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世界上将要消失的语言
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是著名的美国犹太作家，他写作时使用的语言就是意第绪语
英国伦敦动物学学会研究员乔纳森·洛及澳大利亚乔治赖特学会研究员哈蒙去年共同发表报告，指出全球共约7000种语言中有1/4正濒临消失。报告称，全球近半数语言只有不足一万人使用，总人数加起来仅占全球人口0.1%，相反400种较主流的语言使用人数却占全球人口95%。
100年后语言只剩不到十分之一
今年1月2日，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家约翰·麦克沃特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推测，现存的7000种语言到2115年可能只有600种能幸存下来。“从现在开始到下个世纪，全球语言的数量和复杂程度都会下降。”不过，麦克沃特依然对未来的语言世界表示乐观。
2010年海地地震后，经典慈善歌曲《We Are the World》发行了25周年版以援助海地。其中，海地著名制作人怀克里夫·金还用海地克里奥尔语进行了一段演唱
小语种为什么会消失？
原住民常因使用自己的语言而被镇压或惩治。在历史上，这是大多数小语种衰亡或者濒临灭绝的原因，北美原住民语言和澳大利亚土著语言的消失就是最好的例证。如今，城市化进一步加快了这些小语种的灭绝，因为城市化进程迫使人们从他们的故乡迁徙到了一个“统一用语”的城市。
而麦克沃特相信，促成语言消失的因素还有很多，甚至“文字”也是语言多样性的潜在威胁。对于现代人来说，书面记录因其持久性和正式性而显得更合法更“真实”。相较之下，那几百种只有口语而没有文字的语言，就显得特没地位，使用范围也相对狭小。人们越来越难摆脱这么一种错觉：“有文字才算一种语言”。例如意第绪语（中东欧犹太人及其在各国的后裔说的一种从高地德语派生的语言），仅仅是因为不经常用于写作，就被说成是“濒死”语言，全然不顾在美国和以色列，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其日常生活中和教育子女时使用这种语言。
说起教育子女，现代人往往认为掌握大语种代表着拥有更多机会，就比如大人都在强调小孩不能输在英语教育的起跑线上。而掌握小语种则是“开倒车”，又比如大人不再把自家方言教给他们的后代了。如此，问题就来了。除非被文字记录下来，否则一旦有一代人不把小语种教给后代，这种语言就非常容易在代际传承中被打断。毕竟，大人学语言比小孩难得多。
此外，语言自身的复杂性也是其传承不易的一大原因。随着时光流逝，语言的复杂性也逐渐“成长”。正是这种复杂性，使语言变得博大精深，但也因此使其一旦失传就很难再复活——当孩子长大，生活繁忙，学语言容易难为情，拣回失传语言就变得非常艰难。麦克沃特强调，如果想要使濒危的语言不至于灭绝，就需要从孩子抓起。他认为目前人们的努力仍然不足以引导这些少数族群将自己的濒危语言传承给下一代，唯有在未来做到这一点，才可能完整地保留下一种语言。
爱尔兰盖尔语
语言能否因简化而得以传承？
事实上，很多群体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传承自己的古语言——在各类大中小学甚至成人夜校进行传授。这种方式实际上创造出古语言的新版本：词汇量更小，而且语法更为通俗。比如现在很多同时掌握英语和盖尔语的爱尔兰盖尔人，他们骄傲地宣称自己说的是纯正的爱尔兰盖尔语，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新盖尔语”罢了。这一类新版古语实际是最近几个世纪语言变化大趋势的体现：相对于中世纪时期诞生的语言范式，新语言没有了那些巴洛克式的复杂架构。说白了，新版古语言被“简化”了。
麦克沃特介绍，历史上的欧美语言简化大致出现过三大浪潮。
第一次源于技术发展，人口得以大规模迁移。一旦大量人口跨越重洋，或因武力流离失所，新语言便因有了成人的参与而产生变化。在我们的经验中，成人学习语言时远不如孩童关注细节，所以他们学习的结果就是简化了语言。
第二大“简化”浪潮发生于欧洲列强压迫非洲奴隶在种植园劳作之际。成人奴隶必须快速学会沟通，他们所学的甚至比“维京人式”英语更简单，往往只有几百个单词和碎片化的句子结构。这种沟通几乎没有文法可言。于是，原本“鸡同鸭讲”的人们自行为他们之间混杂的沟通语言加上文法，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混合语言“克里奥尔语”。这种语言足以覆盖生活中需要表达的现象，但因发展时间不长，尚未成熟到能有不规则动词的程度。海地克里奥尔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产生的，而目前在海地，超过九成的人口正使用海地克里奥尔语而非另一种官方语言法语。
现代人口迁移带来了语言简化的第三次浪潮，也就是现在。在全球范围内的各大城市，各地移民原本说着不同的方言，但他们的孩子却必须在这个城市“统一”的语言教育中成长。这种用以推广的标准化语言都不复杂。但也有悲观者认为，所谓“不复杂”是世界语言衰落的迹象，比如一个说古英语的人就会认为现代英语是“不够档次”的。
