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传统节日与旅游发展研究
——以六盘水市水城县南开花场为例
作者：罗国锦
内容提要：当前，全域旅游日渐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各地区充分结合自身的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的旅游发展规划。民族文化作为旅游发展的灵魂，受到了各级党政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及时将其纳入各地发展规划的序列，使之充分发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积极作用。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水城县党委政府高瞻远瞩，不断将南开花场的宣传打造推向高潮，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之成为苗族传统节日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一个成功范例。笔者拟从南开花场的历史文化底蕴、宣传打造的思路方法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等方面，梳理出一些可供党政部门借鉴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提升苗族地区旅游发展的科学化水平，为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作出有益的思考。
主题词：苗族 传统 节日 旅游 发展 研究
一、历史概述
水城县南开花场，位于水城县南开乡境内，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明清之际，朱元璋派遣傅友德征讨滇黔、吴三桂进军水西，以及黔西北苗族起义军与清王朝的对抗，使大量原来聚居在总溪河两岸的苗族被迫向西迁移，最后散居在纳雍、水城等崇山峻岭之间。南开乡与纳雍县猪场乡毗邻，在苗族的西迁过程中慢慢形成了人口相对集中并且处于中心区域的分布格局。为了便于传承发展丰富多彩的苗族历史文化，进一步加强各地苗族同胞之间的联络联系，在苗族民间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南开花场就应运而生了。
南开花场是苗族远古节日的延续，历史极为悠久。但何时出现苗族花场，可谓各执一词，观点不一。但肯定的是，苗族花场的出现与苗族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必然的内在的联系，进而形成约定俗成的传统节日。根据民间口碑文学描述，远古的时候人间并没有花场，只有天帝家才开设，人们要赶花场只有到天上去。后来，天帝家的女儿爱上了人间的小伙子，与凡人产生了感情纠纷。管事为了避免神仙和凡人之间再出现矛盾，于是断绝了天路，让凡人回到地上举办自己的花场。从此，一年一度的花场活动开始兴盛起来。笔者在走访各地苗族民间歌师的过程中，在赫章县松林坡乡意外录制到一首苗族古歌《人类起源歌》，讲述的是人类从天上到地上的迁移历程，与苗族花场的传说形成巧妙的呼应。在当今人类对外星探索紧锣密鼓和外星人报道时有出现的时代背景之下，苗族花场和人类的起源给人很多遐想的空间。当然，关于花场的起源还有很多，诸如求子说、求雨说等等，但是这些现象应该是后来随着花场的演变而出现的事了。
汉文史料关于苗族花场的记载，也有零星的出现。如《永宁厅县合志》寅卷载：“每于正月初旬，椎牛酬酒，约会于高埠，名曰踩山，夜聚曰跳月。”《黔南识略》卷一载：“每逢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择另壤月场，以冬青树一木植于地上，缀于野花，名曰花树，男子皆艳服，吹芦笙，踏歌，跳舞，绕树三迎，名曰‘跳花’。”《贵州通志·土民志》载：“苗人，每年于正月十一、十二、十三日，男女装束一新，觅高埠敝地，植冬青其上，曰花树。女儿持布一端，互相牵引。两少年吹笙其前，作凤鸾和鸣之声，左右跳舞为节。女则随其而缓步作半圆绕之，曰‘跳花’。十三日完，鸣爆竹，倒花树。”清人田雯《苗俗记》载：“每岁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预择平壤为月场，及期，男皆更服饰妆。男编竹为芦笙，吹之而前；女振铎继之于后以为节，并肩舞蹈，回翔婉转，终日不倦。”如此等等，正史野史皆有涉及。这些记载，当是后来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后，苗族花场才得以进入各种史料的，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苗族花场受到的最大影响，主要是战争与迁徙。在残酷的历史环境之下，苗族花场的传承发展和基本功能出现相应的变化，也衍生出种类繁多的传统节日，诸如米花山、坐坡节、谷雨节、串月节等。历史上，苗族经历的战争与迁徙频仍，地址反复不定、功能变化多端成了苗族花场的显著特点。例如，五千年前炎帝和黄帝与蚩尤部落的争战、尧舜禹对三苗国进行旷日持久的侵犯、历代统治者在苗族聚居区的穷兵黩武，造成苗族进行多次大迁徙，居住地的变迁造成花场地址的不断更改，其功能也因不同需要作相应的变化。以往的花场，承载了苗族的古朴唯物史观，发挥着传承文化、交流思想、认亲认友等多重功能，是休闲娱乐、交往交流、学习知识的重要平台。随着苗族社会的发展变化，花场成为具有凝聚力量、辟邪祈福等诸多功能的重要节日活动，一直被苗族群众沿袭至今，几经波折也传承不息。
