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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含义

 

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含义

——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点看法

 

一、引言

二、什么是文化以及文化对社会群体的意义

三、文化为什么需要革命,如何才能革命?

四、从“经典”到“山寨”——文革失败了吗?

五、未来的路在哪里?

 

一、引言

 

这篇帖子所讨论的内容,是绝大多数主流网站所不能接受的,而我又觉得这个话题很重要,是我们现在很多问题的起点与根源,而且很有可能这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社会演化的主要线索,所以我期望用直言不讳的方式阐述,以期和各位网友真诚探讨。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了看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在赞叹电影主角Andy所展现的意志与信念的同时,对于Brooks老头在假释之后,无法适应监狱之外的自由生活,从而最终选择自杀,感触很深。Brooks习惯了监狱(他也只能习惯),习惯了在别人的控制下生活,习惯了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得到别人的批准;而在自由世界里,没有了狱警的指令,没有了起坐行卧的各种规章制度,他反而无所适从了。原因在于,他在接受监狱控制的同时,也逐渐放弃了自我控制的权力,自我控制的能力也逐渐消失。最可怕的是,这一切都深深的刻印在他的灵魂里。所以,当“锁链”成为一个人的习惯,那么自由便与这个人绝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习惯的奴隶,无论你身在何处,你都在你的习惯之中。习惯的力量很强大,要改变习惯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艰辛。这一点我相信大多数网友或多或少有一些“改变习惯”的经验,如果没有外力的强迫,依靠个人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习惯,说实话,并不容易。那怕是要改变睡懒觉这样小小的习惯,如果没有人监督,也是不容易成功的。当然,如果有人能随心所欲地驾驭自己的习惯,那也就无所谓习惯了,用佛家的话说就是圆融无碍,不执不有,这样的人已经不是普通的人了。

 

对于个人来说,习惯很难改变;对于一个社会群体来说,文化很难改变。下面就来说说什么是文化以及文化对社会群体的意义。

 

二、什么是文化以及文化对社会群体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也许是被滥用得最厉害的一个词。似乎什么词语的后面都可以加上“文化”两个字,然后就好像变成了某种有格调的事务。什么“饮食文化”、“校园文化”、“厕所文化”、“企业文化”、“网络文化”、“手机文化”等等,只要你愿意,无论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在后面加上“文化”。有了这两个字,你就可以在上面作文章了。近年来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此起彼伏,络绎不绝。一时间,大字不识几个的官员、商人们似乎突然就“文化”了起来。针对这种现象,老僧也来生造一个词语——“文化”文化,用来形容这种“文化”帽子到处飞的现象。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文化呢?

 

《高级汉语词典》对文化的解释有三条:【1、考古学上指同一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2、人类所创造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如“中国文化”。3、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如“文化水平”】。这三条解释,显然都无法囊括我上文提到的那些文化相关词汇,如“厕所文化”,用上面的哪一条来解释都不合适。我认为词汇专家们过于注重文化的表面现象,而没有从本质上来定义这个词汇。

 

文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有过长时间的思考。从试图了解文革的时候开始,我就经常琢磨这个词语。在这里,我尝试着对“文化”做一个简单定义:文化就是指“一个社会群体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习惯”。其实思维也是一种行为。所以,文化可以更简单的定义为“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依据这个定义,“仰韶文化”指的就是远古时代,居住在仰韶的那个部落群体所具有的社会生活习惯。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遗迹其实是仰韶文化的文化符号,对于今人来说,这些符号起的作用,是将仰韶人的社会生活习惯信息传递给我们。因此,文化符号是文化信息的载体,除了物质的信息载体之外,也有非物质的信息载体,比如传说、节日、庆典等。正因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有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说。那么,根据这个定义,如何解释“文化水平”这一词呢?也就是如何将《高级汉语词典》中的第三种解释囊括进来?根据老僧的定义,“文化水平”就是掌握“社会群体行为习惯”的程度,文字是信息的载体,掌握与应用文字、知识的能力,其实是对文化符号的解码能力。所以,如果说一个人“有文化”,那么往往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这个人的行为习惯符合某个群体的整体特征,这通常用“文化素质”一类的词来形容;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这个人具有解码文化符号的能力,能够理解某种文化的信息。

 