麦克沃特并不如此悲观。在他看来，那些在演变浪潮中消失的语言或语言特性，至少可能被现代工具记载下来，以供后代研究之用。语言的简化令其本身在未来更易于被学习，人们也能够加深相互理解，同时世界语言王国依然保留着足够的多样性。
“到了未来，只有600种语言幸存的那一天，回想起当年世界上竟然有7000种不同的语言，我们可能会感到后悔，觉得相比之下，整个世界显得已经黯然失色；但是我们也该从中看到一丝曙光，因为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能够使用母语之外的通用语言和别人交流。”麦克沃特如是说。
意第绪语
世界上行将消失的小语种
人类语言总计约７０００种，其中一些语言应用范围狭窄，濒临消失。语言学家发现，近年来语言消失速度加快，平均每１４天消失一种。到２１００年，过半数语言可能灭绝，并带走与之相关联的历史、文化和传统。
半数难保
安德烈·蒙古什和父母、妻子住在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图瓦共和国，全家人既会说母语图瓦语，也会说俄语。蒙古什和妻子为获得更多发展机会，眼下正在自学英语，厨房墙壁和橱柜门上贴着许多写有英文单词的小纸片。
不少图瓦人鼓励子女学习俄语和英语，融入外部世界。
图瓦语是众多小语种之一，应用范围无法与大语种相提并论。最大的８５个语种覆盖世界７８％人口，而最小的３５００个语种的应用者只有８２５万人，占世界人口千分之一。
全球大约３.２８亿人以英语为母语，８.４５亿人以汉语为母语。会说图瓦语的只有２６.４万人，但它并非现阶段濒危的约１０００种语言之列。
图瓦人
与不少其他小语种相比，图瓦语算是大语种。一些小语种的掌握者减少到１０００来人，甚至更少。西伯利亚地区另一种语言托法语的使用者仅剩３０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温图土著、俄勒冈州的赛莱茨迪尼土著、澳大利亚北部地方的一支土著中只剩一两人能流利说自己的土著语言。
有的语言包括一些与民族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词汇，难以翻译成其他语言或用其他语言解释。因此，当这种语言灭绝，与之相关联的一些民族元素也随之失传。
图瓦语词汇khoomei可粗略译为“喉咙唱歌”。图瓦人说，这个词汇除表示图瓦人特有的歌唱方式外，还让图瓦人联想到自己生长的环境，外族人无法领略这个词的深层含义。蒙古什是khoomei歌手，和妻子是图瓦共和国交响乐团成员。这个乐团的特色是把图瓦传统音乐元素融入演奏。
图瓦语词组khoj ozeeri的字面意思是“宰羊”，深层含义是以尽可能减少羊的痛苦的方式宰羊。准确地说，这个词组表示屠宰者在羊胸部横切一刀，手指从刀口进入，勾断羊心脏的主动脉，让羊迅速死亡。它包含一种含宰杀、剥皮、切割等步骤的宰羊仪式及细节，比如加工羊皮、腌制羊肉、用羊血和内脏做香肠、两小时内完成全套仪式，动作利落到身上衣服不沾一滴血等，体现了人与羊的亲密关系。
一名图瓦人对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作者拉斯·赖默说，在图瓦，如果按照其他地方的方式宰羊，例如用枪或是用刀割颈的方式，宰羊者会“因行为野蛮被捕”。
美国土著
传统恐失
语言学家在语言分布地图上标出“语言热点”地区，这些地区交通不便，相对闭塞，集中存在多种语言，其中不少濒危。
中国和印度边境地区属于“语言热点”地区，住在这里的阿卡人所说语言濒临失传。
阿卡人以代代相传的大量寓言故事规范和评判公众行为。如果发生财产纠纷，长者就会给当事人讲这样一个故事：两个女儿过河给在地里干活的父亲送饭，途中遭鳄鱼吞食。父亲杀死鳄鱼，请求巫师让女儿复活。巫师大开狮口索要钱财，父亲一怒之下变成一块姜堵在巫师喉咙……
按照阿卡人传统，长者“断案”要用极为正式的阿卡语把这类故事完整讲一遍。但是年轻的阿卡人不再像长辈那样学习正式的阿卡语，不再听那些故事，而是跟着电视学印地语，在学校学英语。如今，会说阿卡语的人不到２０００人。
阿卡人帕里奥·尼玛索乌现年２５岁，在当地一所学校任教，向往外面世界的同时热爱本民族文化。他的卧室里摆着一台电视，已经几个月没看，因为几次泥石流和变压器故障导致电力供应中断。
吃完晚饭，尼玛索乌走进卧室，取出一个白布包，就着微弱的灶火打开。里面有一块老虎颌骨、一块大蟒颌骨、一块带着尖利牙齿的河鱼颌骨，一块石英晶体和其他一些巫师做法用品。
阿卡人
尼玛索乌的爷爷和父亲是巫师。父亲１９９１年去世，没来得及教尼玛索乌念诵驱邪咒语，只留下这包东西。
多种多样的语言背后是丰富多彩的文化。语言学家担心，一些民族文化和传统智慧随着这个民族语言的消失而失传。
居住在西伯利亚南部的一个以饲养驯鹿为生的民族造出不少与驯鹿相关的词语，例如用iyi duktug myiys指一头４岁大已阉割的雄性驯鹿。
图瓦人用“向前看”表示回首往日，用“向后看”表示展望未来，因为他们认为往日是什么样已经知道，就在“眼前”，而未来看不见，“在身体后面”。