南开花场历史变迁，最早的已经无法考证。从当地苗族的迁徙路线来看，春秋战国时期苗族作为楚国的主体民族，由于征战和移民的需要，从长江中下域逐渐向毕节迁入，在总溪河两岸不断形成庞大的聚居区。完成迁徙之后，苗族花场开始在毕节兴起，比如纳雍县化作乡、七星关区朱昌镇等地都曾经举办过隆重的花场活动，纳雍县龙场镇跑马坝至今尚有花坡的地名。发生的诸葛亮南征、吴三桂剿水西等重大战争，大多都在苗族聚居区进行，苗族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导致新一轮的迁徙浪潮。一些苗族进入南开之后，又在当地举办隆重的节日，这就是现在的南开花场。据笔者实地调查了解，南开花场的举办始于1952年，在1958年至1976年之间人气十分旺盛。1964年至1966年受“三反”、“五反”政治风波的冲击，花场的举行被迫中断。尽管如此，每逢正月二十五日，各地苗族年轻老幼不畏时代环境的严峻考验，背上午餐不远百里从四面八方会集而来，共同欢度一年一度的盛会。1979年至1981年政治风波平息后，水城县委、政府开始重视苗族这一重大节日，并主动牵头主办。时至今日，南开花场已经举办了六十六届，在国内乃至国际享有盛名。南开花场这一重大苗族节日，已经显示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时代内涵，从单纯的苗族民间文化活动走向世界，成为展示苗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各民族兄弟交流和团结、大力发展地方旅游事业的成功典范。
二、倾力打造
南开花场的成功运作，完全得益于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开明民族政策，得益于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得益于群众对历史文化的坚守和自信。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开始，以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在苗族地区发布了重要指导性文件《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和《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将开明的民族政策写入《宪法》，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继续跟进和完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意见》等等，为各级党政部门认真做好民族文化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在这样优越的政策法规环境之下，南开花场在各级党政部门和各界有识之士的关心支持之下，得以从粗放、单纯、蔽塞、乏力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不断走向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苗族传统文化享誉中外、地方旅游蓬勃发展的历史发展新阶段。
（一）加强组织领导。苗族社会先后受到了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的影响，但与苗族传统文化相适应的寨老制生命力久盛不衰，一直在苗族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寨老制的影响之下，南开花场的举办，自创办之初都是由具有极高威望的寨老组织进行，群众积极参与，形成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秩序的传统节日。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家开始实施开明的民族政策，地方党政部门对南开花场高度重视，加强对花场活动的指导和支持力度，形成政府指导、寨老牵头、群众参与的基本运作模式，使之得以更好的发展。水城县苗学会的建立及其领导对苗族传统节日的关切，也给南开花场步入正轨提供了有力保障。近年来，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南开花场及时顺应旅游开发的时代要求，由水城县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具体负责主办，积极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建立了政府、公司、民间三位一体的合作共赢机制，使南开花场从单纯的节日活动走上世界的舞台，更好地与旅游发展接轨融合，实现了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步提高。
（二）进行科学规划。南开花场举办之初，由于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发展规划比较粗放。花场选址工作由寨老组织进行，选择的地点主要是区位优势明显、苗族村寨比较集中、活动场所相对开阔的地带。花场选址落实之后，寨老指派人员提前捎信到水城境内以及纳雍和赫章等苗族聚居区，让各地苗族寨老、苗族群众得知花场举办的具体时间，以便按时前来参加活动，确保这一节日人气旺盛和久盛不衰。每年举办花场，一般都需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主要是由寨老连年组织开展。一旦出现变化，寨老就会及时召集各寨头人进行磋商对策，通过民主协商的形式将花场的主办权转交给有一定威望和经济实力的寨老，确保花场年年如期举行。花场的举办规模和形式，主办人根据具体实际情况而定，但举办的时间和地点不能随意更改。新中国建立后，在国家开明政策的照耀下，地方党政部门和领导高度重视南开花场，立足苗族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需要，结合当地的具体实际，在完善花场基础设施、组建规范化的举办组织、打造常规化专业化演出队伍、充分利用媒体宣传造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科学合理的规划建设。随着南开花场知名度、美誉度的快速提高，为了适应现代化花场建设的需要，在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和苗学会、各界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与大力支持之下，南开花场的基础设施和目标定位已经上升到标准化、国际化层面。原贵州省省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任、贵州省苗学会会长王朝文同志亲自题写“南开花场”，水城县煤炭工业公司题写“既是古老而高尚的民俗节日，又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磁场”字样，苗族民间自发树立保护花场的公约石碑，使南开花场完全摆脱了县域、市域等局部性节日的自身局限，规划设计突出苗族节日文化与全域旅游高度融合的特点，使之更加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完善硬件设施。