我们身上往往携带着某个群体的特征,但在脱离那个群体之前,自己不一定就清楚。在离开四川之后,我才知道自己身上原来还有“猴精”的一面,时不时会冒出些“小聪明”的行为来,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标签耿耿于怀,但现在我明白了,这其实是在成长过程中,文化环境在自己身上留下的印记。当然,与“打左灯向右转”的恶劣后果比起来,老僧这点“小聪明”其实不值一提。依照我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那么在巴山蜀水中成长起来的群族,为什么就会形成“四川人”的行为特征呢?群体的行为习惯往往与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密切相关。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产活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吃山”的人自然会形成“吃山”的行为习惯;“吃水”的人群也自然会形成“吃水”的文化传统;“吃山”的人拜山神,“吃水”的人祭龙王,各有各的传统。

 

四川作为一个标准的内陆盆地,中心地带以丘陵平原为主,都江堰水利工程与成都平原相结合,造就了的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而盆地边缘“难于上青天”的高山蜀道在阻挡了外界侵扰的同时,也阻挡了蜀人胸怀九州的企图与视野。“小聪明”之所以称之为“小”,主要就在于没有大局观、整体观,拘于一时一地的“聪明”,所以谓之小聪明。大聪明得有大视野,然而,盆地之人,哪里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机会。所以,川人的小聪明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由鼠目寸光的“小聪明”来指导,低着头摸石头过河,那就危险了。

 

从历史传统的角度来看,巴蜀文化深受道教影响,自从张道陵在青城山创立了五斗米教之后,四川一直是天师道的传教的重要区域。道家讲求顺应自然,无可无不可,这就造成了蜀人不执着于原则(实际上是不讲原则),善于机变的性格特征;道家对生死的豁达态度,也在四川人身上有深刻的体现。去年汶川大地震,很多人都对四川人在那种悲怆的情况下,仍然能展现出豁达与幽默感到不可思议,但如果用道家思想来审视这些现象,其实这些就很好理解。搜索了一下网络,发现从四川成长起来的古今历史名人,如李白、苏东坡,现代的陈毅,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豁达,另外还有一位也不得不提,那就是邓小平,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超脱,要三落之后再三起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另外的名人如巴金、郭沫若,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机变性格也是相当明显的。所以,豁达、机变、油滑、小聪明大概是我们四川人拥有的群体特征吧,而总设计师能集这些特点于一身,殊为不易。 

 

要研究某一地区的文化特征,需要搜集大量的信息,然后才能准确分析,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更没有必要去这样做。这里只是抛砖引玉,简单的说明一下我对“文化”的理解。所以难免有不周全之处,敬候大家指教。

 

简单的谈了一下对文化的理解,接下来再谈谈文化对于一个社会群体,具有怎样的意义。

 

上文中将文化定义为“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在这个定义中有两个限定词很关键,一是“社会”,二是“群体”。“群体”表明文化描述的是宏观对象,而不是某一个具体成员的行为特征;而“社会”表明“群体”是以结社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的群体成员彼此之间具有广泛的联系。所谓习惯,乃是因“习”而“惯”,也就是说习惯其实是长时间社会实践(“习”)的产物,也可以说是社会群体历史活动的产物。那么,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呢?

 

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只要它具有某种程度的整体性,就必然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家庭,莫不如此。政治结构确定群体内部成员的组织架构;经济模式反应群体如何向环境索取资源,然后向群体成员分配所获取的资源;而文化传统则是群体生生不息、代代相承的关键。简单的说,文化就是一个社会的遗传基因。

 

这里就不再详谈政治、经济等要素,重点谈谈文化。

 

我们的后代在行为习惯上之所以与我们有相似性,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代代相传的文化环境之中,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的要接受文化赋予他们的历史信息。我们之所以与我们的后代有代沟,则是因为文化基因的变异,而有些变异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于是沟通就产生了困难。

 

文化是社会群体的遗传基因,如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核辐射对生物DNA的影响),那么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文化的变异也是必然的。额外提一下,文化的环境除了自然环境之外,更重要的环境就是政治结构与经济模式,当政治结构和经济模式发生变化,文化的环境也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文化为什么需要革命,如何才能革命?

