术建筑风格。[34]现在苗族聚居的黔东南，尤其是在雷山、台江、凯里一带，随处都可以见到干栏式建筑－吊脚楼。苗族吊脚楼是一种纯木结构建筑，大多依山而筑，建在斜坡面上，后部与坡坎相接，前部用木柱架空。无论梁、柱、枋、椽、檩、榫，都是木材加工而成。采用穿斗式，不用一钉一铆，全靠木尖锁眼架牢。苗族吊脚楼是河姆渡干栏式建筑的传承。根据现在所知的出土考古资料，上古鸟纹，所见最早的是在河姆渡文化遗址。河姆渡遗址的发掘物陶器上有双头鸟的纹饰，同现今黔东南苗族蜡染双头鸟的纹饰是一模一样的。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古文化，距今5300-4000年。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出的前奏。良渚文化是高于周边的区域文化，并且进入了早期方国阶段。但是，对中华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良渚文化不知为何突然间就衰落了，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古史传说中大致与良渚文化时期在时间与空间上吻合的部族有蚩尤、防风氏、羽民国等部族。因此，学术界主张良渚人属于上述任何一个部族的都有。但是良渚人究竟是古史传说中的哪一支部族或方国，到底可不可以与某一方国、部落或部落联盟对上号、挂上钩呢？我们也来考证一下吧。在良渚文化玉器上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图案不断地反复出现，这个图案的形态特别像一尊英武的战神，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好战的蚩尤。古史传说中的蚩尤是中国东南方的蛮夷，非常英勇好战，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不断地与其它的部族发生地盘争夺战，屡战屡胜，被尊为战神。但是当他与中原南下的黄帝部族开战时，终于失手。这一则传说与良渚文化的族属、地望和传说极其吻合：良渚文化中石钺非常发达，表明良渚人也好勇强悍；蚩尤战争节节胜利之时，也正是良渚文化非常发达之时；而蚩尤最终被黄帝打败的时候，又正是良渚文化衰败的时候。纪仲庆在《良渚文化的影响与古史传说》中说：“我认为良渚文化很可能就是古史传说中的蚩尤部落集团……战争和水灾使良渚文化的人们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幸存的人们，可能流落到四方，逐渐被周围诸文化所同化，但同时他们又在我国广大的区域内留下了他们影响的痕迹。”俞美霞作《陶匏祭天的鸟纹符号探析》中说：杭州湾地区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不仅有其文化上先后的传承关系，同时，在鸟纹图像上也有其密切的历史渊源。尤其是河姆渡文化中象牙蝶形器上所刻绘的双鸟朝日或双凤朝阳图像，以及1990年浙江余杭安溪百亩山出土的一件良渚文化玉璧，其刻符号外围是三层高台，至于其内部则明显是一只飞鸟，都有极为传神的鸟纹图案在其中……只是河姆渡文化的祭祀符号多是刻在象牙蝶形器上，而良渚文化的刻绘符号则多是在玉器上。

上古“东蒙”人的文化遗存还有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年）、龙山文化(距今约4600年)等，不再赘述。

王子明在1995年7月25日《扬子晚报》上，发表了题为“南博发掘阜宁陆庄遗址，首次解开蚩尤部族良渚文化消失的千古之谜”的文章。文章说：“我国古代最发达、文明程度最高的良渚文化4200年前突然在太湖地区消失，成为考古学界的‘千古之谜’……阜宁县张庄遗址的发掘，首次在江淮地区发现良渚文化遗址，探明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消失后由南向北迁徙……从而解开了这一‘千古之谜’……这一发现还对研究文明的起源、国家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据《史记》记载，在公元前21世纪之前，良渚文化部族首领蚩尤曾与轩辕黄帝发生一场战争——涿鹿之战……这一发掘，印证了蚩尤部族的北上……。”[35]

何驽先生认为，良渚文化即是蚩尤文化，良渚玉器流行的那种神人兽面图象即是蚩尤象，当然河南龙山文化就是黄帝集团，良渚文化的衰亡就是黄帝大战蚩尤的结果。[36]将河南龙山文化视为黄帝集团，则黄帝文化自然应该是王湾类型，蒋乐平先生正是这样推定的，而且他也认为良渚文化为蚩尤文化，良渚文化的衰亡与黄帝战蚩尤有关，当然陕西龙山文化及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则被推测为炎帝文化。[37]

王大有在《蚩尤氏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杰出地位论纲》中指出：苗族“都是头戴飞鸟形凸玉冠上插羽毛，这种玉冠，首见于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多年)，发达于良渚文化(6500～4200年)—大汶口文化(6500～4500年)—龙山文化(4500～4000年)的陶器、玉器上，尤其集中于玉圭、玉钺、王冠上。”[38]