阿卡人用表示“一头牛”的词汇mithan做衡量财富的单位。一份像样的新娘嫁妆值８个mithan。
阿卡人以珠子为装饰物和货币单位，创造出２６个词汇描述珠子。tradzy一词指值２个mithan的黄色珠子项链。这种项链在阿卡人眼中最珍贵，因为所用珠子取自当地一条河，已经绝迹，如今获得这种项链的唯一途径是从长辈那里继承。
阿卡人的一些语言反映阿卡独特民俗。比如“老家伙”一词在其他语言中往往表示对长辈不敬，但在阿卡语中相反，表示对长辈的尊敬、服从和亲昵。用这个词称呼女性，表明女性聪明；妻子用这个词称呼丈夫，哪怕丈夫仍年轻。
澳大利亚土著
试图留住
一些民族生活方式相当原始，他们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对自然有独特的观察和了解，积累了大量与药用植物、作物栽培、灌溉技术、农耕时令等相关的知识。这些知识极可能随着民族语言的消失而失传。
塞里人是半游牧民族，生活在加利福尼亚湾附近的索诺兰沙漠，与海洋和沙漠中的动植物息息相关。他们的语言中有３００多个沙漠植物专有名词，给动物取的名称能描述动物习性。
塞里人把一种绿色海龟命名为moosni hant cooit，意思是一种在海床上冬眠的海龟。１９７６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写道：“我们最初从塞里人那里得知，一些海龟在较冷的几个月里会埋在海床里，对此我们曾感到怀疑，然而事实证明，塞里人的话极为可靠。”
２００５年，动物学家以塞里语中表示鲨鱼的名词hacat命名一种新发现的鲨鱼，因为塞里人早就知道这种鲨鱼的存在。
目前只有不到１０００人能用塞里语交流。语言学家史蒂夫·马利特希望这种语言不要像加利福尼亚湾两岸其他类似小语种那样绝迹，至少不要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就绝迹。
语言学家试图把仅有口语的语言转换成书面文字，编纂字典，从而留住那些语言。马利特和妻子凯茜２００５年完成了同为语言学家的岳父母从１９５１年开始编纂的塞里语字典。一些志愿者在语言濒危地方开办学校，培养年轻一代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感。
《国家地理》杂志与美国“濒危语言研究所”合作设立“语言持续项目”，支持语言学家研究濒危语言，用现代化技术记录、保留这些语言。该项目培训一些不以本民族语言为母语的年轻人记录、学习和传播父辈语言。
《国家地理》杂志作者赖默认为，虽然一些语言学家和志愿者竭力向公众介绍保护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意义，不辞辛苦前往生活条件艰苦的偏远地区，帮助那里的人传承语言和文化，但挽救一种语言终归要靠内力。
50%的语言即将消失，小语种民族还有明天吗？
世界语言学家大卫·克里斯特统计，在未来的100年中，世界上的6000多种语言遗产中，将有3000种走向消亡，50%的文化遗产将随之化为云烟。就在我们阅读这行字的2周后，就有一些小语种消失。小语种民族将何去何从？克里斯特提出的创造新文字保护母语的方法，能否挽救这些民族？
从人类开始群居的那一刻起，就有了最简单的语言-词和句子，这使人脑中产生了意识，也使先人觉察到自己与周遭一切的不同。我时常幻想，当先人发现自己居然能和同类交流情感和思想时，在那一刻，他们一定受了一惊，并且欣喜无限。
世界复杂多变，这种变化又造成了语言的多样性。有语言学家认为，世界上的语言有1万种之多，也有语言学家认为，只有4000～5000种。学术界相对认可的说法是差不多有将近60 0 0种。我并非悲观之人，但我对语言的预测一向缺少乐观，我推测，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中，全球语言会消亡50%。随之一同消亡的，还有千万年前先人的吃惊和欣喜，还有那一刻野兽潜过小河的声响、丛林中潮湿的香气，以及照射在古老祭台上的冰凉月光。
澳大利亚土著
澳大利亚：土著语，在屈辱的文化强暴中走远
全球母语遗失最为严重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人的语言遗产中，有95%已消失殆尽。我惊讶地发现，这里的语言状况甚至比美国还差。在抵达澳大利亚之前，我刚刚进行过美国语言状况的调查，那里一直都是英语一统天下，但我仍然发现，一些土著美洲人依然在固执地使用本民族语。相反，澳大利亚的语言传承却出现了断裂。
“这里至少有12种语言已经彻底没人再说了。”在澳大利亚跟踪调查已经30年的语言学家皮特·奥斯汀叹息道。
我们坐在一个街头咖啡馆里，奥斯汀说这里曾是一处土著语交杂的地带，现在却损失得差不多了，他曾几次拜访这家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店主，试图多了解一些土著语的遗失状况，都遭到了拒绝。奥斯汀希望再试一次。于是，我们这两个白头发老头就站到了店主面前。
“不要总纠缠我了，我不想回忆过去！”倚在门框上的店主气愤地说。半天，他只是一会儿瞪着眼睛看我们，一会儿又看其他地方。我们只好离开了，我看见他明显地松了口气。