 

文化为什么需要革命?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群体行为习惯?一般来说,是环境。环境的改变,必然导致行为习惯的改变,这是生物适应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

 

前文提到,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包含有“经济、政治、文化”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中,“经济”是社会群体获取资源并分配资源的模式;政治决定着群体的组织构架,也就是规范群体成员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而文化是群体的行为习惯,是群体代代相承的遗传“基因”。这三大要素相互影响,彼此作用,最终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态,这时候整个群体就会保持稳定与协调。对于人类的价值取向来说,我们当然都期望社会稳定和谐,如同人总是期待健康长寿一样。

 

那么,环境一般是如何改变的呢?这里不谈自然环境,只讨论社会环境。人类通过劳动,从自然环境中获取资源,随着劳动经验的积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逐步加深,获取资源的手段越来越丰富,利用资源的效率越来越高,于是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都在改进,于是劳动方式也随之改变,因而劳动的组织模式也相应改变;随着劳动组织模式的改变,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也随之改变,从而生产关系改变。而生产关系的改变,必然导致社会群体政治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群体成员的社会地位出现变化,而这种变化必然导致群体行为习惯的变化,于是社会文化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文化革命,是经济、政治革命之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个人意志无法阻挡。

 

下面我从两个方面来讨论文化为什么需要革命:从历史的角度看,传统的礼教文化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新中国之前的百年耻辱是千年前程朱理学结出的苦果;从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看,社会主义的平民文化是人类的必然选择,这种趋势已经在某些领域得到了初步展现。

 

在宋朝之前,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被外族(当时的外族,现在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长期统治过;而宋朝之后,不到八百年的时间,中国被外族统治了四百多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明朝延续了276年,从辛亥革命成功到现在,共98年,总共加起来也不过374 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宋朝之后783年的历史中,中国大多数时间其实是少数民族在统治。从“澶渊之盟”开始,一场卑躬屈膝、委屈【求和】的历史大幕也就拉开了,此后几百年的时间,除了明朝部分时间以及后来的极左时代,中华民族再也没有坚硬、挺拔的站立过,“求和”是宋朝之后中华历史的主旋律。

 

在千年盛世的奥运会开幕式上,张艺谋大师在季羡林国宝的建议下,抬出了孔子,用京剧的花腔朗诵《论语》,让我以为是在封禅台下听岳不群演讲,最后张大师让演员们气势磅礴的打出了一个“和”字。真是好创意,将宋朝之后的传统文化展示得淋漓尽致。和,相应也,从口,禾声。“口”里有“禾”,也就“美”了。这还真是形象,只要喂一把苗,就可以让“我们”这些顺民和和气气、老老实实的过下去。“和”真是一个好东西,“和美,和睦,和谐”;“和平,和气,和悦,和煦”;还有“温和、祥和、平和”;当然,还有“和亲、议和”。“和”确实是个好东西,但一变成“求和”就不好了,其实很多东西都这样,越是觉得它好,越是觉得它给你舒服,就会越是习惯于它,然后就越想拥有它,于是你就受制于它,最后就变成了它的奴才。

 

最近看了不少与文化相关的资料,其中也包括今年很火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炮灰团”团长的一句台词让我印象深刻:“中国人爱安逸。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命都不要,就要安逸。”,为了避免他的部下习惯“安逸”,龙团长不停的“折腾”他的队伍,故意找事,挑衅鬼子,让日本人炮击他自己的阵地,让他的战士时刻生活在恐惧忧患之中。如同鲁迅在呐喊自叙里面所讲的一样,将铁屋子里面即将在昏迷中闷死的人唤醒,让他们在痛苦中挣扎,好歹会有一点希望。鲁迅铁屋子里面的“呐喊”,与炮灰团长阵地上的“折腾”,想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同一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爱安逸”只是触到了中国文化的表皮,深入骨髓的其实是顺民文化。灭掉自己心中的“人欲”,归顺“天理”,然后“天”就会让你舒舒服服、安安逸逸的过日子。“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能在宋朝得到空前发展,是有政治基础的。赵匡胤陈桥兵变,然后黄袍加身,搞了一系列小动作,始终觉得有些忐忑,深怕部下有样学样,于是接着玩了一套“杯酒释兵权”的把戏,让开国将军交出兵权,国家则给他们丰厚赏赐,允许他们买田买地先富起来;后来又实施禁军头领年轻化的政策,选用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的人担任禁军将领,这些措施基本上灭掉了他的部下黄袍加身的“人欲”。不幸的是他还有一个弟弟赵光义,于是也就有了“烛影斧声”这段公案。当然,通过“黄袍加身”或“烛影斧声”上台的人,对别人的“人欲”总是盯得比较紧的,生怕别人和他们一样急不可耐的坏了“天理”的规矩,于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就应运兴旺了。终宋一朝,其政治制度的设计都是用文官箝制武将,放纵文官腐败,又用数量庞大的禁军对朝廷的高级文官们形成制约。赵匡胤首创了向部下“购买兵权”的行为,而他的子孙则发明了用“岁币”购买“和平”的创举。没有仔细去查资料,也不知道宋朝用“岁币”到底赢得了多少年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整个宋朝,修文偃武,以理学教化天下,去百姓之人欲,存皇权之天理,将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阉割得一干二净。纵观这段历史,皇权需要的是顺民,于是就产生了造就“顺民”的“文化”——程朱理学。 

