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

 

瓢泼大雨在无情地下着。

我曾无数次地试图逃离回故乡祭祖，但总是感到惶惑和迷惘。细细想来，才知道这是血缘所系。我是幸运的，我的故乡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我是幸运的，我的故乡有二级油路直达；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生存在一个——既是乡村与城市的交点、也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交点之中，同时也是苗族人和汉族人的交点之中。因此我便能从另一个角度去思恋、思考故乡，哪怕是管中窥豹。  

故乡的历史很悠久，这不算什么。古老历史悠久的民族村寨多如牛毛，难能可贵的是故乡能将最古老的文化传存下来。可是竹编的泥巴墙和寨门巷道似乎随着我的年龄一并被时光带走。我几乎是用看电影的速度看着故乡是如何从一个小小的苗寨变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的。转眼间寨子前面用来晒谷子的大石板就被移走了；转眼间“苗王府”、“苗王食府”、“百苗长廊”……拔地而起；转眼间来了许多浓妆艳抹主持人，每天拿着话筒与游客们互动……完全没有过渡，整个过程好似蒙太奇。因此，每次回故乡都有“物是人非事事休”之感，这也许就是我试图逃离回故乡的缘故。

　　驱车到父亲坟前，我至今还无法忘却父亲患病的情景：当时他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医生说做开颅手术或许有百分之二十的几率存活（活下来也是植物人），但是母亲斩钉截铁地要把父亲运回老家，理由很简单：苗族习俗里，死时见血是极不吉利的，这样的人会变成恶鬼，要请巫师把他撵出家门，永远不能接受供养。并且苗族人的乡土情结是很重的，若不能死在老家的宅子，那是莫大的遗憾。或许这就是屈原的“狐死必首丘”吧。我不给父亲治病，纯粹是出于对父亲的爱戴——尽管这在很多城里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直到父亲溘然长逝……。

　　父亲入殓，我当时感受到一种莫大的恐惧，这种恐惧甚于对父亲的死。因为我发现除了母亲和寨上几个老者，我的同龄与我的下辈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懂得按照苗族传统习俗给父亲入殓。我想：我死的时候，能不能奢侈享受苗族的丧葬习俗？当古老的禁忌被唯物主义所击碎、当藏蓝的衣服成了小资的收藏品、当全寨六七岁的小孩操着标准的普通话、吊脚楼变成了旅馆时，我们还有什么证据证明自己的后代是苗族？是靠语言，是靠服饰，是靠DNA，还是靠户口本？ 

　　我试图融进传统，但我发现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因为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挡住了我回家的路，它多么像我的墓碑。而当一切都沦陷之后，我们才会想起来：枫树母亲和阳光和水一样，都是我们值得去呵护的，它们是生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
　　消亡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一种半死不活的僵尸状存在。我渐渐明白：“保护”开发力度越大的地方，文化便沦丧得越快。中国每个地方开发旅游民族特色的动机，无非是为了藉着这个特色发展本地经济。就像专家们建议让湖北的裸体纤夫、台湾原住民的丁字裤再现世上，有什么好处呢？无非是满足一下游客的重口味而已。我依稀感觉到了故乡在逐渐被同化，被这个世界同化。民族性的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地消褪，直到有一天会丧失殆尽。我们勿需思考便明白，真正被赋予了历史、沧桑、力量、人性之美的苗族传统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是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拍摄过和收藏有几千个小时的原生态苗歌，我也听过在各种舞台上的汉语“苗歌”，或许一般人没觉得什么，但是懂音乐的人就听得出来，这种“民歌”只能归类到民歌风却不能被归为苗歌，因为你却听不出来是哪个地方的。它们都是非本地的音乐家凭着自己的想象，用“民歌的元素”夹杂着其他民族的审美品位创作的。最古的原生态苗歌歌词，内容丰富、感人肺腑，但曲调没有那么抑扬顿挫、高低起伏，兼之是用苗语歌唱，所以除了专门的学者，基本上不会有外地人问津。那么苗歌被流行歌曲代替，自然是不在话下了。 