侯哲安在《伏羲女娲与我国南方诸民族》中考证说：“伏羲女娲的活动范围，文献只说是都陈，即今河南淮阳之地，但从他们的后裔来看，就可以明瞭其分布和活动地区相当广阔……伏羲中心势力在淮水流域，其后裔分敞地域很大。与考古资料相印证，不仅与大汶口文化有密切联系，而且与江汉地区新石器时期屈家岭文化同样是联系着的。因此，不能说伏羲仅属东夷。把他作为东部南部的首领，是比较恰当的。当然，伏羲、女娲分布地区不是没有其他的氏族和部落，伏羲、女娲及其后裔不过是我国东部南部比较著名的部落联盟。其中一部分与其他族融合，随后形成了一个民族（汉族），其余的一部分一直成为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但与汉族的相互影响是长期的、广泛的，这就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39]

 

五、炎、黄源于西部“氐羌”的资料

根据中国史籍记载、学人考证及考古发现等资料，炎黄源于上古西部的“氐羌”。如前所述，上古时期居于东部的“东蒙”人和居于西部的“氐羌”人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源头。现在中国大陆的56个民族，除少数后来才迁入中国的民族外，绝大多数民族都与这两大历史源头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或间接的渊源关系。

根据本项目研究目标，我们用相当篇幅考察苗族源于上古时期的“东蒙”。在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谈一谈炎黄源于西部“氐羌”的问题。当然，这都不是我们的发明，是有史籍资料记载、学界考证依据、考古学资料印证的，

《山海经·海内南经》：“氐人国，在建木之西。”

《山海经·海内西经》：“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之西。”

《淮南子·地形》：“后稷垅在建木之西。”

《诗·商颂·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孔颖达疏： 氐羌之种，汉世仍存，其居在秦陇之西。”

《荀子·大略》：“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杨倞注：“垒读为纍，氐羌之俗，死则焚其尸，今不忧虏获，而忧不焚，是愚也。”

《吕氏春秋·恃君览》；“氐羌、呼唐，离水之西（《汉书·地理志》离水在金城郡白石县，东至抱罕～今兰州西南入河）；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其民麇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曰夜相残。”

上述记载资料可看出，上古时期，在我国西部存在着一个或两个以上的原始部落，人们称他们为氐或羌，或氐羌。氐羌是仅次于“东蒙”而见诸于史籍记载的最原始的群团。

《后汉书·西羌传》：“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夷，西北鄯善、车师诸国。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种类繁炽，不立君臣。”

上述记载可知，上古时期的氐羌群团活动地域是很宽阔的。刘起釪在《古史续辩》中考证说：“《西羌传》所说整个西羌族的区域，‘南接蜀汉徼外夷’，那大抵是指今四川中部以南及其以西。‘西北鄯善、车师诸国’，则是今新疆东半部。可知西起新疆之东，南抵四川中南境，这一西北广大区域都是总称为氐羌的地境。”

我们还特别注意到，《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刘起釪考证说：“所谓出自三苗，实根据一些先秦文献如《尚书·尧典》、《墨子·非攻》、《吕氏春秋·召类》等所说‘分北三苗’、‘窜三苗于三危’等语来的。是说尧、舜族把三苗打败后，大部分赶向南方，一部分则分迁到西北的三危。《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西北海外有苗民，当即指此。”[40]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也说：“《后汉书·西羌传》所说的：‘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因为三苗氏窜到西北的一部分曾同姜姓发生过关系，就说他们的氏族完全属于姜姓，这种用偏赅全的办法是很不对的。”[41]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少典之子也，姓公孙，各曰轩辕。”

《国语·晋语四》：“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帝王世纪》：“神农氏姜性，……长于姜水，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

以上记载，黄帝少典之子也，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说明黄帝、炎帝出自西部少典氏有蟜氏。关于炎帝、黄帝的源出，我们在第二编详谈，不赘述。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学界关于炎帝、黄帝源于西部氐羌的考证资料。

中国人号称是炎黄子孙，这当然只是就远古较大的炎帝、黄帝两大族系而言，忽略了东部和东南一带庞大的鸟夷族系。鸟夷族系无论从分布之广、还是人口之众，都不比炎帝、黄帝两大族系逊色。炎帝、黄帝两大族系发源渭水流域，互相通婚，本质上属于西部文明。鸟夷族系发源于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本质上属于东部文明。这东、西两大支文明构成了中国文明的中心，因而中国古史的舞台以北方为主。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文献记载，关于南方文明都是少而又少。古人长期把南方误会为一片汪洋大海，或者将南方想象为神秘的地方（天子向明而居）；这是一种认识误区，而不是意味着南方文明本身是一片漆黑。刘先生秉承顾颉刚东西方两大族的主张。

刘起釪在《古史续辩》中考证说：“姬姜两姓的族系渊源，是不是就上溯到生出炎、黄的少典、有蟜两族为止呢？其实还不是。少典、有蟜仍然自来，姬姜两姓的族系渊源还可以追溯得更远，那就是古代的氐、羌两族……华夏族最早的祖先分别被称为姬姜两姓的黄帝族、炎帝族，是由称为少典、有蟜的氐、羌两族发展分化出来的；接着是夏族、四岳族，直至歧周的姬、姜两族，也都是先后由氐羌两族发展分化出来的。”[42]刘起釪还说：“《国语·晋语》说黄帝族成长于姬水流域，炎帝族成长于姜水流域……姬水即渭水，姜水即羌水，亦即连白龙江、白水江之水。大抵依此两水所居之姬、姜两族，一在渭水及其以北，一在渭水以南。由此更看出了姬姓的黄帝族的地域大体即氐族地域，姜姓的炎帝族的地域大体即羌族地域。不过都因自其族中而出，故只居原族地域的一部分。”[43]