 

顺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分,守规矩,一旦认可了自己的奴仆地位,剩下的就只有服从。对于皇帝老爷来说,这样的老百姓太可爱了,于是时不时地扔出一些 “节妇”、“贞女”、“孝子”、“忠勇”的牌坊,强化顺民们的奴仆意识;“父母官”们则代天巡狩,“教化”地方;宗族的族长们则为一族之长,谨守家法族规;他们以“祠堂”、“牌位”、“祖坟”等文化符号作为宗法制度的物质象征,以“宗族家法”为执行手段,将道德规范法律化,用家族的暴力维护封建道德;用皇权的法律维护地方秩序。而超越法律和道德的就是高高在上的“礼”,或者说“天理”,具体而明晰的“天理”就是“纲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要臣死,父要子亡”都是可以不讲原因不讲条件的,因为这是“天理”。纲的本义是指提网的总绳,将“纲”用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实质就是造就仆从关系、依附关系,臣依附于君,子依附于父,“主”支配“仆”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仆人自己不得擅自决定自己的一切,因为仆人的一切都属于主人而不属于自己,这就是封建纲常理论中人际关系的“天理”,而不甘心于仆从地位想自己做主则为“人欲”。存“天理” 而去“人欲”,就是要仆人们“守规矩”,老老实实的将自己的一切供奉给君父处置,由他们生杀予夺,无怨无悔。那么对于个人、对于仆从,儒家礼学设定了怎样的发展道路呢?那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的“格物致知”其实就一个字——“熬”,在仆从位置上慢慢历练,耐心等待,“熬”得久了,也就明白了仆从们的“天理”,然后就端正自己的态度,收起心猿意马的“人欲”,“诚意正心”的等待“十年媳妇熬成婆”,成为更高一级的奴仆,从而修齐治平。仆从们的终极位置是治国平天下的肱骨之臣,但再“肱骨”,君还是君,臣还是臣,再进一步就乱纲常了。所以,“三纲五常”实际上是 “顺民培训纲要”,而天子、父母官、族长、家长则是“顺民培训生产线”。另外,“三从四德”的母亲对于“顺民生产”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一个民族的解放首先是妇女的解放,对母亲的解放,当然这是题外话,就不多说了。顺民的培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苦熬,才可以从身到心的塑造出一个合格的恭敬守礼的“正人君子”,所以后来李贽主张“童心”,提倡“真心”,彻底颠覆“苦熬”的“格物致知”,完全扰乱了顺民培训流程,以至于卫道士们不得不利用皇权镇压学术,李贽大概是中国古代唯一因为坚持学术真理而死的人吧。

 