奥斯汀说，店主内心有隐痛，才不愿交谈。奥斯汀其实也不愿意打扰他，但他的工作又必须如此。澳大利亚土著人在白人殖民统治期间，曾受到空前绝后的杀戮和掳掠，许多土著女人被强奸，白人带来的大量疾病，还使无数土著人死于非命。20世纪早期，政府强制把白人和土著女人的混血儿童从他们的母亲身边带走，让他们接受白人文化，使孩子们失去了传承民族文化、学习母语的机会，还被迫成为白人的奴隶。
受殖民运动的影响，土著语大幅度减少，现在普及下来的是白人殖民者留下的澳大利亚土著口音英语。在白人到来之前，澳大利亚大概有250种语言，加上北方、南方、东方和西方的方言，共有700多种，如今却只剩下不到70种。那些经过年深日久累积下来的民族文化载体-音乐、诗歌、小说等，因语言消失而严重摧毁。
至于白人为什么执意要带走混血儿童，不让他们学习本族的语言，大多数澳大利亚土著认为，这是白人不仅要在文化上打压他们，还要模糊他们的身份、归属，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壮大自己的民族，弱化并逐渐消亡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族。
奥斯汀带我认识了吉塔·威伦斯，她是当年那场灾难下的一位混血儿，事隔多年，如今她已年届中年。她头发金黄，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显得高雅端庄。但对于自己的身份，她一直感到尴尬和伤感。她虽然被白人带走接受“良好教育”，但她认为，白人并没有真的接纳他们。
“我们是白人男子强奸或利用土著人妇女创造出来的特殊人种，既不是白人，也不是有色人种，是双方的耻辱，没人愿意接纳我们。”吉塔失落地说。
吉塔说，有一次，她的母亲埋怨她： “你为什么不说我说的话？是觉得土著语丢人吗？”她赶紧解释：“不是，我不觉得丢人，我是不知道怎么说，我从没学过。”吉塔认为，她并没有抛弃母语，而是她被母语抛弃了。
“你母亲怎么回答？”我问吉塔。
“她什么也没说，突然就哭了。”吉塔说道。
好在吉塔现在正在努力学习土著语，或许能给她母亲一个安慰。吉塔的一个免费教师是普里西拉·柯林斯，他是中部土著人电视台的播音员，吉塔总是通过他的播报纠正发音。
中部土著人电视台创建于25年前，在此之前，澳大利亚没有为当地人准备的土著语广播频道。通过这种途径，一些土著语得以保留下来。而且，经过这20多年的土著文化传播，柯林斯发现，英语其实并不是所有媒体的第一语言，它甚至被当成第八语言、第九语言。
“要不是考虑到一部分收视率，也许它早就被放逐了。”柯林斯向我快活地眨了眨眼睛。
托托纳克人
墨西哥：托托纳克语，“下贱的母语”
“没错，我说的是托托纳克语，我穿的也是我们印第安人的服装。如果有哪个混蛋说我说的是下贱的语言，说我穿得像个叫花子，我会毫不客气地揍他！”卡尔德两眼瞪着我，杀气腾腾地回答我的招呼。
卡尔德是我在墨西哥科尤特拉自治区遇到的第一个浑身上下本民族特征明显的印第安人中年汉子。他会说两种语言，除托托纳克语，还懂西班牙语。他对我充满敌意，是因为久已受到鲁湾人的歧视，心中充满愤懑。
托托纳克语是科尤特拉自治区土生土长的珍贵语种，由于使用这种语言的印第安人处于被歧视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托托纳克语及其文化日渐萎缩。
我和奥斯汀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时，一致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鲁湾人最应该受到谴责，他们应该为自己的粗鲁行为感到羞愧。
“鲁湾”是指西班牙裔的墨西哥人，翻译成西班牙语是“智慧的人”，意思是能够思考并做出正确决定的人。这种称呼，也显示出等级不平等的观念。在鲁湾人的文化强暴下，被称为“哑巴、肮脏的印第安人”，极力向鲁湾人靠拢，吸收鲁湾人的习俗，他们甚至放弃了民族服装，平时只有80～100人仍坚持穿本民族服装，卡尔德就是其中的一位“斗士”。
但令卡尔德十分愤怒的是，他们这个 “下贱民族”的“下贱的民族服装”，在科尤特拉自治区卖给白人时，只值4比索，但是，当白人将服装带到墨西哥城后，却能卖上15比索、20比索，甚至198比索的好价！
强烈的民族歧视，严重刺伤了科尤特拉印第安人的后代，孩子们拒绝使用托托纳克语，而是以使用西班牙语为荣。
“我的孩子们上学回来后，在一起唧唧喳喳，我竟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卡尔德说。为此，他和其他父母一样把孩子们送到双语学校，这样就能学到托托纳克语了。但令他困惑的是，母语竟然也需要到学校去学！这是原本在家中、在成长过程中就应该学会的语言，现在却需要花费金钱，把它当成第二语言来学习！
而且，即使是双语学校，从六年级开始，也只教授西班牙语。我对卡尔德说，也许等到孩子们把西班牙语学好后，没准母语会适时回归，但卡尔德摇摇头，说：“到那时候，他们又开始觉得应该学习英语了。”
肯尼亚土著
东非：Sheng语，自由的象征
最富有自由精神和创造力的语言是哪种呢？来到东非的肯尼亚奈洛比时，这个问题闯入了我的思维。