在苗族聚居区，苗族节日活动一直久盛不衰，但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成为其宣传打造的主要制约因素。从全国各地苗族聚居区来看，除了黔东南等地高度重视和巨资建设之外，西部苗族传统节日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连举行一年一度的节日活动经费都没有保障，这与当地党政领导的认识不足不无关系。南开花场的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高标准、高质量、高要求建设，堪称西部苗族乃至全国苗族传统节日传承发展的奇迹和典范。从人力上，有关党委政府领导、苗学会领导、苗族寨老先后进行实地调研，组织专家再三研究讨论，为南开花场的发展规划进行指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物力上，各级党政部门根据南开花场的发展需要，于2015年借助县财政“一事一议”项目硬化了4个苗家山寨通往花场的水泥路，在原来的基础上新修了进寨大门、休闲亭、文化广场等；随后，又对南开花场进行全面升级改造，积极实施异地扶贫搬迁，建设1万平方米以上活动广场1个、500个车位的停车场、200个商品展示摊位、700个餐饮摊位、100个露营帐篷、20个特色花房、1个花树坡体验区等等，基础配套设施十分完善。从财力上，各级党委政府部门每年都对南开花场的活动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确保节日活动如期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15年利用县财政“一事一议”争取到了大量的建设资金，2016年投资达2000万元以上，2017投资达200万元以上，发展资金的巨额投入加速了南开花场规范化、现代化的进程。
（四）狠抓宣传报道。加大南开花场的宣传力度，是提高其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手段，是实现苗族传统节日与旅游高度融合的选择路径。一直以来，各级党政部门、苗学会和苗族民间高度重视南开花场的宣传工作，在节日前周密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及时召开相关的新闻发布会，认真组织新闻媒体进行专门的宣传报道，也邀请省级乃至国家级的媒体进行跟踪报道，通过报刊、网络、公众号等途径全方位进行宣传造势，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此同时，充分整合民间摄影爱好者的资源，从不同的角度加大南开花场的宣传力度，使之深入人心，形成震撼力和影响力，为苗族传统节日从乡间走向都市、从省内走向省外、从国内走向国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积极影响
在各级党政部门和各界有识之士的关心支持之下，南开花场的巨资打造和高端展示，其积极影响触及方方面面，苗族传统节日的多重功能更好地得到挖掘和发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南开花场所集中涌现出来的良好态势，充分体现在四个重要的方面，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经济效益。南开花场之所以成功打造，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密切相关，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活动现象。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以经济为中心的观念深入人心，南开花场的举办更加注重与经济发展接轨，并做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比如，主办方解决举办经费的时候，除了寻求政府部门提供资金支持之外，还大胆尝试通过拉赞助、打广告等途径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使商业行为与文化活动有机结合起来，逐步积累一些宝贵的经验。在旅游业日渐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新常态下，苗族传统节日的旅游资源禀赋更加体现出不可取代的优越性和独特性，被各级党政部门提上了议事日程，将其作为地方发展的重要软实力认真对待。经过各方多年的共同努力，南开花场实现了华丽转身，从粗放型的单纯节日活动步入互联网+旅游+文化的运作模式，成为推动苗族地区脱贫攻坚和小康建设的重要抓手，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二）社会效益。南开花场的发展，其作用辐射到各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满足了当地群众和国内外游客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从物质层面来讲，完善配套的基础设施，无疑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便利。无论是开展节日活动还是游客旅游观光，无论是休闲娱乐还是开展商业活动，南开花场的建设都充分满足了条件。比如规划建设的活动广场、商品展示区、餐饮区、露营区、花房文化区、花树体验区、停车场等等，这些硬件设施都将游客和群众的基本需求考量在内，并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从精神层面来讲，生动活泼的苗族传统节日活动，本身就是一顿丰盛的文化盛宴，对满足游客对博大精深的苗族传统文化的了解和体验，对苗族群众酣畅淋漓地展示自身的文化自信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当地苗族青年跪拜花树、苗族传统刺绣工艺展示、苗族芦笙舞表演、苗族原生态歌曲演唱等，这些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不仅让游客全面地体验苗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苗族民间艺人一展风采、体现自身价值。