“顺民文化”扼杀了民族的创造精神,扼杀了个体成员的自主精神。顺民不是不怕死,而是不敢为自己做主,也不知道怎样为自己做主,一旦没有了 “君父”的指示,就只能如失去头羊的羊群一般,一盘散沙般聚在一起乱哄哄的苦中作乐。在引言中我提到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其中Brooks老头被假释后,因为失去了狱警们的指示,失去了监狱的锁链,他也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所以,由“监狱文化”培训出来的“顺民”,是没有办法拥抱心灵的自由的。因此,Brooks有勇气自杀,却没有勇气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当“顺从”成为一种习惯,“独立自主”就会与之绝缘。没有独立精神,那么也就只能依附,可以依附的对象为“纲”,然后让“纲”为自己做主。礼教文化以“三纲五常”为纲,以培训“守礼”“守规矩”的顺民为目的,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也扼杀顺民们的自主意识。当没有外患时,礼教是社会内部最好的“维稳”工具;而一旦面临外患,礼教就成了汉奸奴仆的生产线。汉奸是什么?不过是“以洋人为纲”的“顺民”罢了。在旧中国,礼教如同一张大网,将所有的人都笼罩其间,顺之则生,逆之则亡,最终塑造出一个所谓“礼仪之邦”。宋朝“礼仪之邦”之后的783年,华夏民族体会得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是【求和】,是【苟安】。念古思今,有一种悲愤又要迸发出来了,还是打住吧。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不再是世界的唯一,天朝大国的梦被唤醒,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几百上千的洋人就可以在拥有四亿国民的土地上横冲直撞,八个国家的流氓拼凑出来临时队伍就可以将老佛爷赶得东奔西逃,这不就是屠夫进羊圈时的情景吗?羔羊们咩咩的四处躲闪,看着同类被宰杀,躲在后面企盼老天让自己苟活。幸好中国足够大,幸好还有一些“愚蛮之辈”没有被礼教“开化”,幸好还有一些不懂礼仪不守规矩的下里巴人存在,不然一个四亿人口的国家被几千人彻底征服,那我们这些后人羞也要羞死。即使死了,我们又该怎样面对那些“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先人?开放的世界里,那种以制造顺民为目的的文化,不彻底革命行吗?

 

上面从历史的角度谈论了一下中国传统的礼教文化必须“破”。

 

下面我就试着从社会发展的趋势上,谈谈为什么社会主义文化必然会“立”。要谈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性,须先谈谈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以前曾经写过一篇帖子,讨论社会发展的趋势,我在这里简单的重复一下。

 

我认为,全球一体化与社会平民化将是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这个发展方向是工业文明的必然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工业化导致了交通工具的变革,从蒸汽机轮船到现在的空客A380飞机,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便捷,也越来越便宜,人们出行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都大为降低,因此交通工具的革命将地球缩小了,“地球村”的说法就是对这个结果的最形象描述;工业化另外一个成果是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从飞鸽传书到电报电话,再到现在的3G手机,人们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能力越来越强,而信息的沟通是人与人之间强化联系的必要手段。在交通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联合作用下,世界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也就成了必然,所以全球一体化必将是人类发展的趋势,尽管这个过程会有反复、有抗争,但大的方向无法改变。

 

至于社会生活的平民化,我想多谈几句。工业化有两个特点,越是大规模生产,制造成本越低;分工越细,效率越高。在这两个特点的推动下,所有的工业产品设计都必须面对最大多数的人群,或者说,所有的产品从设计开始,都是要以大规模生产为目标的。用更简单明了的一句话来总结:工业化的动力和结果都在于产品的“平民化”。工业化本身是资本追逐利润的结果,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来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平民化,而是为了维持和巩固资本精英的地位。工业产品的“平民化”,表面上看只是资本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而采取的一种“媚俗”行为,但内涵并不是这么简单。所谓“媚俗”,就是要将“俗人”的意志摆在第一位,要投“俗人”之所好,想“俗人”之所想,以“俗人”的意愿为中心,大规模“媚俗”的结果就是社会凸显“平民”的意志。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平民意识兴起,成为社会主流。在平民意识的推动下,“平民化”也就成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平民意识的推动下,平民们并不满足于仅作工业产品的“上帝”——顾客,他们会得寸进尺,想得到更多(可以参考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平民意识从工业产品扩展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全方位的平民化,这才是平民们所需要的。因此,全方位的平民化,也就成了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

 

平民化最核心的东西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倾向于平民,也就是倾向于人民大众;而要保证这一点,其前提条件是平民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必须有发言权,必须能做主;这也就是说“平民民主”是社会平民化的必然要求。

 

怎样才能实现平民民主?实现平民民主的最重要目的是为了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取得发言权。如果民主不能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产生作用,那么这样的民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所以私有制下的民主只是一句空话。要想实现真正的民主,大部分社会资源就必须属于社会全体(也就是所谓的公有制),这样民主才有作用对象。所以说,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平民民主的前提。要保证生产资料公有制能够始终存在,则需要有相应的政治措施加以配合,所以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公有制的前提。