在奈洛比索韦托的坎贝拉地区，我充分领教了一种极其混杂的语言的魅力。这就是Sheng语。Sheng语简直就是所有语言的混合体，里面包括英语、各种异教徒语和斯瓦希里语，其中以斯瓦希里语比例最大。
Sheng语的产生源于非洲人的智慧和好奇心，他们喜欢把两个词拆开后重组，比如从英语中取出eng，加上斯瓦希里语中的sh，就组成“英语”Sheng。
如果我还年轻，并且处于恋爱伊始阶段，我一定会对Sheng语感恩戴德，因为Sheng语混合体可以掩护初生的爱情，避免被女朋友的父母发现。即使被发现，也无关紧要，他们不会发现我正在勾搭他们的小花朵，只会很“客气”地说：“这些孩子在说什么鬼话，赶紧滚出我的房子！”而不会像被豹子踢了一样发疯。
Sheng语给了年轻人自由的空间，但也因年轻人的奔放和冒险而走向颓势。一些勇于闯荡、锐意进取的年轻人，为开创新的领域走出家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实现了理想。但越是成功的人，在他身上， Sheng语流失得就越快。
当那些以Sheng语掩护爱情的人，转眼成为老人后，想到年轻人不尊重本民族语言，未免感到遗憾和伤感。
“就好像田鼠故意糟蹋庄稼似的，总是和你作对。”他们这样抱怨道。然而，他们又不能阻止年轻人不要去开拓世界、不要为实现理想而流血流汗，因为从宏观角度说，那是在破坏文明的进步。他们并不想成为罪人。
Sheng语变化多端，根据不同区域，表达的意思也不同，熟悉Sheng语的人，可以从语言中猜测出此人来自奈洛比的哪个地区。但它是一种自由的语言，词汇量每天都在增加，这是我在研究其他语种时，很少碰到的趣事。这也使得当我站在奈洛比街头，与使用奈洛比语的人聊天时，略感困惑，因为有一半语言我听不懂，它是年轻人的语言，是街头语言。
随着世界范围内语言文字由繁至简的变化，Sheng语几乎随时都在被更新，被创造。我在乘坐公交车时还意外发现了一个小故事。那是在离开奈洛比城的途中，车厢里突然散发出烧焦的味道，司机坚持往前开，直到车子周围出现白烟，才停下来修理。
他一边拿工具一边抱怨说，现在的公交车都是垃圾，他父亲那辈人就没这么倒霉，那时候有一种最好的matatu汽车，是58路车。我问他什么是matatu汽车，我怎么没听说过，他立刻停下手中的活，跟我解释，“matatu中的tatu，在斯瓦希里语里意思是‘3'，意思是乘一次车只需3先令，我父亲他们就这么叫公共汽车”。
我恍然大悟，同时有些歉疚耽误了他的工作。我向周围看了看，乘客们都在各行其是，似乎并没有因为我的横加干扰而不快。他们或许已经习惯了这种状况。其中一位个子高高的小伙子还热情地凑到我身边来。
“那都是老黄历，现在又有了新变化。”他摇着手说，“mat at u后来又变成mathree，英语单词‘three'（3）替换了matatu中的tatu。”
“为什么？”
“因为读起来更容易呗。”他动了动眉毛，有些同情我的反应迟钝。
顷刻，他又问我：“你知道现在怎么叫吗？也叫matz。Matatu变成了matz！”当他看到我又注视着他时，立刻又说：“是的，还是同一个原因，就是想让它读起来短一点。我们说它，可不是为了添麻烦。”
或许，3年后，这个小伙子与他的同伴们口中的Sheng语（如果那时还没有消亡殆尽的话），我可能一句都听不懂了，但我一点也不吃惊，尽管这会再次使他们“同情”我，但这种状况是可能发生的。
泰国长颈部落
泰国：马拉比语，阴阳调和的语言
里斯切尔教授是我的同行，20年来，他一直在研究泰国马拉比语。他的研究过程非常令我钦佩，他总是一个词一个词地向当地人请教，然后，一个词一个词地仔细琢磨，直到了解词语中的真正含义。每次看到他这种貌似陈腐、滑稽、老套的研究方式，我都心存感动，并为马拉比民族感到庆幸。
马拉比地区的一些族人也对他很尊重，当我们沿着山路走进部落时，一群男人正用木棒扛着一头大野猪从森林里返回，并在场子中宰杀野猪。看见里斯切尔走过去，一个男子立刻直起身，指着野猪被剖开的内脏，念出一个单词。看到里斯切尔有些迷惑，又慢慢念了几遍，然后认真地看着里斯切尔把他的语言记录到小本子上。
马拉比是泰国的原始部族，以狩猎和采集野生食品为生，他们由几个家庭组成一组，在丛林里群居。21世纪初，这个与世隔绝的部落因与现代文明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吸引了许多人类学家的注意。但仿佛只在一瞬间，现代文明说来就来了，如今，年幼一代的马拉比人便意识到了母语在读写方面的弱势，为了不被现代城市抛弃，他们开始学习泰语，以便在城里找到工作。
为确保马拉比语及其文化不致消亡，我和里斯切尔教授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尽快把收集来的语言材料，装订成册。
在收集马拉比语的过程中，我们不禁为这种语言的魅力所倾倒。马拉语中蕴涵丰富的古代哲学，其中阴阳调和的思想尤为显著，比如，女人有女人的语言，男人有男人的语言。女人说暗棕色时用“阿比史莱”，男人则用“阿东史莱”，而“暗棕色”这个词原本是指獾的生殖器的颜色，按照马拉比的语言习惯，女人使用这个词时要用阴性，把它说成雌性生殖器的颜色，男人使用这个词时要用阳性，把它说成雄性生殖器的颜色。
如此简单直接又生动形象，我强烈建议里斯切尔一定要把它直接写进字典里。