　　梁实秋说：“最可怕的是，倡言守旧，其实只是迷恋骸骨；唯新是鹜，其实只是摭拾皮毛，那便是新旧之间两俱失之了。”几年前，我与中央电视台在故乡录制“山寨神旗”，当时马翔宇导演建议我将寨上的“旗张”（苗族起义的战旗）捐献给中国博物馆收藏，我想：当一面“旗张”收藏中国博物馆，作为文物是价值连城，但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元素就已经死了，毫无意义了。因为“旗张”本是增强苗族凝聚力的，用来战斗的，而不是随意供人观赏和收藏品，因此我拒绝了他的建议。同样，当我们的傩戏和上刀梯等等传统文化作为“民间绝技”在各地混杂着魔术和杂技演出时，它的内涵和精神是什么我不敢想象。只有无聊的专家、学者和导游们加上无聊的噱头，编造出无聊的故事，以讹传讹来忽悠不懂苗族文化和苗族历史的游客。 

　　苗族所走的是一条长长的血泪之路，每一个脚印都洒满了辛酸与悲情。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但她完全是有灵魂的。正如胡适所言，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人类文明历史舞台上的一个有思想的 “活物”，衔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可现实是：故乡的历史血液已被人为地抽干，只留下了一个躯壳作为供人观赏的标本。尽管这标本看上去是那么美好，但它毕竟是死的。甚至，为了让这个标本更好看，还会有人为它精心打扮，画上浓艳而媚俗的彩。 

　　事实上，当今但凡你与一个受过基本教育的苗族人接触（也包刮我），你就会发现，与其他民族人没有什么差异，顶多他不会说苗语，你会；他喜欢吃喜欢宫保鸡丁你喜欢吃酸汤鱼；追求的东西，对世界的认识，对事物的看法，只要属于同一类人，却尽然相同，至少说差异非常小。我见到的一些苗族知识分子，也如同中国其它城市里生活着的千千万万的工薪族一样，渴望着买房子，买汽车，送小孩去上比较好的大学，闲暇时围在一起打麻将，喝茶聊天，上馆子消费，你很难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因为其他民族的文化也在影响重塑着苗族人的一切，包括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性。我们虽然生活在偏远落后的山区，整个的文化主导都是中国文化为主，从电视节目到广播报纸以至于官方文字，也都是国语文字，故也不奇怪他们难以坚持自己的方式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苗族与满族、俾格米人并无不同。 

　　“民族平等”，多么美好的一个字眼，但它局限于政治。在文化传承上无平等可言。强弱两个群体相接触的时候，一直都是弱势民族被同化。正如贵州与中国其它发达地区的接触一样，贵州的不发达决定了它是弱势一方，它不得不接受内地对它的改变、推动、重塑，它难以抵抗其民族性逐渐被同化，逐渐消亡的结果。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现实。我已经看到：尽管还有盛装打扮的苗族妇女赶集，尽管还有许多男女在正月十四聚集在松桃县城舞台对歌，尽管还有苗族歌手去把苗歌录制成光碟出售。但他们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人了。年轻人穿苗服，除了在舞台等特殊场合，我从来没见过了。“兴盛”？回光返照罢了。就这样吧，让她去吧，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是等候。蒙田说：“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等候我们，让我们到处都等候它吧。”但这显然是许多人都难以企及的高度，因此许多人都在为保护民族文化而奔走，去呐喊。我尊敬他们，可他们不知道，有盛必有衰，有生必有死。我们每天面对的仍是那些空虚的灵魂和物质的较量，显然，每天每个人都会为活着而不停地辗转奔波。伴随着经济繁荣而带来的一哄而起的拜金主义，国人的种种社会美德正在迅速沦丧，人与人的关系已裸到一丝不挂。那么我们又能在何处安置灵魂？
　　我以前认为，苗族的文化，是在一次次迁徙和起义中悲壮地消亡，而我现在又醒悟：滚滚的经济大潮吞没，也是另一种悲壮的归宿。我深知传统与灵魂存在的不易。所以当我看见那一只只失去家园的鸟，我的目光里除了沉重，别无其他。而在今天，故乡这片干枯的土地上甚至连一只飞翔的鸟都没有了，有的只是喧嚣、无聊的撕扯，以及虚伪与金钱的混鸣。面对这一切，我只能沉默不语。我沉默不语是因为我有许多话要说。
当我写下这篇文章时，我知道那是荆棘上一朵鹅黄的小花开在了巉岩的夹缝中。而我会用所有的气息和爱意去呵护她。我只能这样，因为我看见了千年的梦想和传说正插上鸟的翅膀，携着神圣的光明，终将到来又匆匆离去。我试图留住它们，可是本民族用灵魂都留不住的，靠政策和文字又怎能挽留和抢救？

 

（作者单位：松桃苗族自治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旅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