 

说了一大通,其实不过是一句老话——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什么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加上人民民主的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实施人民民主,前提就是人民必须具有自己作主的意识,否则,人民民主是实施不起来的。

 

前面说了,传统礼教是培养顺民的文化,而顺民最大的特点是安分、守规矩。规矩守得久了,规矩就成了习惯(对于群体是文化)。习惯“规矩”的人就像习惯身上的枷锁一样,他们会忘掉枷锁之外的自由空间。让一群习惯“君为臣纲”的人突然起来自己给自己作主,没有了“纲”他们会无所适从。所以,人民民主首先得培养人民的平等自主意识。有了主人翁精神,他们才会有当家作主的意愿,才会正确使用手中的民主权力。要培养人民的自主意识,需要一种平等自主的文化环境。于是,在文化领域内破旧立新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更简单的说明文化革命的必要性,那就是政治、经济领域都完成了革命改造,而作为传承社会群体习惯的文化,又怎能保持不变呢?1954通过了第一部宪法,1956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十年之后才开始进行文化领域的改造。我认为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思考过程,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认为文化革命“是完全必要的”,而是经过长久的思索才得出的结论。

 

    那么如何才能在文化领域内进行革命?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封建礼教文化,是以培养顺民为目的的文化。而要实施社会主义民主,需要的是平等自主的平民意识。文化传统与社会对文化的需求是矛盾的。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两条路,要么复辟政治、经济制度,要么变革社会文化传统。当然,有人也许会问,可不可能既不复辟政治经济制度,也不改变文化传统,这样两全其美岂不更好?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文化是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也包括政治、经济领域内的行为,如果不变革文化,在文化的强大惯性下,政治、经济的复辟是迟早的事。中国为什么会出现300年历史周期律?原因就在于每一次改朝换代,其实都只是在政治、经济领域内折腾,换方丈不换庙宇,甚至连和尚都不换。每一次都不会影响到“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地位,孔儒们一直牢牢掌握着“教化天下”的权力。所以说,两千多年来,从来就不曾在文化领域内发生过真正彻底的革命。五四运动虽然意义深远,但范围局限在知识分子之中,而知识分子也深受文化传统影响,不可能具有彻底性。另外,当时的政治、经济全都掌握在“纲常”们的手里,五四运动也不可能真正成功。但五四运动可以算成是文革之前的一个预演。

 

一直以来,对于文革的起因有很多种说法。泼污水的人认为文革是为了政治斗争,是为了打倒某个政治对手而采取的卑劣方法。事实上,以毛泽东当时的职务以及威望,有谁能动摇他的地位?又有谁是他不可轻易击倒的对手?如同传言中所说:他只用一根小指头就可以打到某人。既然是开一个会、讲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发动一场全民运动?而且这场运动整整持续了十年?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他虚伪,不愿意自己出面不愿意承担整人的责任。大谬不然。对于一个敢为秦始皇翻案、公然提出“反右阳谋”论的人,纵观他的一生,何曾害怕过别人的批评诋毁?某些人为了妖魔化他,一方面把他塑造成一个横行无忌的霸王,另一方面又将他描述成缩手缩脚的小媳妇,两种截然矛盾的形象居然被他们糅合在一个人身上,这种顾头不顾尾的做法真让人好笑。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文革主要是为了“反修防修”。这个说话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准确,因为这只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且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我认为不在政治,而在文化。因此,有几个问题必须搞清楚。

 

1、为什么要叫“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叫其他别的什么运动?

2、为什么运动的主力是十几岁的学生,而不是文化界的饱学之士?

3、为什么要破四旧,可以不破吗?

4、为什么不由政府组织专人专责破四旧立四新,而放任群众去破除?

5、为什么要打倒权威,可以不批斗专家而让他们自己反省吗?