艾伦·龙是马拉比语语种保护人，他从7岁开始学习马拉比语，他们的学校由一间鸡舍改建，散发着有机肥的味道。每天8点左右，他就伴着肥料气味打开收音机，边听边用马拉比语歌唱。艾伦·龙把自己融为马拉比语的一部分，他说无论全球经济形势如何变化，国家地位如何颠覆，即使某种原因导致马拉比人全部消失，在他自己心中，他都不会让这种语言屈服，他要坚持到最后，和这些语言一起灭亡。因为他很清楚，失去马拉比语，人类将蒙受巨大损失。
“但更大的不幸是，大家不知道自己会损失什么，每个人都吃得饱穿得暖，根本不知道失去这样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艾伦·龙说。
马拉比部族的饮食
保护语言，人人有责
每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微妙，我能用我的母语表述一切，你也能用你的母语表述一切。但是，我的一切和你的一切却永远是那么不同，每种母语都具有某些独一无二的概念。
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中有场戏是想问一个问题，即“谁是我？谁又是别人？”结果用英语来说就是：“我眼中所见的别人，和别人眼中所见到的我，到底是谁？”用阿拉伯语说就是：“谁是别人呢？我们在别人眼中又是谁呢？”
母语无法复制的特性，使它所承载的祖先的经验、情感、传统和文化，都具有无法复制的特性。而这些，不仅是我们个人的精神遗产，也是全人类的。因此，当一种母语遗失时，意味着世界的多样性少了一种，也意味着我们在自我认知上遭到了放逐。
我们在人海中丢失了自己的身份，茫然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属于哪里，自己的祖先有过怎样的历史等等。当我们感到自己在世界上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时，有些人甚至会因此失去自尊和自我认同，感觉自己遭受到其他语言使用者的歧视。
若是这个失去母语的民族没有文字记载，也就是没有他们曾经存在过的证据，甚至可以说，相当于这个民族从未存在过，那么，即使这个民族曾对人类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但人们也并不知道，只能任这种文明默默湮没在历史深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护语言，应该是每个人的责任。
多年来，我一直思考如何才能让这些语言长留人间，但办法似乎只有一个：创造文字。文字是语言的载体，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迟早会被现代社会所遗弃。因此，对那些没有文字的弱小民族来说，若想保存母语，使民族不致消亡，可以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字系统，重新造字、组词、连句。
学习苗族语言
中国少数民族“小语种”生存现状
传说和苗族古歌里都说苗族有文字，如今，湖南省城步苗族又发现了大量存世的苗文石刻，这些发现无疑丰富了苗族语言与文字的文化传承。
除了苗族，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共同造就了中国现在的多语言多文字的社会，但和世界上很多民族的语言一样，一些“小语种”时常难逃濒临消失的命运。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有13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有四成语言已经显露濒危迹象或正在走向濒危。”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教授孙宏开担忧地说。
中国少数民族并非都有文字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多次组织相关机构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字进行调查统计。“如今确定了56个民族。而在55个少数民族中，一个民族说一种语言的情况比较多，但是有的民族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教授孙宏开向记者解释道。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语言工作者陆续进行了多次语言调查。“根据调查情况来看，中国的少数民族共有13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但是，与之相应的系统文字并没有那么多。“在56个民族中，汉族、回族、满族3个民族基本上通用汉字，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朝鲜族、彝族、傣族、拉祜族、景颇族、锡伯族等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这些文字大都有较长的历史。