（三）文化效益。南开花场，不仅仅是源自五千年前九黎部落的遗风，还是不断丰富发展的苗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南开花场的活动内容，几乎涵盖了苗族人民用聪明智慧创造的精神文明，使之具有寓教于乐、激励士气、展示风采、团结进步等重要功能。尤其是寓教于乐这一功能，使南开花场充分凸显出“苗族传统文化学校”的地位和作用。比如，苗族史歌、古规、礼仪、服饰、舞蹈、音乐、医药、工艺等传统文化元素，在活动过程中得以全面展示，使参加活动的游客、群众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得到交流、受到启发、获得新知等等，对进一步抢救、继承和弘扬苗族优秀传统文化意义深远。与此同时，南开花场的举办，对于更加广泛地推介苗族优秀传统文化，更加有力地提升苗族传统节日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更加牢固地树立苗族文化自信心，都有不可取代的积极作用。
（四）生态效益。建设南开花场的应有之义，包括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到自身的整体形象，也关系到旅游资源的挖掘利用。随着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南开花场的绿色植被在大量的垦荒中遭到严重的破坏。每年举办节日活动，由于旅游观光者数以万计，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鉴于这种情况，花场周边的苗族群众积极商议对策，于1999年形成了具有较强约束力的村规民约，明确规定“一、禁止在划定的花场范围内从事放牧、铲灰等生产活动；二、爱护花场的公共设施和林木，损坏设施者按价赔偿，毁坏林木者按毁一株种十株处罚；三、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不做有损民族团结的事；四、服从花场管理人员的管理。”这一村规民约意义十分深远，其标志着苗族节日活动已经进入了正规化、规范化阶段，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近几年，随着雄厚的建设资金投入，南开花场的生态建设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花场周边的山头、路旁等可视范围内全部进行绿化，生态环境得到最大限度的优化，自然景观和空气质量都得到了提升，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良好局面。
四、重要启示
在旅游业方兴未艾的当下，民族文化作为各地旅游业竞争的一大软实力，其巨大的旅游资源挖掘潜力和助推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业已成为各级党政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但是，全域旅游作为一个新兴的事物，民族文化如何更好地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几乎还在摸索前进的起步阶段，都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困境和问题。南开花场的全力和高端规划建设，无疑给各地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苗族传统节日与旅游融合发展，离不开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从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职能职责而言，简单地说党委主要是实行政治、 思想和组织领导，把方向、 管大局、 作决策、 保落实。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能职责主要是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以及上级行政机关的决议和命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领导和监督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执行经济计划和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经济文化建设、民政和公安等工作；依法任免和奖惩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保护公共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监督所属各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有关事项。各级党委、政府对苗族传统节日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既是法定的义务，也是职责所在。地方党委的关心支持，尤其是加强对苗族传统节日的领导，可以确保其与扶贫攻坚和小康建设相适应。而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可以为苗族传统节日的传承发展和挖掘利用提供强大的支撑和动力。