 

这些问题在我的脑袋里或长或短的盘桓过,下面是我自己的答案,不一定对,只能算一家之言。

 

    1、对于为什么要叫“文化大革命”,我曾经疑惑很久。

 

为什么要在革命前冠以“文化”两个字?为什么不叫革新而叫革命?如果只是一场政治运动(事实上现在绝大多数人都将文化大革命当成一场政治运动),那何必要在前面加上“文化”两个字?以毛泽东在哲学、社会学、政治上的睿智,我相信这两个字不是随心所欲加上去的。

 

经过前面的分析,我现在明白了,这确实就是一场文化领域的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除旧立新,造就崭新的文化,使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人类第一次摆脱了剥削制度,而此前的所有人类文化,都是在剥削制度下产生和发展的。所以,文化领域内的变革也应是颠覆性的,只能称为革命,革新两个字无法说明这场颠覆性的变革。

 

2、最开始我感到很奇怪,认为既然是文化领域内的事情,为什么不让文化人来干这件事?不让成年人来做这件事?而要让十几二十岁的青年来推动这场意义重大的运动?现在想来,除了那些受旧文化影响较小的孩子,还有谁能完成这个任务?

 

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多么机灵活跃,而几十年之后的老年闰土则木讷呆板的开始叫鲁迅“老爷”。文化是人成长的环境,所有的人都潜移默化的受其影响。文化人更是在传统文化中浸淫很深,他们是没有能力在文化领域内做到破旧立新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由旧文化熏陶出来的,让一个人自我鞭挞很难。而当时十几岁的学生则不一样,他们虽然也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他们是受旧文化污染最少的。凭着年轻人的热情,他们有勇气冲破文化的樊篱,达到破除旧文化的目的。所以毛泽东接连八次接见红卫兵,对于一个喜欢哲学思考、讨厌迎来送往的领袖来说,这是不同寻常的。

 

3、最开始,老僧对于文革破坏了一些文物是颇为心疼的。为什么一定要砸烂呢?难道不能送博物馆保存起来吗?现在想来,有些东西确实没有必要全部都保留。如果将当时所有的神龛牌位都放博物馆去,那全国不知道需要建多少座博物馆。绝大多数四旧物品其实都没有文物价值,然而它们的存在对人们的精神桎梏作用却相当大。当神龛、牌位这一类东西被砸时,那时候的老人们以及家长们,他们可是觉得孩子们在亵渎祖宗、冒犯神灵,一边呼天抢地,一边悲痛欲绝。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正是砸在了他们的精神枷锁上,这枷锁已经成为他们的一部分,任何冒犯这些精神符号的行为,都是对他们本身的侵犯,所以他们悲痛伤感。祖宗牌位实际上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图腾,一旦接受了他,也就接受了它所代表的规则,并且往往会成为图腾的维护者。旧中国时代过来的人,大都是旧文化图腾的护法使者,尽管那些牌牌并没有手脚,但它们有强大的精神控制力。正是这种控制力,奴役中华民族的精神几千年,让中华民族变成了乖乖待宰的羔羊。不破,行吗?

 

4、放手发动群众去破四旧,目的并不是为了砸烂那些文化标签,而是为了通过这个过程,破除人们心中的锁链。只有自己,才可以解开自己的心结。封建礼教的枷锁,长久的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很多都已经成了神圣的禁忌。要破除禁忌,非得自己亲自去“冒犯”自己心中的禁忌,然后才可以破除。政府当然也可以组织专人去除四旧立四新,但这样很难达到帮助人们破除精神枷锁的目的。

 

5、以前,对于文革中批判所谓的“反动权威”不以为然,觉得这完全没必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可能都是无辜的。但现在明白了,对于某个人来说,也许是无辜的,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他们就是一个标牌,如同四旧里面的神龛一样,成了广大群众心中的禁忌,而这种禁忌的存在,就是一种枷锁。所以,凡是与旧文化沾边的“权威”,一旦“权”了“威”了,一旦成了某种文化的图腾,那么为了要破除群众心里的禁忌,也就只能委屈一下他们了。尽管他们本身并不一定有错。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但答案都离不开“文化符号”以及其象征的“文化意义”,“文化意义”所代表的“精神枷锁”。一旦想到宋朝以来中华民族的种种灾难,我就觉得为了破除顺民文化,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熟悉的网友可能经常会看到我反儒家,其实我反的只是“孔儒”,也就是孔子——周敦颐——二程 ——朱熹这一条线下来的儒学。

 

四、从“经典”到“山寨”——文革失败了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延续十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无论正确与否,它都是历史的存在。谁也无法否认这一点。这一场运动,不是哪一个人的,它属于历史,它也属于世界,它是世界上第一场大规模的文化革命运动。无论是肯定它或者是否定它,它都是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发生在中国。这些都是基本的事实。至于成功与否?这要看它发起的目的以及留给历史的结果。达到目的,则成功;没有达到目的,则失败。那么,文革成功了吗?好象没人肯定这点。文革似乎是失败了。但真是这样吗?