有的民族在不同地区也会使用不同的文字。”因此，在1949年以前，已使用文字的民族有21个，文字24种。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为促进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帮助一些少数民族改进和创制了文字，先后对傣族、彝族、景颇族、拉祜族的文字进行了改革，同时采用拉丁字母帮助壮族、布依族、苗族、黎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佤族、侗族等十几个民族设计了十几种文字方案，以便于书写、学习和印刷出版。
“如今，我国各民族现行文字约有40种。”因此，和很多人所认为的数字不同，并非所有民族都只有一种语言，也并非所有民族都有自己成体系的文字。
“现有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都是经历了历史上语言功能竞争的考验，而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承载了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无论从发音还是书写上都各具特色。”孙宏开认为，以一些民族的文字为例，其在书写形式上各有不同，比如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是从右往左书写；蒙古文、锡伯文是从上往下书写，行序从左往右。“有的标点符号也不同，如藏文标点，短词和句尾用一条垂直线表示，章节段落结尾用双垂直线，全文结束用四条垂直线；蒙古文用一个点表示逗号，两点表示句号，段落末尾用四个点表示。”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仅起着沟通交流的作用，也是对其文化特色的一种传承，因此，对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传承保护是很重要的。”孙宏开说。
少数民族语言出版物
人口基数大不一定语言传承好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正在面临消亡的危险。尽管中国政府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其语言多样性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孙宏开告诉记者。
最新调查显示，中国正在使用的13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在1万人以下的语言约占语言总数的一半；在1000人以下的有20余种，它们基本上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
孙宏开认为，“如今，有几种少数民族语言已经处于完全失去交际功能的状态，如满语、畲语、赫哲语、塔塔尔语等，这些语言面临的传承情况最为严峻。”另外，有20%的语言已经濒危，如怒语、仡佬语、普米语、基诺语等。“另外，有40%的语言已经显露濒危迹象或正在走向濒危。”
孙宏开说，“语言和文字传承能否长久，不一定和其民族的人口基数相关。”因为，即使使用人口超过1000人的语言和文字，也并不说明它们有较强的生命力。以如今极为濒危的满语为例。“满族虽有1100多万人口，但会说满语的人却已不足百人，而能精通满文的不到10人，他们如今居住在东北的一个小村庄，且都是年过八旬的老人。如果这些老人先后辞世，那么满族口语很有可能会退出历史舞台。”清史专家阎崇年就曾为此进行过呼吁。
对此，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的教师常山也向记者证实，“如今，东北的满族聚居区内，会说满族口语的人已几乎没有了。而黑龙江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的师生们对满语的了解却多停留在满文上面，因为，研究满文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还有作用，例如有助于研究清代满族历史文献。而由于满语与满文的知识内容差别很大，满语的实用性又几乎没有了，所以传承人越来越少了。”
与满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京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少数民族京族，如今人口只有2万多人，但会说京语的却有1万人左右。”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的京语专家何思源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很多专家都认为京语会迅速消亡，但是，由于京族人依然保持聚居生活，另外，近十几年间，越南与广西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与越南语相同的京语也焕发了活力。”何思源觉得，“人口数量的多少并不是语言与文字能否传承的决定因素。少数民族的聚居程度，其内部是否还有使用这种语言的环境与必要性，这种语言是否能给人们带去更多更好的现实价值，这些因素决定了该语言是否还具备竞争力。”