（二）加大有关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是提高各方重要性紧迫性认识的前提。关于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的政策法规，各地宣传的力度十分薄弱，导致个别党政部门和领导、学会成员和苗族群众对传承发展苗族传统节日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出现职能部门不作为或乱作为的一些现象。中国母法《宪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第八条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提高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展群众性少数民族文化活动、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积极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努力推进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等方方面面的工作。加大国家民族政策法规的宣传，有利于各级党委、政府和民间各负其责、各尽所能，形成良性互动，更好地推动苗族传统节日的繁荣发展。
（三）积极实施准确定位和科学规划，可以确保苗族节日文化高端高质打造。放眼全国各地的苗族传统节日，可谓遍地开花，比如花山节、踩花山、跳花节等等，名称各异，鱼龙混杂，极难找出原汁原味的具有历史文化厚重感的传统节日，这与思路不清、规划不当甚至盲目跟风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名称定位上讲，既不能标新立异脱离实际，也不能人云亦云不讲特点。就传承发展苗族节日文化和挖掘利用旅游资源而言，具有历史文化底蕴和地方特色的节日名称，本身就是一张亮丽的名片，容易引起游客和群众的好感和关注，对进行高端宣传打造十分关键；就节日活动的硬件设施而言，根据实际需要提供必要的场地、设备、商品等物质条件，充分发挥节日的多功能作用，是苗族节日文化走向规范化、现代化、长期化、特色化的基础；就活动的具体内容而言，认真策划并使苗族优秀传统文化以节目等形式予以充分全面的展现，注重传统与现代的包容互补，突出原生态文化的主体地位，杜绝主次不清、良莠不分和伪造做作的文化表达，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强苗族传统节日的时代魅力。
（四）满足人力物力财力的基本需要，是苗族传统节日得以开发利用的保证。苗族节日文化的包装打造，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缺乏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撑，苗族传统节日的举办和打造都是苍白无力的，不可能取得圆满成功。从人力方面讲，必须组建一支融节日活动管理人才、苗学研究人才、苗族民间艺人为一体的队伍，通过正规渠道成立合法的组织或机构，为苗族传统节日的如期举办提供人才和组织保障；从物力方面讲，苗族传统节日离不开场地、交通、食宿、舞台等前提条件，基础设施完善齐全能够直接提升苗族节日活动的层次和影响力，物力的充足在打造苗族节日文化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从财力方面讲，每年活动所需经费的稳定与否、投资足够与否，关系到苗族传统节日的举办规模、档次乃至基础设施的建设状况，南开花场的巨资投入和成功运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没有财力支持或者财力支持不足都会让一切规划和行动变成无源之水，招商引资也好政府配套资金也好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财力保障是苗族节日文化与旅游高度融合发展的根本前提。
参考文献：
水城县政协文史委员会.水城文史资料第3-4辑少数民族专辑[M].贵州：内资，1989.
水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水城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毕节地区地方志、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毕节军分区军事志.毕节地区军事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李廷贵、张山、周光大.苗族历史与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石朝江.中国苗学[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贵州省纳雍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纳雍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邹汉勋、黄宅中.大定府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
六盘水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六盘水市军事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六盘水市地方志民政志编纂委员会.六盘水市志民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喻学才、彭涛.旅游文化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石雄.关于苗族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思考[J].松桃报，2014-2-19（3）.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政协.苗族百年实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王香.试论苗族传统文化的发掘与研究[J].中国民族宗教网，2016-8-26.
作者简介：
罗国锦，苗族，研究生学历，青年作家，纳雍县龙场镇人。先后供职于新闻单位、社科部门、文艺部门、党政部门和权力机关，现供职于中共毕节市委党校（毕节市行政学院），毕节市苗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毕节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贵州省人大论坛杂志社特邀撰稿人、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