 

我先不回答成功或者失败这个问题。我先留两个问题在这里。第一:中国还是“礼仪之邦”吗?第二:现实生活中,谁是你的偶像?你臣服于谁?

 

不知道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流行一个词语叫“山寨”,在很多经典的东西前面加上“山寨”两个字,往往就意味着恶搞或者仿造。最初好像是指深圳仿造的那些名牌手机。现在“山寨”已经堂而皇之的成了一种文化,去年甚至有人筹划“山寨版春晚”。那么“山寨”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是大众对“经典”的睥睨。我这里说的“经典”是指正统的、权威的、主流的事物。陈凯歌几年前曾经拍了一部自认为很有内涵的电影《无极》,按照他的想法观众应该对他的电影顶礼膜拜,影评人会充分发掘他电影里面的象征意义,然后成为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可谁知恶评如潮,最可恨的是还遭到胡戈恶搞,编辑成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而馒头血案反而激起网络下载狂潮。最后搞得我们的陈大师不得不为了颜面,装腔作势的要控告胡戈。但恶搞铺天盖地,大师们要告又怎么告得过来?而今,山寨文化又兴起,到处都是“山寨版”。什么山寨白宫、山寨笔记本、山寨法拉利、山寨白宫、山寨苹果....。凡是有经典的地方,往往就有山寨。山寨文化本质上属于大众文化,山寨文化的兴起,实际上就是平民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要真讲“山寨”,文革中的山寨可能更多,比如什么“山寨诗人”、“山寨导演”等等。

 

回到上面的两个问题。对于那两个问题,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中国不再是礼仪之邦,骨子里面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温良恭俭让”,失去的不仅仅是“礼仪”,还有“礼仪”背后的精神锁链。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失去了偶像,没有谁可以让我们臣服。精神上的平等,才可以彼此尊重,谁也无法凌驾在别人头上。尽管有时候我们可能表现得恭谦,但这种恭谦是建立在平等之上的。实际上,我想要问的是:谁还把自己当成别人的仆从?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但至少我没有遇到过。本来,毛泽东是最后一尊偶像,但在某些人的帮助下,他被打得粉碎。正是这最后一尊偶像的倒掉,成就了他毕生所追求的社会平民的思想大解放。他一生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解放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第二件事是解放了9亿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的思想枷锁。

 

文革之后,文化精英们丢弃了清高,什么坑蒙拐骗的事情都敢做;普通老百姓舍弃了卑谦,对哪一个精英大师都敢恶搞、作弄;于是大家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毛泽东作为最后一尊偶像被打碎,平民文化从而得以建立。

 

文革失败了吗?没有。从打破礼教思想束缚,建立平等意识、自主精神,奠定平民文化的基础上来看,这些目标都达到了。上文中将礼教文化比喻成监狱,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领域内的一次集体越狱行动。

 

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中国人民甩掉了精神枷锁,中国人民得到了从内到外真正的解放,这就是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事情。其实他只做了一件事情——解放中国人民。先解放身体,然后解放思想。文革失败了吗?文革成功了。

 

五、未来的路在哪里?

 

钟摆已经拉起,平衡点已经被他老人家重新设定。没有公平,就没有安宁;没有人民民主,就没有社会和谐。失去锁链的百姓,不再是顺民;今天的社会不和谐,归根结底来源于四个字“造反有理”。想要扑杀这几个字已经来不及,因为它已经融入到刁民们的文化里。想要重新塑造一种新的仆从文化,时间也已经不允许。再说,谁还敢象他老人家那样大规模的发动群众来创立一种新文化?如果不发动群众,新文化又如何普及?于丹们是徒劳的,即使她的书能卖几百万册,可震撼力哪能与亲手砸碎“孔夫子”雕像相比。所以祭孔拜孔、大办孔子学院等等,都已经来不及,不等他们重新起来,可能就已经倒下。

 

未来的路到底在哪里?

 

    四个字——人民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