“处于弱势的民族语言，面临着强势语言、全球化、互联网外部因素的冲击，有些正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危险。”孙宏开说。因此，这些年有关机构和语言学界都在尝试着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护弱势的、濒危的民族语言，成绩也是可圈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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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多样语言仍需各方努力
虽然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由于客观因素正濒临消失，“但是，我国有些少数民族的语言与文字，其传承工作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孙宏开说，“例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彝族、壮族这7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传承相对较好。”
“这些文字语言多在国家的各种会议上被例行翻译，因此有更多的社会需求。另外，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产生较早，也较系统，长久以来的传承也少有中断的情况，民族内部一直有其聚居的范围，使得它们有了交流使用的现实意义。”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教授季永海对此分析道。“做得好的地方的相关部门，多是从几个方面来抓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应用传承的。”
一是在教育领域中抓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有传统民族文字的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民族语系文字在学校和各种教育中得到使用，逐步形成从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学体系。“有些民族在基础教育中，也采用了开办双语教学班的形式。”
二是在会议等书面文件中涉及少数民族语言。例如，在国家级的各种重要会议中，均会提供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彝族、壮族这7种民族文字的文件，并设置同声传译。“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召开会议可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有条件的民族自治地方，司法部门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三是在新闻传媒领域中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通过各种媒体来营造应用与记录传承的环境。“但是，这些毕竟是辅助方法。”孙宏开认为，“少数民族的语言与文字能否传承下去，客观上讲，还是其语言与文字是否具有现实价值的问题。”
“曾有一些人建议，把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字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孙宏开说，“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虽然依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语言都在保护范围，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可操作性不强。如今，多是少数民族把其通过语言为载体的戏曲、文学成功申入非遗，这些已经有了很多相关传承人，用于纯交流的语言很少听说。”
“不过，关于少数民族语言应用与传承的问题，如今已经越来越得到上级部门的重视。”很多专家都在致力于搜集记录相关的声像材料，“相信相关的保护机制会逐步得到完善。”孙宏开乐观地说。