我们还特别注意到，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针对有人对《国语》记载存有疑意，特别强调指出：“记住自己的根在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是很重要的。当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氏族制度的衰落和血缘纽带的松驰，但始祖及其发祥地，还有那些留下辉煌业绩的祖先，会通过口耳相传，纳入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所以《国语》中关于黄帝、炎帝族源的记载，可信性是不应该轻易否定的。”[44]

林惠祥在其著的《中国民族史》中也说：“氐羌系有二义，一为包括氐与羌，一谓羌其大名，氐其小别，氐不过羌中之一支。如《周书王会》解云：‘氐羌以鸾鸟。’孔晁注：‘氐地羌，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氐矣。’无论二者孰是，无关重要，此二字必须合用，方足以包括全系也。”[45]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炎帝族居住在中部地区。炎帝姓姜，神话里说他牛头人身，大概是牛图腾的氏族。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与九黎族发生长期的部落间的冲突。最后被迫逃避到涿鹿，得黄帝族的援助，攻杀蚩尤。”[46]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说：“据说炎帝生于姜水，姜水在今陕西歧山东，是渭水的一条支流。从渭河流域到黄河中游，是古代羌人活动的地方。所以，炎帝可能是古羌人氏族部落的宗神……传说中炎帝后裔有四支，可能是属于古羌人的四个氏族部落。一支是烈山氏，其子名柱，会种谷物和蔬菜，从夏代以上被奉为稷神。”[47]

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也说：氐羌与炎帝、黄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国语·楚语》记述，炎、黄二帝为兄弟，是少典氏(父)和有蟜氏(母)所生，黄帝得姓姬，炎帝得姓姜。《左传》哀公九年说：“炎帝火师，姜姓其后也。”在甲骨文中，羌从羊从人，羌从羊从女，两字相通，表示族类与地望用羌，表示女性与姓用姜。民国初年以来，章大炎在《检论·序种姓》中已指出：“羌者，姜也。”后来傅斯年在《姜源》中进一步论证：“地望从人为羌字，女子从女为姜字。”顾颉刚在《九州之戎与戎禹》中更指明：“姜之与羌，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故在姓为姜，在种为羌。”[48]

炎黄即华夏族源于西部“氐羌”也得到了考古学资料的印证，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说：“在渭水流域和甘陕地区，早于仰韶文化的一类新石器遗址被统称为老官台文化。老官台文化的年代与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相当，比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年代要早1000年左右，但同半坡类型存在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可以视为半坡类型的前身。”[49]

张润平在《试析古羌族与汉民族的源流》中说：“先秦史其实是部夷夏形成史或由夷变夏史。构成华夏族的主体民族正是羌族。由羌族先民创造的华夏文化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确立及其在古代发展过程的完成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绝对性的贡献。汉族是在不断吸收各种民族的优秀文化因素，融和各个民族的过程中，由最早的极少数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人口最多，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主体民族……岷县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据县内出土的大量文物如各种陶器(包括彩陶、灰陶、夹砂陶、白陶等)、各种石器(包括石刀、石斧、石凿、石铲、石钜、石磨、石锥、陶祖等)，各种骨器(包括骨针、骨刀、骨铲等，形状品种非常丰富)，据专家鉴定，属马家窖、齐家文化类型。说明，远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繁荣阶段，这里就是先民们繁衍生息的发祥地之一。而创造了马家窖文化、齐家文化的先民恰恰是古羌族。《水经注·羌水》载：“姜水出羌中参狼谷，彼俗谓之天池白水矣。地理志曰：出陇西羌道，东南流，迳宕昌城东，西北去天池五百余里。”羌水、羌道均在洮岷南路，现甘肃陇南的“白马藏人”其实就是古代白马部落的羌人，“白马关邻白马羌，千年残垒踞岩疆”(《康县志》)。“按明志：其人强悍，好习弓马，以守猎为生。大抵风高气烈，山居板屋，不务修饰，颇为古风，盖俗之质而野者也。”(《岷州志校注》)[50]

百度对“氐羌”的解读是：“羌族是中华大地上最古老的民族群体，他们最早在甘青之交的黄河上游及渭水上游一带繁衍生息。后来他们向四方迁徙，与周围的土著民族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族群。其中有一支向东迁首先进入文明社会，形成炎帝族和黄帝族；一支向西南迁移，后来形成了吐蕃、苏毗、羊同及域外诸羌；还有一支则仍留居发祥地——甘青高原，由于自然条件艰苦，这一支发展缓慢，从而形成诸羌。”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炎帝、黄帝源于上古西部的“氐羌”。“氐羌”与“东蒙”一样，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